我出生於文革前。一個精神食糧匱乏到兒童連環畫都沒有的時代。

兒時最喜歡的是翻看父母的影集。從那本全是發黃的黑白照影集裡，我認識了父親的二哥，我們叫二伯。

二伯當時在哪裡？為甚麼不和我們家來往？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唯一聽說的是二伯聰明又有才華，並且很年輕就在中華民國的郵政局謀職。父親三歲時死了爹，七歲時死了娘，是二伯照顧父親長大成人，按理我們應該跟二伯一家來往極其密切啊。

大人們越是不說，我就越是想知道。有關二伯所有的不解和好奇，就這樣，一直憋在心裡幾十年。

直到九十年代，大約是1997年，整整斷交四十三年之後的二伯與父親才重新交往！人的一生，又有幾個四十三年呢？事實上，二伯就在重慶的郵政系統工作了一輩子，父母親是一直知道的。然而究竟是甚麼深仇大恨，會使得手足之情恩斷義絕四十三年不通音信？

親人變成仇人的故事是這樣發生的：

我母親在家鄉的私塾裡長期讀書，是鄉裡公認秀外慧中的美女。1949年我外公去世後，家鄉鬧土匪，當時只有二十一歲的母親只好來跟她已經訂婚多年的未婚夫來到重慶。

父親很快就去了中共的第二野戰軍開辦的軍事大學讀書。當時他的入學動機是為了在共產黨的軍事學校裡，吃飯穿衣不要錢。沒有想到的是剛剛吃飽穿暖，遠沒有畢業，就立即被送去了朝鮮前線，成了“強迫”的志願軍，幫助先發動韓戰的金日成，去跟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隊開戰。此後韓戰四年，父親音訊全無。

母親後來考取了重慶財會專科學校。還沒有畢業，就被重慶建設銀行選中，職業是出納，後來又成為會計，這就是她一輩子的職業。

浴血奮戰4年後，淚別了那些死在異鄉的生命，那些中共真正的炮灰，父親幸運的回到中國。直到這時，母親才有機會將這些年來的遭遇告訴父親，從此，父母跟二伯一家就徹底斷絕了聯繫。

提起母親的遭遇，不得不提我外公。外公是當地有名的中醫，也是當地中醫協會的會長。平時廣結善緣，給窮人看病不但不收任何診費，有時候還幫忙付草藥費。他省吃儉用而薄有田產。

二伯的太太，我們叫二伯娘。說起二伯娘還是外公的遠房親戚。二伯娘出身於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家道中落後，就投奔到了我外公家。在外公家裡一待就是兩年，白吃白住。

那時的二伯娘雖然只剩下地主家小姐的名份而沒有了地主家的財力，但她極其要強，不甘貧困，非常希望重新出人頭地。

才華橫溢的二伯時任民國時期的郵政支局局長，自然有很多女性追求者。二伯娘這個鄉下姑娘，用盡心機的算計了情敵，最終嫁給了二伯。不幸的是，共產黨來了，二伯屬於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舊部屬，眼看就不吃香了。

二伯娘為了往上爬，又想到了去討好一位中共的南下幹部，當時的一位郵政總局頭頭。

她明知父母從小青梅竹馬而且當時已是公開的未婚夫妻關係，但還是慫恿母親嫁給那個共產黨幹部。母親斷然拒絕了她的無理要求，明言自己一心等待還在朝鮮打仗，生死未卜的未婚夫。

二伯娘借機往上爬的美夢又破滅了。她當然非常不高興，於是工於心計的二伯娘，使出了所有手段來陷害母親以泄私憤。

從此她寫“揭發”信去母親工作的銀行。在信中，她編造事實，不僅僅誣告我母親是地主，還列舉了很多偽造的證據和證人。

那時候，揭發誣告，整人害人就是大義滅親，就是靠近共產黨組織，就是立場堅定，就是有覺悟。揭發誣陷他人無罪，證據可以編造，就這樣，紅色恐怖下的土改鎮反等政治運動，造就了幾千萬的冤魂。

當時二伯娘提供的最致命的偽證之一就是，外公是1946年去世的，母親當家三年，坐收地租，是主要的剝削者，當然就可以劃分地主成份。如果查證屬實，母親不但會失去工作，而且會被押解回家鄉勞改和批鬥，會下場慘烈。

