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里克說，大家都期望民主和經濟發展是相互依存的，但是要證實二者之間的關聯卻是完全不可能的。

羅德里克和艾斯莫格魯一樣都是土耳其人，只不過一個是亞美尼亞裔，另外一個是猶太裔。

後者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而前者任教於哈佛大學的甘迺迪政治學院。二位都是當前經濟科學領域裡持續上升的明星。

民主和經濟發展之間有任何必然關聯嗎？ 在皮諾切（Pinochet）獨裁統治之下的智利，發展得遠比其四周採取民主制度的鄰國快得許多。

專制中國的成長腳步目前也超前自由的印度。就算是在過去，二者之間的關聯也沒有比較明顯：日本在專制體制下快速成長，韓國亦然。

十九世紀末採取帝制的德意志和採取共和體制的法國以及採取議政體制的英國一樣進步迅速。
儘管民主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並不十分確定，羅德里克同樣也駁斥專制為經濟起飛不可或缺因素的說法。

該說法主要是因為蘇聯時代、一九六○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當代中國，都因為藉助於威權專制政體而建立起經濟實力。一個強勢的政府在集中投資與支配薪資方面難道不是必要的嗎？這並不能夠解釋二者的關聯性。

若干民主國家，例如印度、巴西、南非以及模里西斯，也都開始發展。而許多專制國家卻讓人民陷於悲慘狀態，例如北韓與剛果。

專制體制對於經濟發展良好與否的爭論只是意識形態上的選項，而且已經被歷史所淘汰。

在一項和瓦克奇亞格（Romain Wacziarg）共同進行的研究當中，羅德里克向大家展現，在過去二十年以來，在東歐、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以及拉丁美洲等地的民主化過程完全沒有損害經濟成長；一切的發展彷彿經濟成長率和民主進程是在兩個涇渭分明的托盤上各自演變。

難道應該就此下定論，認為民主和經濟發展之間毫無瓜葛？羅德里克倒是觀察到了三個不太常見的民主影響。

最為大家所認識的是財富重新分配：從南韓到南非，民主體制以比非民主體制更為平等的方式，重新分配了經濟成長之後的成果。

相反地，專制的中國儘管在持續成長發展，卻是沒有進行重新分配財富的最佳例子。

最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在一個民主政體裡面，政府往往無法強制推行種種更有益的改革方案。

羅德里克則以自己對於非洲國家所做的觀察來作說明，這些非洲國家在一九八○至一九九○年代期間嘗試著要實行一項更有效率的政策，一般稱此一政策為「華盛頓共識」；這一個系列的自由措施本意是要邀集各國開放自由貿易，以便降低產品售價並且促使本地各企業投入生產競爭。

這些措施原本可以讓大部分的參與者受惠。但其中誰受惠最多呢？很難說，因為沒有人能夠事先得知誰才是成長中經濟的贏家。

羅德里克表示，政客無法和明日的贏家握手，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誰是贏家。但是輸家則是大家都已經認識了：就是官僚、壟斷利益者以及各個既得利益者。

在這場不平等的遊戲裡，現狀將會獲得勝利，因為各個輸家皆已確定，而且也都各自心裡有數，但是贏家的身分仍遲遲無法確認，彼此之間也無法組織起來。

這一個現身於非洲，傅利曼口中所謂披著民主體制的「現狀之殘酷」，同時也將顯現出西歐種種改革的困難；僅僅只是證明這些改革是被接受的並不夠，因為他們的效果是不對等的。

在這個民主理論裡，羅德里克下了個重要的結論：民主令所有的危機都可以被克服。

在1998年金融風暴襲擊亞洲時，民主政府，包括南韓以及台灣，很快地帶領國家從泥淖裡脫身，而專制體制政府如印尼卻在被推翻之前讓全國的恐慌更為加劇。

實際上，民主有助於讓相關各方（企業主、工會、公務員）進行協商，以商討出新的財政分配方案，幫助國家走出危機；在民主制度之外，絕不可能進行這樣的協商。

廣義說來，在一場正在侵襲經濟正快速成長的中國之金融危機的場景中，沒有人能夠預測中國政府將如何能夠分散損失；至今，共產黨所散佈的都只是利多：這是每個人都該思考的課題。

無人能夠遠離金融危機侵襲的可能；然而，民主政體能夠在經濟危機中存活，專制體制卻很少能夠全身而退。

如此一來，顯然民主對於經濟是較為有利的體制。民主也許無助於經濟成長，卻能夠幫助克服重重障礙；就像是種種不確定性之減壓閥一般運作著。

無形的資本

在考量關於作為各國財富之關鍵的體制時，世界銀行試著要量化體制的經濟價值：這就是無形的資本。

而從中得到的結果是法理政府持有一國57％的資本，而教育則佔有36％的資本。對於法理政府的評估是根植於對各個組織的評斷，就像各個銀行評估投資者所冒的風險那樣。

瑞士政府在滿分100分當中取得99.5分拔得頭籌，美國政府獲得91.8分，奈及利亞則獲得5.8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平均得分為90分，而撒哈拉以南之非洲各國的平均得分為28分。

