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1960年前後，中國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造成慘劇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災害」，也不是「大躍進」，而是合作化、公社化，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要消滅私有制，大饑荒是制度性的產物。
（一）我是公社化的參與者、見證人
1957年我畢業於山東大學，留校任教。不久就被派去農村「勞動鍛練」，1958年實現「公社化」，我正在青島郊區李村與農民同住、同吃、同勞動（三同）。後來返回學校，因為李村離山大很近（當時山大在青島），所以經常有時間去公社回訪。根據我親身的體驗，大饑荒的起因是「合作化」「公社化」。
當時的公社，提倡軍事化，每天幾十個人排隊下地勞動。農家沒有鐘錶，到了出工時間，隊長敲打掛在樹上的半截鐵軌！有時吹號，催了幾遍，人還不齊，大家只能等著，待到人齊才下地，幹不大功夫，有人嚷嚷「該歇歇了」，於是大家就坐在地頭聊天，天南海北地扯淡，也不知道歇了多少時間，隊長喊了一聲：「該干了」，大家就慢騰騰的起來幹活！中午收工是看太陽，沒有準確時間，陰天更沒準，只要天上飄來雨星，大家就一鬨而散，拔腿往家跑。在地裡幹活的時間不多！
公社實行「按勞分配」，每天收工後大家坐在一起評工、記分，但一起刨地，怎能評出誰幹的多少？質量好壞呢？領著幹活的隊長，自然要給他評最高分，明顯身強力壯的也評得比較高，有個老大爺，60多歲了，因為他熱愛公社，「思想好」，政治掛帥也評高分，其他人，大差不差，誰也不好意思挑別人的毛病，最後的結果：大家差不多！
公社的現金收入有限，一年下來，一天的工分扣了糧食錢，少的時候只得幾分現金，家中勞力少的還要倒欠公社！社員分配主要是糧食，而糧食是按照人頭分的，不管男女老少，有一口人就分一份糧食，這種分配，和勞動成果沒有關係。大家看到幹好幹孬都一樣，誰還下力幹活呢？於是就有了怠工、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我和社員一起刨地，就在地裡聊天，一位社員告訴我，別拄著橛頭聊天，隊長看到會挨批！慢慢幹，隊長不能說啥！
（二）公社辦食堂、養豬場和公共廁所
建立公社後農家幾千年習慣的生活方式被完全改變。
原來的農家，是一個比較合理的生活單元，每家擁有幾畝或十幾畝地，過著男耕女織的生活，男人日出而作，女人在家做飯、養豬、糧食和燃料很節省，農家剩飯可以餵豬養雞。北方農村做飯，煙道通過土炕，可以取暖。秋天收了地瓜（紅薯），大白菜都放到屋子裡防凍，一直可以吃到第二年的春天。公社搞食堂，家裏的炊具搬到食堂去了！收工以後，大家還要到食堂排隊領取食物，冬天到家飯菜都涼了！辦食堂後，家中不做飯，取暖就成了大問題，冬天狠難熬！
公社化後糧食成了公有財產，家中糧食全部被抄走，農戶不能養豬，養雞很難！全國肉蛋產量大幅下降，豬肉大減產城市實行配給制，每月發放肉票、蛋票、油票等幾十種，城市有的月份（濟南）一月發一兩肉票。
農家的豬，也集中起來由社隊餵養，地裡打下糧食直接送到食堂或社隊倉庫，1958年地瓜（紅薯）大豐收，無處存放，於是堆在地裡，用玉米秸，地瓜葉蓋住。到了冬天，地瓜凍爛了拉到養豬場餵豬，結果很多豬毒死了！初級社的時候，每戶還可以有一些自留地，種植一些兒蔬菜、飼料，自己養豬、養雞，多了可以到集市上賣蛋，補貼家中開銷，公社化後這些財源斷掉了，城市裡發放糧票、肉票、蛋票、油票、布票。農民每月沒有這種待遇。
過去農家的院子裡有不小的「廁所」（北方人叫茅房）。既供一家人拉屎撒尿，又是養豬的地方，人拉屎後豬會來吃，把人體排泄物的營養充分吸收，農戶還會在糞坑上撒一層黃土，既可以防臭又可以積攢肥料。公社化後，我們那個村填平農家茅房，在街道上建公共廁所！開始農家看起來比較乾淨，但是大小便很不方便，特別小孩，照樣在自家院子裡拉屎撒尿。建公共廁所缺少石料，就把一些墳墓拆平，墓碑用來修建廁所，墓碑的後人，感覺到祖先的牌位在廁所裡面供人拉屎撒尿，是褻瀆先人，要求歸還！最後還是恢復了農家各自的廁所。
（三）幹部問題
一家一戶單幹，家長不但要考慮明年，還要考慮晚年和子孫。公社幹部隨時可能調換，他們的行為只考慮眼前利益很少顧及將來，他們不知道幾年後自己到哪裏去當官。
由高級合作社過渡到人民公社，只用了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很多事情都是上面說了算，公社的幹部，多沒有組織大規模農業生產和經營的能力！他們上台之後，必須按照上級的指示辦事，他們當官，是上級任命的，不存在選舉！所以處理事情，指揮生產是只講政治不講科學，決策時心血來潮，隨意而為！這就是所謂的「瞎指揮」！他們做了很多錯誤甚至荒唐的的決策，！原來的單幹戶，可以根據自家的情況，決定種植什麼，何時播種鋤草收割！合作化後隊長要指揮幾十幾百人的勞作！很困難！有的幹部獨斷專橫，為了簡單，就做粗放式指揮，冬天地裡活少，他們就憑想像決定，讓大家深翻土地（我就參加過這種勞動），很多人排起隊，將土地深挖一米多深！結果生土翻到了表面，不增產反而大減產！有的莊稼剛剛長到一尺多高，要把它拔掉，改種棉花，這樣的來回折騰，糧食怎能不減產！
