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類來說，古老的疾病不僅僅只有麻風，另一種名叫炭疽熱（anthrax）的歷史同樣可以追溯得相當久遠。炭疽熱也稱炭疽，英文名稱源於古希臘文”anthrakos”，經由拉丁文”anthrax”（癰、疔）轉至中古英語”antrax”（惡性癤子）演化而來。1863年，卡西米爾•戴維恩（Casimir Davaine）首次將該詞正式冠之。其中文之意取自煤炭，因感染發病後皮膚呈現典型特徵黑痂而得名。

根據19世紀學者的推測，公元前1500年埃及的發生對牲畜影響很大的第五次瘟疫和史稱”癤子（boils）瘟疫”的第六次人畜共患的瘟疫，可能是有史以來炭疽流行留下的最早記錄，因為當時的發病症狀同後來的炭疽症狀非常相似。證據集中體現在被安置在尼羅河上的猶太人身上。他們躲過了瘟疫，而那些沒有居住在該地區的人則遭受了洪水氾濫之苦，洪水為桿菌（bacillus）的滋生和傳播提供了絕好條件。

古巴比倫歷史中留有炭疽為患的印跡，當然，有些記載今天分析起來很有可能屬於梅毒的表徵，但至少反映出當時就有炭疽感染或傳播的現象存在。古羅馬詩人維爾吉（公元前70～前19年）在公元前25年，也描述了一種與炭疽有很多相同之處的動物瘟疫，並警告說它有可能通過與被污染的獸皮接觸傳染給人。而作為古老的疾病，中國古代的《黃帝內經》中對炭疽也有相關記載。

此後相當長的時期裡，史書每每以寥寥數筆帶過的那些次數繁多、導致牲畜大批死亡的疫病中，也不乏炭疽流行的可能性。因為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裡，許多關於動物瘟疫的記錄，幾乎肯定是炭疽但又常常與其他疾病混淆在一起。例如17世紀歐洲發生的”黑禍”（Black Bane），就明顯帶有炭疽的典型病症。而此次被稱為”黑禍”的動物瘟疫大流行，直接造成了6萬頭牛的死亡。

動物中炭疽病的發生，無疑對該傳染病轉而攻擊人類準備了一定條件。炭疽成批殺死人類的主要食用物種–蓄養的牛群或羊群時，必然給人們帶來難以避免的饑荒；同時，高蛋白食物的陡然短缺所造成的飢餓，又反過來大大降低了人們自身抵禦傳染病的能力。這樣一來，接觸病畜以及被其污染了的物品，或甚至飢不擇食地食用病死牲畜肉，必然令感染炭疽者大有人在。1607年中歐就有6萬人因患炭疽喪生。1870年至1880年的10年間，俄國因牲畜患炭疽損失 9000萬金盧布，僅1875年就有近10萬人死於炭疽。只是因為炭疽桿菌對人的大規模傳染只能通過”動物（或物品、環境）→人”這樣的傳播模式才能實現，而幾乎不存在”人→人”的傳播模式，所以才沒有像其他疫病那樣醒目地被歷代典籍記錄者付諸更多的筆墨而將大量悲慘的記錄留給後人。

20世紀的炭疽病

進入20世紀，自然傳播的炭疽流行依然是人類的主要威脅之一。從1900年到1978年，美國發現的18個炭疽患者大多從事羊毛或羊皮處理工作，這也是炭疽在美國曾長期被叫做”剪羊毛工人病”的原因。1945年，伊朗發生炭疽大流行，殺死100萬隻羊。1978～1980年，津巴布韋發生人類炭疽大流行，6000多人染病，多達100人死亡。21世紀初期，大約82個國家發現過動物炭疽，人類炭疽病例則在中東、非洲和獨聯體國家也時有發生。

炭疽所具有的畜人之間而非人人之間的傳染方式，和炭疽桿菌芽孢存活時間長的特性被世人認知後，炭疽流行方式在20世紀裡突破自然傳播界限，更多地受人為的主動傳播行為所支配，即世界上不少強權國家竭力用其研發生物武器，概因炭疽菌易於培植、生命力頑強、收集容易，使其製成生物武器的方法簡單且成本低廉，同時其殺傷力非常驚人，僅需一億分之一克便可將一個人致於死地，經由呼吸道感染的死亡率則高達九成，故而被視為最理想的生物武器。根據美國國會技術辦公室1993年的一份報告顯示，用炭疽菌進行攻擊，可能會造成比核彈還要大的災難。