長期以來被認為可以決定一國強弱的自然資源，事實上只佔有國家資本的1～3個百分點。

如果將無形資本、體制、教育以及自然資本加總，便可以計算出每個居民的實際資本，這就是各國經濟成長所賴以為根基的共同資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會員國內平均每個居民的資本為44萬美元，其中1萬美元屬於自然資產，7萬美元屬於物質資產（企業、基礎建設、動產），而有35萬4千美元屬於無形資產。

依照該評估標準，瑞士再次獨占鼇頭，平均每位居民擁有64萬美元的潛在資產；奈及利亞則平均每人只有2,748美元的資產，儘管該國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

若干國家甚至擁有負資產，例如剛果：因為這些國家的體制機關毀壞了國內的自然資源，從而使得國內居民愈見貧窮。

各國資產的差距也凸顯出了收入多寡的差異：平均一位美國勞工可以利用到41萬8千美元的資本，遠高於一名墨西哥勞工的6萬2千美元（其中包括來自於石油的6千美元）。

即便這些不同國家的勞工在他們各自國內所付出的勞力差不多，他們所獲得的效益卻是大不相同。

此一各個國家之間的潛在資本差異正足以說明一名移居到美國的墨西哥籍勞工，如何能夠以和在墨西哥時相同的工作量，生產出7倍的產量，而收入也成正比提升；各國的財富主要存在於各國之無形資產。

此一觀念解開了經濟科學上若干存在已久的謎題，例如長期以來令人困惑的阿根廷之衰敗現象，便一直沒有一個能夠讓人信服的解釋：阿根廷人不都是充滿活力、教育程度高、勇於向世界開放，同時擁有可觀資源以生產能源及農產品嗎？

究竟是什麼原因，令他們從二十世紀初世界第五大經濟強權，人民平均年收入1萬6千美元的令人稱羨地位，一下子淪落到近二十五年來經濟停滯的窘境？

唯一的原因在於阿根廷的非物質資本不斷受到侵蝕：政治與金融機構的持續衰敗，以及阿根廷政府的奇怪而不可預測之特性，在逐步讓非物質資本減少的同時，也掏空了國家的生產力，並且降低了投資以及投資的回收。

難道應當對此一假設做出結論，認為政府無論如何都是最大贏家？這個問題的答案多少會根據狀況而有些許差別，就像大部分的經濟學議題一樣。

的確，市場若少了個糾察人員來維持交易的誠信度，就無法順利運作。當經濟規模仍小，而且交易僅限於鄰居之間，因為買賣雙方彼此熟識，在此狀況下這個糾察人員就不是必要的。

到了一個比較高的層級時，例如格雷夫所研究過的馬格里布人，社群便足以保障買賣交易之順暢。然而，一但想要追尋更高層次貿易協商，例如熱那亞人，就有必要創造一個立場超然的政府，以確保和陌生人之間的交易安全。

當經濟規模越大，就越需要一個獨立而強勢的公權力；但是這個公權力的背後卻是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維持政府運作的成本是固定的，要由徵稅來維持；這對於較小型企業的負擔遠遠大於大型企業，因為會抵消掉小型企業的利潤成長。相反地，在沒有政府的地方，小型企業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低廉許多。

在若干狀況下，企業主可以選擇以較高的成本尋求政府幫助，或者是略過政府。西西里長久以來便是處於這樣的狀況，商販可以在需要的時候選擇透過黑道來確保其交易順暢，或是選擇由政府來保護；企業主選擇付出較高的成本以獲得公權力的保護，或是以付出較具彈性的費用成本來獲取私人保護。

這種多重選擇的狀況常見於許多地下經濟盛行的國家裡，以巴西為例：地下企業的業主不向政府繳稅，但也無法獲得政府的保護。

此一不尋求政府提供保護的方法也許在短期內對企業是有利可圖的，卻不利於企業成長，也不利於企業與遠方陌生的貿易對象進行交易。

總而言之，在這兩種極端的選擇之間（昂貴的政府公權力，以及論件計酬的黑道保護勢力），沒有任何一種經濟是完全隸屬於某一陣營的。

因此，黑道並未從任何一個已開發先進國家銷聲匿跡。以日本為例，黑道在處理若干契約方面，遠不如政府昂貴，卻更加有效率。

在政府成本昂貴的已開發先進世界裡，在個體之間以及各個企業的內部，仍然有許多檯面下的交易，這些交易不受政府公權力的保護，但是建立在交易雙方的互信基礎上。

互信是無形資本裡最根本的一環，非常難以測量，包括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內的若干經濟學家解釋了由存在於社會裡面之互信程度所引起的一切進步發展。

互信是否就像福山所聲稱的那樣，只能從文化中發展出來？可以預見的是互信會如同大家預期默默地更具影響力，而政府最終僅能在契約出現糾紛時提供保護。

此一對於作為進步發展之保證的體制的省思將會引導出經濟科學的一種新共識或是一個新說法：沒有保障的市場經濟並不存在，而最好的保證就是政府。

但是這個保障越便宜越好：該怎樣根據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來調整其成本？成本越低，則經濟體質就會越健全。

此一成本不可能永遠不變動。通常會產生權力與利益相衝突的結果：現代經濟政策在於儘可能找出最合理的成本。 @(本文結束)

摘編自 《經濟不說謊—後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總體檢》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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