幹部經常多報糧食產量，以便邀功，這就是「浮誇風」。上面要求他們按照上報的產量交公糧，交不出，就只有剋扣社員口糧，到百姓家抄糧食完成上級任務（實際上是吹牛上的稅），農民只能忍饑挨餓，逼瘋了甚至吃自己的孩子！
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公」就是共產，農民的土地、牲畜大農具都成了公社財產，甚至農家的建材炊具也遭「共產」！公社要「共」生產隊的產，窮隊要「共」富隊的產。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肆虐鄉里。
農村大牲畜，如耕牛，騾馬等，隨著公社化全部交由公社集體飼養，啞巴畜生進了公社後，都餓的骨瘦如柴，大量死亡，因為飼養員，絕對不會像對待自己家的牲口一樣去對待公社的牛馬！本來私有的大型農具，收為公社所有，保管不善，大量毀壞，嚴重影響著農業生產！
公社和大隊的幹部，有很大的權力，有財權、分配權、調度權，權力不受制約，於是吃香喝辣，貪污腐化，私下流傳公社幹部「夜夜新郎官，村村都有丈母娘！」這些行為當然引起農民的普遍反感！公社化後，農民勞動積極性大大下降，造成糧食減產出現大饑荒，開始吃樹葉樹皮，後來就偷吃社裡的青苗，當時有個流行很廣的民謠：「十個社員九個賊，誰要不偷餓死誰」，沒有成熟的麥穗玉米被社員偷吃，必然影響糧食夏收秋收，造成大饑荒進一步蔓延。
（四）大饑荒中餓死多少人？
《紅太陽的隕落》（注一）一書中披露，200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大饑荒的歷史檔案，有限制的解封，這是官方公佈的餓死人的權威數字：
「1959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有五百二十二萬人因飢餓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萬八千多人。
1960年全國二十八省級行政區，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萬人因飢餓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萬多人。
1961年全國各地區，有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因飢餓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一十一萬多人。
1962年全國各地區，有七百五十一八千萬人因飢餓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七十萬八千多人。
大饑荒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多人」。
這應該是官方統計數字，其實餓死人的數字不會更少，因為現在是中共掌權，不會誇大死亡數字！
楊繼繩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注二）一書公佈了多組大饑荒餓死的人數，都超過3000萬。
如果按照安徽的比例，全國餓死的人數也遠超過三千萬，安徽的數字是：「1958年鳳陽縣人口40萬人，到1961年下降到24萬人，淨減少16萬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減少39%全縣死絕的戶有2404戶，消失村莊27個，孤寡老人1580人，孤兒3304人」。（注三）
（五）公社化中的人吃人
關於1960年前後的大饑荒年代，中國出現人吃人的現象，當時我就聽說有的地方賣人肉包子，近年國內外已有大量報導！
《炎黃春秋》發表了時任中共開封地委書記張申的訪談錄，述說了祖母吃孫女的記錄（注四）：
「這年（1958年）冬天，（河南省）副省長趙文甫和地委書記陳冰之一人帶一個秘書到下邊私訪，到禹城杜集，一進村就見人們浮腫的利害，，老百姓哭著說；再不來糧食，就都餓死了。陳冰之從村西頭走進一家，見一老人在草窩裡睡覺，看不見糧食，看見屋裡有個小缸，淹著一缸肉，問：是什麼肉，狗肉？貓肉？老人哭了說，那是我孫女的肉哩！
餓的人吃人肉了！陳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趙文甫，一塊看了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炎黃春秋》發表了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記錄的人吃人（注三）：
