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熱那亞這樣一個風行基督教以及個人主義的社會裡，家庭地位的角色不是那麼顯著，比較內斂。

這是歐洲人普遍的傳統，是古希臘羅馬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習慣，然後又經過基督教教義進一步加強教育；罪惡以及救贖都是個人的事情。

將人和人連結在一起的不是血緣，而是優良的契約，婚約就是一開始的最佳明證。

在基督教世界裡，女性是宣誓加入婚姻；理論上，女性不是被迫嫁人的。在東方社會裡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特別是承襲馬格里布猶太人的阿拉伯世界。

對於馬格里布人而言，個人是無法自絕於社群之外而生存的。遠離社群的個體往往同時就失去了個人與經濟信用；所以沒有人能夠在家族之外自行營生。

婦女呢？她們沒有法理上的地位，屬於丈夫所有，是家族的財產。根據格雷夫的觀察，光是婦女的地位就足以呈現出西方（基督教以及個人主義）與東方（猶太教—伊斯蘭教以及群體主義）的明顯差異。

如此一來可以看出，在西方，文化如何走向法理、走向契約、走向股份有限公司。格雷夫又說，可以預期的是，西方體制包括政府在內都是人為建構起來，用以取代家族或是部落社群的；這種構築在個體之間的理性結合，取代了血緣關係。

在東方人的世界裡（過去的馬格里布人或是今日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這樣的體制則沒有生存空間，因為與其宗教文化互相矛盾。

這些馬格里布猶太人自認是必須對上帝負責的子民；被上帝選中的並非特定某一個猶太人，而是全體猶太民族。

同樣地，在伊斯蘭精神裡面，穆斯林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是也必須連帶保證整個社群的正當行為；伊斯蘭精神就像過去的馬格里布猶太人一樣，都是主張群體主義。

個體主義社會與群體主義社會的分類，促使格雷夫一下子從十三世紀跳到現代。近東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地區之所以遲遲未能大幅進步，難道不是因為進步所需的體制在此地被遺忘了嗎？

此地的傳統價值阻止了西方體制在此地生根：就經濟學的觀點而言，這是一個負面的選擇。

根據格雷夫的解釋，美國人在伊拉克所遭遇的挫敗，完全變成是可以預見的：沒有任何外力可以強行改變伊斯蘭世界的種種社會規範。

難道貧窮成了在阿拉伯世界裡，一個因為其群體主義傳統所造成的無法跨越的文化宿命？格雷夫對此十分謹慎保留，因為當今世界充滿著經濟驚奇，而這些驚奇是任何一位經濟學家在過去都不曾預見的。

利益支配著歷史

和格雷夫一樣，艾斯莫格魯也承認貧窮來自遠方，但是他認為貧窮的種種源頭來自於政治，而非來自於宗教信仰。

為了要證明他的觀點，他的研究重點放在美洲殖民歷史以及西方民主在該地的萌芽條件。與格雷夫相同，艾斯莫格魯代表了新一代經濟學家的企圖心，他們隨時隨地在吸收社會科學、政治學以及歷史等各方面的知識。

他解釋道，政治學包含一切，只除了科學；因此無法透過政治學來明白為什麼某些國家是民主國家，而某些國家卻不是；政治學也無法讓人明白為什麼民主制度在某些國家可以持久，在其他國家卻不甚穩定。

可以透過歷史來解釋嗎？歷史學家們並不做解釋，他們僅滿足於描述記載每個角色的一舉一動，但無法掌握每個角色的動機，也無法做出任何預測。

艾斯莫格魯表示，只有經濟學家會運用數學工具，來描述、瞭解並預測整體的行為。歷史學家反駁，認為經濟學家在諸多複雜事件當中，只選擇能夠與他們所歸納出之理論相契合的事件，這倒也是實情。

艾斯莫格魯認為所有個體都是受到他們關於金錢的利益之研究所驅使：物質生活進步之追尋以及維持是各個人類社群進步的推進動力。

當然，還有其他因素存在，像是個人的或是意識形態特質，但是這些因素都不是建立起群體行為模式的必要條件。

一個根基於單一金錢利益標準之上的模式已經足以用來描述各個社群的活動，因為所有個體都會表現得彷彿他們在經濟方面非常理性；無論是不是以個體角度或者是其他因素是否介入，都無法改變群體模式。

根據艾斯莫格魯的想法，概念想法不能夠支配世界，唯有利益才是能夠在歷史上留下痕跡的推進動力：經濟所反映的就像是基礎結構，意識形態則像是上層結構。

艾斯莫格魯的模式十分簡化：所有的政體分為民主或非民主；民主又區分為穩定持久的民主以及不穩定的民主。

艾斯莫格魯表示，在民主政體或是非民主政體內部，種種的細微差別不像民主與非民主之對立那樣明顯。同樣地，獨裁與寡頭的分別也不如他們在非民主類別裡面的相同屬性來得明顯。