歷史上首次使用炭疽作為生物武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根據藥業巨頭、羅斯福總統的生物戰顧問喬治•W.默克（George W. Merck）撰寫的絕密報告透露，早在1915年德國間諜便在紐約港口”給馬和牛接種可致病的細菌”。研究生物恐怖主義的專家、美國國防部顧問W.塞斯• 卡勒斯博士（Dr. W. Seth Carus）於2000年在一份工作報告中說，1915年時，德國特工攜帶裝滿液化炭疽（liquefied anthrax）的瓶子滲透到曼哈頓范科特蘭園林（Van Courtland Park）的馬圈裡，用粗糙的針頭給這些動物注射。美國軍事情報局的解密文件也透露，1916年，身處秘密地點的普魯士醫務官安東•迪爾格（Dr. Anton Dilger）在美國馬里蘭州切維獵場（Chevy Chase）的一個秘密實驗室裡製作了炭疽孢子，準備用其感染巴爾的摩港的牲畜。同年在阿根廷，德國間諜仔細檢查了幾個港口，用裝有炭疽的注射器給準備運往歐洲的馬注射。

1916～1918年英國情報局文件和截獲的電報顯示，德國間諜在美索布達米亞給近5000頭正在使用的騾子和馬匹注射了炭疽，隨後1916年 8月又攜帶炭疽前往羅馬尼亞，給即將運往俄國的羊注射。這些文件還顯示，德國間諜巴倫•奧托•卡爾•馮•羅森（Baron Otto Karl Von Rosen）準備在挪威用裝滿炭疽的小瓶子給許多馴鹿注射。此外，德國間諜還分別於1916年在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1917年在法國，給牛和馬注射炭疽，造成大量牲畜死亡，嚴重干擾了協約國軍隊的後勤供應。

美軍前微生物學家西奧多•羅斯伯裡（Theodor Rosebury）博士在他1949年出版的《和平或瘟疫》一書中稱，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那些德國間諜，在企圖對德國”周邊國家人口”傳播炭疽和霍亂方面 “可能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除了羅斯伯裡上述粗略而無法核實的記敘外，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哪個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也認真考慮過針對人類目標使用炭疽。大概最重要的原因是，戰時雙方都廣泛發展的毒氣已經具有了極強的毀滅性，而全世界都認為對人類使用細菌戰簡直不可想像。但這種情況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卻發生了決定性變化。

日軍731細菌部隊

1932年，日本青年軍官、細菌學博士石井四郎受命日本軍部，在中國東北背蔭河地區以”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為掩護建立731細菌部隊基地從事秘密生物武器的研究。1935年，該基地遷往哈爾濱南郊20公里的平房地區。1937年起，日本在中國東北進一步實施細菌戰計劃，其中便包括在民間傳播炭疽的試驗。731細菌部隊在平房佔用了150多座房屋，由近3500名研究人員和僱員組成。石井手下的細菌試驗人員普遍滅絕人性地拿人體進行試驗，集中研究如何強化炭疽、傷寒、鼠疫、霍亂、肉毒中毒、天花、野兔病和腦炎對人體免疫系統的攻擊性能。1938年，石井自己設計了一種陶瓷炭疽炸彈樣品，此炸彈爆炸後可以將數百萬致命的炭疽孢子灑向空中。在日本軍方謊稱”俄國特工用炭疽和霍亂進攻駐華日軍，殺死近6000名士兵和2000匹戰馬”後，石井的細菌部隊規模和人員都增加了一倍，並進一步試制不同類型的鋼殼炭疽炸彈。1940年，731細菌部隊已能每月生產炭疽桿菌500～600千克。據有關資料顯示，此時731部隊製造並存儲了超過5噸的炭疽炸彈。為了使日本特工能夠在近戰和秘密接觸中有效地攻擊個人目標，石井手下還研發了炭疽污染過的巧克力和口香糖，以及裝有炭疽菌的自來水筆、傘等。此外，731部隊還用攜有致命炭疽的熱氣球進行了大量漂浮投放試驗。

美國馬里蘭州一個軍事基地的解密文件描繪了原本有可能延長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間的可怕情節。從1944年末開始，便有報告說美國西部幾個州上空約 150英尺高度有大氣球飛過人口居住區，對此迪特裡克營地（Camp Detrick）的生物學家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到1945年3月，美國西部9個州（包括夏威夷）和加拿大西部共發現了250多個氣球。陸軍新解密的關於氣球的文件顯示，每個氣球都裝有一個燃燒裝置。1947年由雷克斯蒙德•C.科克倫（Rexmond C. Cochrane）撰寫的一份有關化學部隊的絕密報告稱，1945年5月，佐治亞州的5名婦女和兒童被一個落地的氣球殺死；而落在蒙大拿州的一個氣球殺死了一個婦女，落在俄勒岡州的另一個氣球則”殺死了正在參加打獵聚會的6個男人”。