「安徽省在「大躍進」年代，人民群眾吃盡了苦頭，餓死了400多萬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測）發生人相食」…………「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稱：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特殊案件－－筆者）（即人吃人－作者）1289起，其中阜陽302起，蚌埠721起，蕪湖55起，六安8起，安慶2起，合肥201起」………「蚌埠專區的鳳陽縣等10個縣1960年工發生此類案件619起」……「從作案性質和情節上看，據對1144起案件調查，其中賣給別人吃的36起，其餘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從處理請情況看，面寬、過嚴、絕大多數是逮捕勞教拘留起來，把很多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成敵我矛盾處理，擴大了打擊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員中，就逮捕136名，勞教153名拘留881名，判處死緩2名，合計占90.9%，這些人被逮捕、拘留後，由於他們本來身體就弱，有的還患有多種疾病，在投入勞改、勞教後，因生活管理不好，勞動過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達到70%以上」………
「安徽省公安廳的這份報告總的來說是實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做過多解釋，因為寫的清楚明白。由於時代限制，個別觀點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壞有意破壞政治影響），不是餓的沒有辦法，誰願意吃包括自己親人在內的屍體呢」……
「下面用一個縣的例子來論證公安廳的報告：先看看人口統計數字。1958年鳳陽縣人口40萬人，到1961年下降到24萬人，淨減少16萬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減少39%。全縣死絕的戶有2404戶，消失村莊27個，孤寡老人1580人，孤兒3304人」。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這個縣的縣委書記趙玉書為了『大躍進』不顧人民死活，盲目蠻幹造成的。為了『大躍進』他動用專政工具殘酷鎮壓人民群眾，一個40萬人口的縣，他就下令公安機關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人，批鬥2000多人，打擊所謂反革命366人」……「他到武店公社瞭解情況，問衛生院院長王善良：為什麼浮腫病治不好？缺什麼藥？王善良如實回答說：少一味藥，那就是糧食！趙玉書大怒，馬上組織人對他進行批鬥，批鬥後宣佈逮捕。」
「由於餓死人的情況得不到控制，發生了人相食的慘劇。趙玉書知道後，對公安局領導說：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關死為算，嚴格保密，不得外傳！結果公安局盲目逮捕食人案件當事人63人，關死在監獄裡的33人」。
《墓碑》（注二）中記錄的人吃人：該書第四章『「安徽不安」第3節，「亳縣的慘劇」第五部份，專門描寫，人吃人的慘劇。該書第六章：「富饒的饑」其中第五節，「江蘇也有人吃人」
賈斯柏貝克先生在中國北京住過十五年，曾經是香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他在國內做過大量採訪，寫了《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一書（注五）。該書中第14章，「人吃人」，（317頁）大量記錄了，中國大饑荒中人吃人的事實，他不但記錄了中國的人吃人，而且還記錄了，蘇聯在合作化時期，即1932年－－1933年，在蘇聯烏克蘭的饑荒中，發生了和中國公社化年代類似的人吃人現象。「1933年6月意大利駐烏克蘭領事館的領事在報告中提到，法庭開庭以前，就已經收到三百例人吃人案件等待審理。我熟識的醫生朋友就告訴我說，他們還在市場上公開出售人肉」。
張戎女士在《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中，記錄了四川一位黨內高級幹部向她講敘的事件：
「一天，一個農民闖進他的房間，跪倒在地上就是一陣痛哭。說自己犯了不赦之罪，祈求懲罰。最後才弄清楚，這人殺了自己的嬰兒，並吃了孩子的肉。飢餓形成了難以控制的魔鬼驅使他動力。他發瘋似的揪打自己，臉上淚花滾滾。我認識的這位先生下令把他抓起來，後來槍決了他，以警告那些殺害兒童者。」