為了確立其模式，艾斯莫格魯藉助於大家所熟知的「歐坎剃刀」理論。十三世紀的一位英籍理則學家，歐坎的威廉認為沒有必要用過多不必要的理由來阻礙真理。

秉持此一原則，任何一個逐漸符合歐坎剃刀理論的社群皆可能走向一般人民與菁英分子對立的狀況：因為菁英分子會掌握權力或是財富，或者一般說來兩項都會掌握住。

於是，所有的政治體制都取決於人民與菁英分子的關係：在民主政體裡，當家作主的是人民；在非民主政體裡，則由菁英分子決定一切。

各個陣營都極力表現要讓自己的金錢利益呈現最佳狀態。所以菁英分子們反對民主，因為在民主制度下，他們將失去一切；而當人民一旦掌權，便想要沒收富人的財產並且重新分配財稅。

西方歷史顯示在不見經濟進步成長卻穩定的社群裡面，人民可以忍受非民主，因為社會不公正的狀況還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

但是，一進入進步成長期，例如工業革命開始之後，種種支持度以及約束限制都改變了。人民於是察覺到更加明顯的社會不公，並且要求在進步發展過程中取得較大的利益。

菁英分子為何同意對平民讓步？他們會讓步，因為民主的成本在他們眼裡比對抗民主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小。接受民主所付出的代價會比鎮壓民主或是起義革命來得昂貴嗎？

此一評估結果將決定是否會有民主過程產生；同時也解釋由菁英分子所奠立的民主制度，遠比由人民起義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更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該理論模式最令人驚訝的觀點在於該理論似乎完全可行，因為它可以用來描述並進一步明瞭歷史實情。咱們和艾斯莫格魯一起來回顧一下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

直到西元1832年，英國仍是由富有的世襲貴族階級來治國。自1832年起，具有投票權的人數大幅激增，由400人增加到80萬名男性，約為總人口數的14％。

在1867年時，一項新的選舉變革，再次讓具有投票權的人數急速攀升，達到250萬名男性。在1884年時，選舉人數再次倍增；到了1918年時，男士具有投票權已經是一種普遍現象，然後在1928年時，女性也開始享有投票權。

根據艾斯莫格魯，這些民主變革的每一個步驟，都是菁英分子在面對人民不滿情緒時，所做出之經濟抉擇的直接影響結果。

在追究這些不滿情緒的源頭時，往往可以發現經濟成長的蹤跡：每次經濟一成長，人民就會要求更多的利益。

一旦引起暴動，就會影響社會秩序。菁英分子於是像賭局一般衡量社會階級，並認為在政治方面讓步所付出的代價遠比鎮壓民主來得小；只要釋放出一點民主即可換取社會安定，並且讓勞動人口自願走入工廠，甚至於加入軍隊。

在相反的例子方面，艾斯莫格魯舉了阿根廷經驗：當地的民主體制非常不穩定，因為菁英分子完全沒有感受到用經濟換取社會安定的需求。

阿根廷的菁英分子都是承襲殖民者而來，他們完全沒有要發展現代經濟的企圖；他們只滿足於從幾近未開發的土地上榨取一切利益。

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大豆作物農業。地主們只僱用少量人工；地主們的收入取決於輸往中國及南韓的作物，他們根本對各個城市裡的騷動漠不關心。

所造成的結果是，阿根廷的民主只是人民對於財富重新分配要求之下的產物，完全和提高生產力無關。

此一存在於生產力與財富重新分配之間、存在於經濟與政治之間的歧異，其狀態非常不穩定，其穩定狀態完全取決於菁英分子與人民之間支持度的變化。阿根廷的民主於是顯得瞬息萬變，而其經濟發展前景則充滿了不確定性。

艾斯莫格魯最後做出結論，要想瞭解一個從前被殖民國家的現代體制以及其經濟發展模式，絕不能夠忽略其被殖民的歷史過往。

在拉丁美洲，菁英分子們對付平民的行為，和他們所採取的經濟發展模式一樣，仍停留在複製以前的殖民地經驗。

除了阿根廷的案例之外，該理論亦有助於瞭解為什麼在拉丁美洲，人民對於財富分配的要求會早於經濟成長的出現。

再舉一個艾斯莫格魯理論的例子：新加坡。當地只有一個政黨，人民對此沒有反對意見，因為所有的經濟收益平均分配給了人民以及也是出身自人民的菁英分子；經濟法則足以解釋此一穩定的專制體制。

民主就像是上層結構，而經濟則是基礎結構：這難道不是馬克思主義復活嗎？艾斯莫格魯對此做出說明，他對於菁英分子與人民的區分，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裡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二元對立分法。

他也完全不同意馬克思所主張資本主義終將面臨危機的災難性分析；資本主義依然充滿活力朝氣，而且艾斯莫格魯既未建議任何取代資本主義的方案，也沒有宣傳起義革命的思想。

他最關鍵的解釋都是關於物質，就像馬克思的唯物論，但是和馬克思所相反的是，他並不從中做出任何預測；他只是認為，任何一個民主體制要想被確立或是變得更加穩固，就必須根基於菁英分子和人民都認同的經濟需求。

但是，民主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真是那麼不可或缺嗎？ @(待續)

摘編自 《經濟不說謊—後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總體檢》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