731部隊的眾多研究計劃用人來作活體實驗尤為令人驚駭。根據戰後解密的美國陸軍文件，許多裸露著腿和屁股的人，成為幾碼遠爆炸的炭疽炸彈的試驗品，被用於測試他們在經歷炭疽炸彈爆炸後死得會有多快。文件顯示，無人能使自己感染炭疽後的存活時間超過一周。試驗人體還被秘密地食用塗有炭疽或其他細菌的食物，更有一些人被強迫喝下含有炭疽或傷寒病菌的液體。據不完全統計，731部隊的人體試驗直接造成1000人死亡。日本人在中國的11座城市裡使用炭疽和其他細菌污染供水和食物，進行了大規模的實地細菌戰實驗。

1986年9月在美國舉行的國會聽證會證詞揭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美國戰俘也曾被用做731部隊的試驗品。日本對此長期不予承認，美國政府則也隱瞞不說。這些美國戰俘在戰爭結束返鄉時被告知，”要對其經歷過的試驗守口如瓶”。聽證會後，美國陸軍一名發言人稱，美國沒有”文件證據能確鑿證明”上述有關美軍戰俘的說法，因為所有關於731部隊的記錄都在20世紀50年代末交還給了日本政府，美國沒有保留副本。

據美國日軍細菌戰罪行調查委員會主席、美籍華人作家尹集鈞於2001年11月27日向國際媒體宣佈的調查結果顯示，二戰期間日本731部隊大量培養炭疽病菌，並用活人進行細菌及細菌武器效能的試驗後，很快便將其中的炭疽武器投入戰爭。1942年，731部隊第三遠征隊參加了浙贛戰役，同日軍 1644部隊一起，用飛機把130公斤的炭疽菌等病毒運至浙贛沿線等預定地點，然後向水源地、沼澤區和居民區投撒，使這些地區陸續暴發疫情，中國軍民大批死亡。日本戰敗後，731部隊在逃跑時，還將炭疽菌散播在華中一帶。在當年日軍從飛機上撒下大量炭疽、鼠疫等細菌的金華市郊一個有四五百人的村莊，死於細菌戰的就有兩三百人。最多的一戶人家死了13人。據悉，二戰期間，金華市有6000人左右死於日軍細菌戰，其中近1/3死於炭疽。尹集鈞宣稱，橫行美國的恐怖炭疽，與二戰期間日軍在中國實施的細菌戰一脈相承。

二戰期間的生物戰計劃

二戰期間，為應對納粹德國科學家在相關研究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的形勢，美國、英國、加拿大和蘇聯也都秘密啟動了生物戰計劃。

英國和加拿大研究人員在研製炭疽武器方面特別積極。英國在英格蘭波頓草原（Porton Down）的細菌戰中心進行炭疽試驗。解密的波頓草原文件透露，英國早在1941年就開始了一項炭疽細胞試驗。到1942年初。英國還在波頓草原進行了一系列在空中向地面上的羊群和牛群撒炭疽的試驗。這些試驗導致生產出了英國研究人員所稱之”牛餅”（cattle cakes）的炭疽附著物。1942年，英國還在蘇格蘭海岸附近的格林亞德島（Gruinard）進行炭疽試驗。英國的炭疽研究得到最高層的鼓勵。 1944年初，與丘吉爾關係密切的科學顧問徹韋爾勳爵（Lord Cherwell）對丘吉爾說，由於炭疽”驚人的潛能”，英國別無選擇，只能發展炭疽炸彈。丘吉爾立即做出回應，命令軍隊領導人向美國要50萬枚炭疽炸彈。

加拿大人的炭疽試驗稍稍落後於英國。他們在卡爾加裡和梅迪辛哈特（Medicine Hat.）附近的一個名叫薩菲爾德（Suffield）的荒無人煙的草原上進行了自己的試驗。有關這些試驗的細節迄今為止公開的很少。