在這個國家的另一端遼寧，省黨報曾報導了人吃人案件。在《劫：圖份額中國婦女的自白》一書中，楊紫安記錄了一位同學告訴她發生在本村的一件事：「一位農家婦女不能忍受她兩歲女兒飢餓難耐的哭鬧，也可能苦於無力結束孩子的苦難，只好把孩子扼死。她把孩子的屍體交給丈夫讓他去埋。沒想到這父親因飢餓精神失常，把孩子放進鍋裡，和找來的一點野草的等一起煮了。他還強迫這母親也去吃一碗。這位婦女痛心而又悔恨把丈夫的行徑向當局報告了。實際上她即使坦白也於事無補。雖然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沒有禁止人吃人的條文，但是在公安部門處理這類普遍村子的案件時，都採用了最嚴厲的手段。這夫婦二人被捕後，都被立即槍決了。」（注五《餓鬼》14章P318）
公元前，205年漢朝發生大饑荒，漢高祖劉邦下令：允許買賣或者吃他們的孩子，以緩解饑荒，這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
漢高祖還是有人性的，他知道，與其讓很多人餓死，不如准許他們去買賣孩子「易子而食」（注五《餓鬼》14章P317）
但是共產黨幹部在2000年後因為公社化造成的大饑荒，也發生了人吃人，他們的做法卻是：把因為飢餓難忍，吃了自己孩子的父母被逮捕、判刑、餓死在監獄中。這種事例說明，當時的黨國的一些領導人，遠不如2000年前的漢高祖體恤民情。漢高祖知道，人餓到了要吃自己親骨頭的時候，那已經是萬不得已的求生手段了，有人性的父母官，遇到了人吃人事件首先應該自責反省，而不應鎮壓孩子可憐的父母。
在公社化年代裡，基層發現人吃人的，肯定會反映到中共高層，劉少奇曾經講過「人吃人是要上書的」，「要被載入史冊的」後來受到無情的打擊，在他死前還說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他還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從這些講話來看，他與那些「偉大領袖」，偉大的「革命家」相比，還是個有人性的共產黨員。
一個人如果既不怕上天有眼，也不害怕善惡報應，歷史的審判，更不管將來的名聲，那麼這個人很可能是個魔鬼型的人物，和當時的劉少奇是不一樣的。
（六）我在城市中經歷大饑荒
1959年我已經回到大學教書，在大饑荒的年代，我也同樣受到飢餓的煎熬，當時的教師，糧食的基本定量是27.5市斤（13.75公斤），缺少肉蛋，缺少油水，很多人由於飢餓得了浮腫病，有段時間，每個月大學保健大夫要做一次體檢，檢查方法非常簡單，用大拇指使勁按額頭或小腿骨，正常人很快恢復原來的狀態，如果浮腫，凹陷處不會馬上恢復！這個就是浮腫！凡是已經得病的老師，每月可以領到兩斤黃豆，一斤魚！大家把它叫做浮腫豆和浮腫魚，吃了還真管用！
當時我在的大學裡已經不上體育課了，允許教師在運動場開荒種糧救災，我搶到了一塊幾平方米的小地！在自由市場買了地瓜（紅薯）秧，種上以後澆水、除鋤草，每天都要去看看！快要成熟的時間，我很高興，想想可以飽餐幾頓了，心理美滋滋的。有位同事說趕快收了，不然會被偷。我想等它再長幾天。結果第二天就被偷了，我看到一片狼籍的小地幾乎掉出眼淚！因為小偷是半夜行動，看不清楚，所以還殘留一些，我把剩餘的全部挖出來，裝了一臉盆！倒也吃了幾頓飽飯！
市區有些飯店，賣一些不要糧票的小雜魚，要排很長的隊，我利用課餘時間去排隊賣點充飢！有時排隊的人很多！排兩三個小時，店員宣佈魚賣光了，使人很掃興！有一個教務處的老師，在她家院子裡種了些胡蘿蔔，送了我兩根，我對她十分的感動！幾年以後見了面，還要謝謝她！
當時，各省的食用油供應都很少，東北三省是產糧地區，吉林黑龍江每人每月供應半斤食油，吉林的陳錫聯，是省革委會主任，軍區司令員，為了表現他的先進，上交中央很多糧油，結果城市居民的食用油，每月只有三兩（150克）！後來大家就叫陳錫聯為「陳三兩」。有的城市（如濟南）有一年，每人每月只配給一兩油（50克）
在城市中，廣為流傳不挨餓的有三種人：一有權，二是有錢，三是副食店裡賣油鹽！當時的副食店除了憑票賣食用油，還賣豆製品，這些人，一般都餓不著！
青島市曾開設了一個賣高級食品店，不要糧票，但是貴的嚇人，每斤高級點心賣十多塊錢，當時三級的工人只有工資20幾塊，我大學本科畢業第一年工資才45元。當時聽說一個小孩，偷著藏在了高級食品店裡，過了一夜，早晨發現撐死在裡面！
大饑荒時期，城市中有些人不挨餓，軍人是能吃飽的，我認識的一個親戚是營級幹部，當時城市很多婦女因飢餓而閉經，不能生孩子，他們家自1960年開始在大饑荒年代連續生了3個孩子，而且找了一個農村來不帶糧票的保姆。那時很多農村婦女，侯在軍官宿舍的周圍，要求當保姆，不要工錢，只要管飯就行！城市生活比較好的另一部份人是，在飯店工作的人，常言道，三年大旱，餓不死做飯的!當時我一個親戚在飯店做廚師，他多次請我到他家吃飯！
（七）我對人民公社的認識
1958年，我在農村當農民，住在農民家，感到人民公社和高級社沒有什麼大的區別！而且效率很低，回到學校後，大家圍著問農村的事，我講了一些。1960年，「反右傾」，我成了集中的批判的對象，說我不能正確的對待黨的領導，對公社化不滿。撤銷了我團支部書記的職務。
