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3日訊】19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的結束，盤旋在地球上空的核大戰的陰霾終於煙消雲散，被蘇俄統治的格魯吉亞、烏克蘭等國家相繼獲得獨立和解放，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捷克等衛星國打碎極權的枷鎖，踏上了自由民主之路。
1993年俄羅斯憲法確立三權分立、多黨競爭、軍隊國家化的憲政體制，一黨專政被徹底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在與獨裁政權的力量對比上，自由世界有史以來首次佔據了壓倒性的優勢。
20世紀，孫文的「以俄為師」和中共的「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致使蘇俄政治、軍事、經濟、文藝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和滲透無以復加。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中共如喪考妣，舉行全國性的悼念活動。時至今日，斯大林主義和共產極權的罪惡雖然得到了較為充分的揭露，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中國大陸對蘇俄歷史的解讀仍然充滿了糾結與困惑，一些似是而非的「俄羅斯的啟示」甚至贏得自由派人士的喝彩。
葉子風曾借安·蘭德的話諷刺某經濟學家：有一款知識分子叫「巫醫」，表面上很有知識，實際上腦子裡全是沼氣，飄蕩著和事實毫無關聯的抽像概念。這段話如果拿來評價對俄羅斯的歷史與現狀缺乏深入瞭解卻又愛奢談俄羅斯的「民間思想家」，我很難找到反駁的理由。
王康《十月革命90年救贖、悲劇與啟示》，將列寧領導的毀滅俄羅斯民主萌芽、最終導致上億人死難的反動政變，美化為「世界歷史天空最奪目的旗幟從十月革命的炮聲中升起」。在王康看來，「把一種新的人類解放福音帶給世界、在抵抗並粉碎納粹德國的世界性大戰中居功厥偉、把核彈頭直接運到美國後院」，都是蘇俄的輝煌成就。
「把核彈頭直接運到美國後院」，險些觸發毀滅地球一切生命的核大戰。2002年10月9日，連卡斯特羅都在接受美國廣播電視公司的專訪時承認：蘇俄在偷運核武器的問題上向美國撒謊，犯下了大錯。1960年代中蘇狗咬狗似的論戰達到高潮，於珍寶島大打出手，蘇俄計劃對中國大陸實施核打擊，不知道，這樣的喪心病狂算不算蘇俄的「成就」？
彌賽亞意識（救世主義）和使命感是俄羅斯精神的象徵，貫穿俄羅斯社會千年發展史，有著深厚的宗教基礎、獨特的哲學闡釋和強大的政治依托。1597年，俄羅斯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東正教信仰的惟一捍衛者，西歐文明是對東正教的損害和叛離，俄羅斯這個最虔誠、最堅定的民族被上帝選定為神選民族，被賦予使命與力量來拯救人類，是全人類的彌賽亞，當人類出現危機的時候，彌賽亞民族將起到擎天柱的作用。（金雁《俄羅斯村社文化及其民族特性》）
對俄羅斯情有獨衷的王康，很清楚獨裁的危害，不幸被民族主義、彌賽亞意識攪亂了視線：「沒有蘇聯的十月革命，不可能有中國的今天，沒有後來十月革命的失敗以及蘇聯的解體，更不可能有中國的今天。在這個意義上，一切狂妄的、一切驕橫的、一切不自量力的思想，都是荒唐可笑的。」（《俄羅斯知識份子的特性》）
中國的今天，沒有遊行示威、組黨結社、選舉官員的權利，「屁民」的人權、物權隨時都會受到侵犯，追根溯源，都是「十月革命」惹的禍，對「十月革命」難道不應唾棄而是感恩戴德？恐怕林昭、李九蓮們不會同意，死於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內戰和饑荒的數千萬炮灰與餓殍也不會同意。
俄羅斯早期革命家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一種福音，一種拯救一切人的普遍信息」，列寧巧妙地將俄羅斯傳統的彌賽亞意識置換為「蘇維埃真理不僅可以在一個國家獲得成功，就其’救世’的性質而言，它還可以擔當世界的拯救者」，獲得普遍響應，共產國際應運而生。