從1942年開始，美國軍隊進行了一系列秘密的炭疽試驗，而炭疽武器的正式研究始於1943年初，由維斯康辛大學的艾拉•鮑德溫（Ira Baldwin）博士主持，並在馬里蘭州的細菌武器研究中心迪特裡克基地封閉設施裡培養了大量的炭疽孢。起初，美國的生物戰專家與加拿大軍方進行合作。加拿大人則在一個隱蔽的地方–魁北克附近聖勞倫斯海路上的格羅澤島（Grosse Isle），以每月約150磅的速度生產炭疽。由於格羅澤島上的炭疽生產比較慢且其他問題很多，美國官方遂決定自己生產炭疽孢，他們在印第安納州的維戈耗資數百萬美元的設施中生產炭疽。該設施原為常規軍火廠，為生產炭疽特地更新了設備，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可以生產50萬個炭疽彈所需的炭疽。1944年初，美國在迪特裡克實施了一項成熟的炭疽武器計劃。同年6月，在英國要求提供50萬枚炭疽彈後，美國決定生產100萬枚炭疽彈，其中一半美國準備儲存起來以備使用。此外，該計劃還生產了數百枚原型炭疽集束彈（prototype anthrax cluster bombs）。在維戈設廠生產炭疽之前，美國在迪特裡克共生產了5000枚裝有炭疽孢的炸彈，同時還生產了大量的炭疽孢–有人說超過兩噸。當時維戈擴大生產的計劃被視為保證軍隊戰時目標需要的基本步驟。迪特裡克基地的官員一直說維戈的工廠”從未用於生產致病產品”，而且該廠在戰爭結束時就已被放棄，租給一家私人製藥公司。官方的記述中從未有過數百萬炭疽孢和數百枚炭疽彈的描述。自1943年至1946年間，美國細菌武器研究中心狄特裡克營地便先後發生 25名實驗室人員感染炭疽病的案例。

冷戰期間的生物武器計劃

冷戰期間，一些國家尤其是超級大國依然沒有放棄炭疽試驗。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設在馬里蘭州的迪特裡克基地繼續從事生物戰研究計劃。1969年，尼克松總統結束了美國的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但防禦性生物武器得以繼續進行研究工作。1973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和蘇聯領導人布列日涅夫簽署了一項禁止進行生物武器研究的條約。儘管有此協議，蘇聯仍在隨後的幾個月裡依然實施了一項極為秘密的”生物制劑”計劃，在全國至少新建了47座生物戰研究室。蘇聯人這項計劃的目的是繼續進行實驗並發展可用於生物武器技術的各種疾病（disease agents）。而炭疽這種由傳染性細菌（infectious bacterium）引起、能被用來不知不覺地危及廣大人口的疾病，則被作為秘密研製的重點。

1979年，前蘇聯斯維爾洛夫斯克市（Sverdlovsk，現俄羅斯的葉卡捷琳堡）暴發炭疽熱感染。這年4月初，病人們開始突然出現在斯維爾洛夫斯克的醫院裡，說是出現了槽樣（flulike）的症狀。患者開始死亡時，醫生們沒有往炭疽那兒去想，只是感到困惑。蘇聯當局的官方報告很快稱，受害者肯定是食用了受到污染的肉而感染上了炭疽，儘管初步屍檢表明病因是空氣傳播的病源所致。然而，在發生第一例患者死亡後，數支特別緊急分隊被調來射殺無人認養的狗，用氯清洗醫院和房屋，鋪建道路。

從1979年4月4日至5月18日，斯維爾洛夫斯克有傳聞說96人患病、66人死於炭疽熱。由於官方嚴格控制有關此次炭疽暴發的消息，死亡的確切數字不詳，有人說可能死了數百人。屍體解剖記錄掌握在克格勃手上，除了幾張手寫的便條和隱藏的屍體標本外，死屍都被用石灰掩埋在了一起，由政府出錢派人看守。

鑒於冷戰正酣，高度機密的生物實驗室還不被美國所知，蘇聯當局宣稱此次炭疽熱流行實際上是按正常形式發生的，是因食用受到感染的肉引起的。那時，蘇聯媒體從不對任何形式的疾病流行予以客觀報道，故有關這次事故的細節只是通過蘇聯醫生私下裡來獲得。兩位參加過屍體解剖的醫生說，死者的肺組織被炭疽細菌污染，這表明炭疽是從空氣中吸入–而不是源於食物，因為這將對腸胃系統造成更明顯的傷害。這些醫生秘密地保存了標本、死者的照片及驗屍報告的副本，沒有把他們交給克格勃。

事故發生後不久，西方便出現了有關蘇聯暴發炭疽熱的傳聞。此後許多年裡，西方的研究人員一直懷疑炭疽熱的起因，甚至於1988年4月一隊蘇聯醫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際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所作的陳述也未能消除懷疑。蘇聯人依然堅持多年來官方的說法，即該疾病是因食用了受到感染的肉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