1964年，山大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被開了大字報專欄，標題是：「反革命分子」的反動言論」，其中一條「罪狀」就是攻擊人民公社。文革中的批鬥、遊街、關牛棚，都有攻擊人民公社的問題！1974被逮捕，在監獄中我潛心思考，回顧1949年後的歷史，我終於認清了，很多問題，包括公社化的錯誤！和共產黨的錯誤！
1979年，我在濟南市勞改支隊，寫了一封給黨中央的信《評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注七：收錄在《獄中上書》中）交給勞改隊長請他發出。儘管在當時，由於監獄的環境，和擔心被加刑的恐懼，不能秉筆直書，但還是指出「公社化」的錯誤。說明「公社化」是一場災難。因為缺少統計數字，所以，只指出「人民公社」，使得「1958年以後生產急劇下降，全國人民被拋入飢餓的苦海，成千上萬人因此而死亡，很多農村家家有哭聲，無人不戴孝，這是一次古今中外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人為製造的非戰爭行為的大災難！」在這之後兩年，共產黨通過決議，否定人民公社。
1982年，我被平反，回到山大，不久，我轉到管理系主講《國民經濟管理學》，每個學期上課，我都特別重點講公社化和大躍進的錯誤和教訓，關於大饑荒死亡人數，我當時給學生講的是約2000萬人，這是根據當時的《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這也是比較保守的數字，因為我開始講課，對公社化餓死人不敢講多了，怕被人抓到把柄，招惹是非！
（八）社會主義國家，搞農業集體化，沒有一個成功的，都存在大饑荒！
在蘇聯，1917年，爆發十月革命，共產黨掌權，很快宣佈土地為國家所有，剝奪了地主和富農的財產！列寧寫了《論合作社》在蘇聯全國推行的集體農莊，嚴重挫傷農民積極性，1933－－1937年蘇聯有一千一百萬人死於饑荒，烏克蘭有710萬到820萬人餓死，（注五82頁）
前幾年朝鮮的饑荒，餓死約三百萬人《餓鬼》（注五第10頁），朝鮮在1945年，建立了共產國家，實行農業集體化，至今，60餘年，饑荒不斷。
古巴，1961年，共產黨建國，不久實行農業集體化，四十多年之後，很多農產品實行配給制，2009年才結束土豆的配給制度！並討論取消食品的配給制（注八）。
柬埔寨紅色高棉建立政權，在農村，在城市建立公有制，全國700萬人口死了約200萬（詳見孫文廣《百年禍國》P45）蒙古、越南、安多拉，都因農業集體化而發生饑荒（注五第10頁）
中國從1953年搞合作化三十年後到實行包產到戶後，取消了人民公社，廢除了生產隊。恢復了單干（包產到戶）結果立竿見影，農業飛快發展！這說明了，在農村搞合作化、公社化建立集體所有制必然破壞農業發展。在農村消滅私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應該否定的。
（九）自然災害、大躍進不是大饑荒的主因
關於大饑荒的原因，過去曾經有過很多不實之詞：一種說法是，「三年自然災害」，造成農業大減產。《墓碑》一書，第15章，「罪不在天災」，用大量的數據，和360個氣象站點的資料，說明了，1959－－1961三年間，並沒有全國性大災害。當時我在青島，一位的老人問道：陸地上有自然災害，難道海裡也有災害嗎？為什麼海魚也減產。海洋捕撈，屬於公社的一種副業，私人的漁船，也都成了公社的財產。漁民的勞動積極性，同樣受到了摧殘，造成海產品的大減產，市場上海產品脫銷，很多事情說明，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只是當局責開脫責任的說辭。
第二種說法是：大躍進造成了大饑荒。這種說法直至今天還經常能夠聽到。「大躍進」，主要是「大煉鋼鐵」，其目的是在1958年讓鋼鐵的產量從1957年的535萬噸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為此搞土法煉鋼！但是，這種狂熱的大煉鋼鐵，主要是在城鎮，集中在1958年，持續時間不長對農村沒有太大影響。到了1959年上半年，這種大煉鋼鐵的高潮基本過去，它不像合作化公社化在農村那樣的普及，沒有一個村莊漏網！持續時間從1953年開始一直延續的三十年時間！把大饑荒責任推給「大躍進」，是不符合實際情況。
為什麼蘇聯、北朝鮮、古巴、紅色高棉只搞農業集體化合作化不搞大躍進也照樣餓死人嗎！實際上，1960年前的後大饑荒，這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造成的，是制度性的產物，因為要消滅私有制，推廣合作化公社化，正是這種的衝動造成大饑荒。
公社化階段，在全國流行一個口號：「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當時，黨國的一些領導人，抱著滿懷共產主義產烏托邦激情，把不切實際的幻想當作旗幟，讓很多無知百姓和基層幹部跟在他們的後面，進入了大饑荒的年代！掉進了黑暗的深淵！