蘇俄果真如王康所言，「把一種新的人類解放福音帶給世界」，還是將共產暴政散播到了中國、北韓、越南、柬埔寨、古巴和東歐，是一個不容含糊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以中國為例：
從策劃組建中共、促使國共合流，到援助孫文、蔣介石、中共完成徹底打亂中國法治進程、暴力顛覆民國政府的「北伐」；從幫助中共推翻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到慫恿、支持中共捲入與自由世界為敵、陷北韓民眾至今生活於地獄之中的韓戰，蘇俄亂華的罪惡罄竹難書。
沙俄的蠻橫、蘇俄的暴虐，固然是對彌賽亞意識的背叛，但又何嘗不是血管中流淌著彌賽亞意識的俄羅斯人，為「拯救世界」而不擇手段？
王康沉浸在俄羅斯「拯救世界」的激情裡難以自拔，幾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在《我的精神麥加》、《俄羅斯道路》、《俄羅斯的啟示》等關於俄羅斯的文章中，不遺餘力地頌揚俄羅斯彌賽亞意識，全然不顧這種可怕的救世情結的負面效應，給俄羅斯及全人類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因為，俄羅斯彌賽亞救世主義神聖、光榮，毋庸質疑，是上帝賦予神聖俄羅斯的「天命」。這樣沉重的十字架，俄羅斯背了600年還不夠？
為實現美好的理想，可以背棄人性、不擇手段，是宗教戰爭、彌賽亞意識、共產革命興起和發展的關鍵因素。且不說綿延近兩個世紀的十字軍東征，與決心把亞洲從白種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日本軍國主義一樣，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都有不同程度的「救世情結」，為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解放全人類」，肆無忌憚地使用霹靂手段，成為載入史冊的人類屠夫。
在蘇俄禍害人類、最終導致上億人死難已是不爭之事實的今天，王康居然斷定蘇俄「所主宰的半個世界遠比另外半個世界更高尚、更純潔、更無私、更有前途」（《十月革命90年》），啟蒙變成了「蒙啟」。
18世紀以來，無論是具有濃郁的彌賽亞救世主義的沙俄，還是穿新鞋走老路、推行共產革命的蘇俄，帶給人類的都不是拯救，而是鐵與火，是農奴制度和血腥的極權體制，以及野蠻的征服與殺伐。有拯救世界的俄羅斯精神做底蘊，侵佔中國大片領土、策劃外蒙獨立，入侵中亞和東歐，沙俄、蘇俄的鐵蹄理直氣壯地肆虐歐亞大陸。
蘇俄對反法西斯戰爭有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但千萬別忘了，蘇俄本身也是二戰的罪魁禍首。在與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瓜分歐洲的條約之後，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17日蘇俄從東面入侵波蘭，28日與德軍在佈雷斯特「勝利」會師，共同舉行了閱兵慶典；11月30日，蘇俄大舉入侵芬蘭。1940年春，蘇俄在波蘭卡廷森林槍殺波蘭被俘軍官2萬多人，並栽贓於納粹德國，隨後入侵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羅馬尼亞，虐殺、流放了這些國家上百萬的知識精英與平民。
1941年4月13日，蘇俄與日本簽訂互不侵犯的中立條約，發表共同宣言，承認外蒙與偽「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得以放開手腳進攻中國、發動太平洋戰爭；直到6月22日遭到納粹的進攻，蘇俄才被迫開始反法西斯戰爭。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的佛曼認為蘇俄濫殺無辜的情況甚至比納粹還要嚴重。