可事實上外公是1949年去世的。共產黨的工作組下鄉去調查了三次，訪問了很多人，特別是還跟當地貧農調查取證，跟外公家以前請的長工調查，終於證明瞭母親本人不是地主，從未收租。

第一個大難剛剛逃過去，第二個又來了。

母親到重慶的時候，曾經在二伯家裡寄存了幾件貴重的衣物和被蓋蚊帳，那是外婆當年的嫁妝。二伯娘就寫信誣告說，這是母親作為漏網地主逃避土改鬥爭而藏到她那裡的財產。結果母親就嚇得不敢去要回本來屬於她的東西，不承認這些東西是她的。

二伯娘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她看出來，母親又實在想要回來本屬於她的東西，就對我母親說，你就寫個借條，算是你跟我借的吧，外人問起來，也有個交代，你就可以把你的東西拿走了。

善良單純的母親寫了借條取回了她的寄放物品後，二伯娘立刻又拿著母親的借條，寫誣告信到母親工作的銀行，胡說母親借東西不還。

母親有苦難言，逼得委屈求全只好認錯，並且賠償了一百四十元人民幣。這筆錢在當時，相當於母親半年不吃不喝的全部工資。可母親還要用這點微薄的工資養活外婆，供她弟弟讀書呢。她只好四處借債，捱過了一年多極其艱苦的日子，才還清了這筆冤枉賠償的巨款。

在二伯娘的多次的誣陷和揭發下，後來母親被打成右派。母親本人在1984年拿到右派平反通知時，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內控右派，不帶帽子的右派。

二伯娘在外公家白吃白喝兩年，不但沒有感恩之心，反而在共產邪說的教唆下，到處揭發打擊地主來表現自己積極，從而掩蓋了自己地主家庭出身的問題和保住了自己婦女主任的位子。她革自己親人的命，不惜用親人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在共產黨的人肉宴席上分了一杯殘羹。二伯娘原以為，自己這樣血口噴人似的大義滅親，就可以洗脫自己的“原罪”，可以爭取一個好前程，可是命運卻捉弄了她。

天理難違！眛良心的二伯娘，乾了很多缺德事。終其一生，得到最大的報應是，僅有的兩個女兒，一個是瘋子一個是先天的傻子。都是白髮人送黑發人，死在他們的前面。這其中的一個瘋女兒，本來聰明伶俐活潑可愛，是被二伯娘一個巴掌打成了瘋子。

二伯曾任國民政府時期的郵政支局局長，這在共產黨的眼裡，原本就是一個洗刷不乾凈的歷史污點，當時叫歷史反革命。不幸的是，他還有一個更可怕的特嫌帽子。

二伯在中國大陸淪陷前，曾經到香港住了三個月，目的是想投奔朋友並在當地找個工作。結果工作沒有找到，朋友也不幫忙，灰溜溜的回到重慶。以後歷次政治運動，二伯都是一個被批鬥整治的靶子。二伯在香港三個月的經歷，是個跟中共及革命委員會交代不清楚的重大歷史疑點。共產黨懷疑二伯早已經裡通外國，在香港被發展成了國民黨特務。這在當時是，個人歷史不清白，有特務嫌疑的重大問題。

可惜通曉四國外語的二伯在中共的統治下，一生的前程，都是被這個裡通外國的特嫌帽子給毀了。

讀了九評共產黨這本書，我的幾十年的不解才真正有了答案。我才真正明白了共產黨的本質和邪惡。家庭出身地主，成了生下來就帶有的原罪；到過香港，就是裡通外國的特嫌。我爺爺是地主，1932年就去世了，從此家道中落。但當時連吃飽穿暖都成問題的父親卻背了一輩子地主家庭出身的黑鍋。

共產專制下，大力提倡所謂的親不親，階級分。這就是鼓勵親人互相揭發，就是製造恐懼和煽動仇恨，就是逼你淪喪道德底線無惡不作。我們家裡的慘痛經歷，就演繹了在共產制度下，親人之間為了一己私利，不惜捏造誣陷，反目成仇，以至於四十多年不通音訊的人間悲劇。

共產邪說完全利用了人性中的自私自利和貪婪，讓你昧著良心的乾壞事。我們這一家是受害者，二伯娘的一家又何嘗不是受害者，大陸的中國人，誰又不是受害者？

一路看來，斑斑血淚。

共產極權不倒，共產專制不除，我們的噩夢不斷。

這是幾代中國人，用幾千萬個青春和生命換來的血的教訓。

2009年11月寫於澳大利亞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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