直到今天，當局依舊不敢公開承認1960前後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也不不敢承認這是「公社化」造成的，早期他們把這三年叫做「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經過多少年的灌輸，現在還保留「三年自然災害」之說，有的學者，近年已經改口稱是「三年困難時期」，其實應該叫做「大饑荒時期」！有人說饑荒是「大躍進」造成，多半是缺少歷史知識，更是當局混淆視聽造成的，還有的人則是要隱瞞真相。他們想隱瞞所謂「社會主義」的集體化、合作化、公社化，在三十年中嚴重破壞了中國的農業。造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災難！造隱瞞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三千多萬人被餓死的慘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上至今還規定，國有經濟應占主導地位，至今中共的法律還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這樣的制度現在還繼續在束縛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為中國經濟埋伏隱患！我們應該提出修改憲法除去「社會主義」！
現在中共當局，極力掩蓋「大饑荒」的真相，他們說是三年「自然災害」，後來又說是「大躍進」造成的饑荒！為何不敢面對現實？這是因為，中共不想觸及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不敢承認，饑荒是制度造成的。因為，關於「大躍進」可以說是某些人頭腦一時發熱，而這種發熱在什麼制度下都可能發生，說饑荒產生於大躍進是開脫現執政黨的責任！中共當局，把饑荒的責任，先是推給老天爺（自然災害）再推給幾個前人（毛澤東、四人幫），大饑荒，死亡」三千多萬人，共產黨應該承擔責任！當時推行公社化的重要文件，都是共產黨通過的決議！合作化公社化運動，是由中共各級組織層層推動實施的。不能只說毛澤東犯了錯誤就算完了，應該分析共產黨的錯誤和責任。
大饑荒是制度性的產物，「社會主義」制度和集體化、合作化、公社化、國有化是密不可分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中國、北朝鮮、柬埔寨、古巴都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大饑荒。
農村的合作化和城市的消滅私有企業，推行國有化，建立大量國營企業，都是同樣性質，都是破壞國民經濟，都是社會主義「革命」應該否定。
（十）共產之災：「社會主義革命」造成三年大饑荒
大饑荒是公社化造成的，公社化是共產意識形態造成的。160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寫了《共產黨宣言》這是二十世紀，共產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有一段名言：說「共產黨的理論」概括成一句話：「就是消滅私有制」（注九）社會主義「革命」合作化、公社化就是要消滅包括農民的土地在內的「私有制」。這就是三年大饑荒餓死3000多萬人的理論根據。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叫土地革命，或土地戰爭，其目的是消滅地主富農的私有制！經過土改，首先沒收了地主和富農的土地財產，不但共了地富的私有產，還要把他們定為階級敵人「專政對像」，這個就是新民主義「革命」！土改之後，要搞社會主義革命，也是要消滅私有制，城市中通過「公私合營」，共了資本家的產，原來的私營企業變成了國營或集體企業。
在的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共農民的產，把農民的私有土地牲畜，變成公社所有。
「公社化」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的主要內容，其推行是循序漸進的，溫水煮青蛙！開始搞互助組初級合作社，農民的土地可以入股，說可以自願參加自願退出，可那都是騙人的，好景不長，到了1955年，成立高級社，農民的土地，就成了合作社公有！到了公社，不但土地也歸公有，連大牲畜，自留地，都成了公社財產，辦的食堂，家中的主要炊具，都搬到食堂去，成了公有財產，這個消滅私有制的，公社化的失敗，是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
大饑荒是發生在1960年前後，但是在某些地區饑荒在1955年已經開始。