蘇俄對現代政治文明的唯一貢獻就是提供了一份血淋淋的反面教材：迫使自由世界不斷修正、改善並傳播憲政民主的價值觀，最大程度地發揮、捍衛人類自由的天性，形成無與倫比的吸引力和創造力，確保自由世界在與極權專制的拚殺和競爭中勝出。
俄羅斯精英，偉大如索爾仁尼琴，1996年發表短篇小說《在轉折關頭》，吹噓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成就，對斯大林之死和蘇聯解體充滿了惋惜之情：「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個最偉大的人」，但「還沒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個什麼樣的偉大人物，還需要再過許多年才能認識到，是斯大林使得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黨是我們的槓桿，是我們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貌似與《古拉格群島》的基調充滿矛盾，但這樣的矛盾卻非常契合索爾仁尼琴等俄羅斯精英的彌賽亞意識。因為，沙皇、斯大林都是「強大俄羅斯的象徵」，俄羅斯必須強大到有能力去拯救世界。
陀斯妥耶夫斯基通過《卡拉瑪佐夫兄弟》，論述俄羅斯人內心深處具有拒絕個性自由和責任，把這些權利推給某個人，然後信任他、服從他的需要，在某種程度上預見到了集權的出現。（白曉紅《俄國斯拉夫主義》）普希金「我愛你，彼德建造的大城」（《青銅騎士》），是俄羅斯民族「沙皇崇拜」心理的詩意表達。受彌賽亞意識的影響，俄羅斯人嚮往強大的國家、漠視個人自由、欠缺理性精神，不乏世界級的文豪，但從未出現過洛克、康德、尼采、哈耶克這樣的大哲學家。在沙俄，尤其是蘇俄這樣反人類反人性的極權體制下，知識精英首先是打擊對象，先進的政治思想根本無從誕生和發展。
1830年、1863年兩次波蘭起義失敗以後，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公開表示對波蘭人反抗沙俄的切齒痛恨（金雁《龍熊同窗：俄羅斯為什麼「不高興」？》）。
在缺乏自由民主的土壤中，可能導致災難的「救世情結」和民族主義激情，如同可怕的瘟疫，連普希金、托爾斯泰這樣的精英都未能倖免。可想而知，當年沙俄血洗江東六十四屯，是何等的豪邁！日軍為「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發動「大東亞聖戰」、「重建東亞新秩序」、解放白種人統治下的亞洲，遭遇國軍的激烈抵抗，又是何等的憤慨！
俄羅斯人至今沒有深刻地意識到：邪惡的手段會扭曲、消融正義的目的；自由的個人的集合，才是國家、民族強大的意義和根源。好在成員國多達28個的北約空前強大，而建立了憲政體制的俄羅斯（2000年要求加入北約遭到拒絕），已不可能對自由世界構成實質性威脅。蘇俄解體後，俄羅斯再也無法左右歐洲和世界的局勢，政客們為迎合、安撫選民的彌賽亞意識和巨大的失落感，不得不表現出強硬的姿態，以大國意識形成民族的凝聚力。
彌賽亞意識、崇拜權威的傳統和共產革命，給世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今天仍然是俄羅斯邁向現代政治文明的阻礙。一個民族活在曾經的榮耀和傳統裡，無法擺脫、超越單一而封閉的文化特性，在本身處於不自由的狀態下，與其惦記著「拯救世界」，不如先拯救自己，完全融入自由、開放的文明世界。
過去的教訓足夠慘痛，人類社會現在和將來，都不再需要俄羅斯式的可怕的「拯救」。俄羅斯的啟示，不妨用《聖經》故事來闡述：上帝為阻止人類聯合起來興建通往天堂的高塔，讓人類說不同的語言，使人類相互之間無法溝通。
失敗的通天塔計劃，確乎是對人性缺陷或人類極限的一種隱喻。人類一旦想要無所不能，即違背了「天意」。不顧條件的限制，不擇手段地去實現烏托邦，結果就是腥風血雨、人頭落地，天堂象天堂一樣遠，地獄就在眼前。
－－原載：《觀察》，200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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