饑荒和糧食產量是密切相關，糧食產量和糧票的出現更是一致的，中國的糧票，最早出現在1953年，那是合作化剛剛開始，合作化進入高級合作社的時候，糧食更加緊張。不但買糧食需要糧票，買食用油需要油票，買肉需要肉票！還有肥皂等90種票證，後來出現了大饑荒，在很多人的反對下，中共上層作出讓步，1962年後允許農民種植少量的「自留地」（大概只佔耕地的百分之五左右）。農民的飢餓情況很快就有改觀，到了80年代，取消了人民公社，取消了生產隊，糧食產量飛速發展，1960年。中國有大約6億人口，過了50年，人口增長到13億，人口翻了一番，耕地面減少很多，因為解散了人民公社，現在的糧食，照樣能夠養活13億人口，而且豐衣足食，眾所周知的事實充分的說明，造成大饑荒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罪魁禍首！公社化應該受到民眾的永遠唾棄，中國應該掃除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為什麼錯誤遲遲不能糾正？「公社化」開始於1958年，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把一大批社會精英，知識份子打成右派，把他們批倒批臭，有很多甚至關進了監獄。在公社化中，當局很多違反反科學，違反自然規律的舉措，聽不到知識份子反對的聲音（沒有人敢說）而唱讚歌的人卻都陞官了。
過去農村的精英，是地主富農，他們精通農業農業經濟。但是土改後，他們都成了「階級敵人」，被剝奪了公民最基本權利！沒有言論自由，他們如果對公社化提出批評，那就是攻擊合作化，不但是被批鬥，而且能成為判刑的根據，我在農村的哥哥，當時為此就判了4年刑。對他們的打壓，也是對民眾的震懾，到後來對合作化、公社化誰也不敢提反對意見。
1959年，在共產黨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政治局委員，彭德懷元帥，仗義直言，批評公社化，結果他和張聞天，周小舟等，都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撤銷職務，黨內的反對派被打壓下去，到了1962年，劉少奇回顧歷史說饑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來文革中他被批成，最大的資本主義走資派，給他誣加了「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永遠開除出黨！
從此「公社化」「合作化」的問題，無人再敢置詞。一直拖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人們才敢逐步的揭露公社化的問題，到了八十年代才取消人民公社。但是至今中共當局也沒有否認農村和城市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會留下後患。今年是20世紀全世界最大的饑荒開始五十週年，我謹以此文紀念三千多萬餓死的無辜死難者。
注一：《紅太陽的隕落》作者辛子陵（原解放軍大校曾任國防大學研究員）2007年在香港出版
注二：《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2007年8月香港出版，作者：楊繼繩（原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副社長兼執行主編）
注三：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的記錄，見《炎黃春秋》2009年第十期《安徽省特殊案件原始記錄》。
注四：《炎黃春秋》2008年第五期，《中共第一個人民公社的大饑荒》），作者任彥芳
注五：《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作者：賈斯柏。貝克在中國北京住過十五年，該作者曾經是香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為了寫《餓鬼》一書，他在國內做過大量採訪，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年，出了這本書的中文版。
注六：《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作者張戎女士，在海外出版
注七：孫文廣《獄中上書》2002年在香港出版。
注八：2009年11月6日美聯社
注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一卷P85
2009年11月30日於山東大學電話136553173560531－8836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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