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能夠遠離金融危機侵襲的可能；然而，民主政體能夠在經濟危機中存活，專制體制卻很少能夠全身而退。

如此一來，顯然民主對於經濟是較為有利的體制。民主也許無助於經濟成長，卻能夠幫助克服重重障礙；就像是種種不確定性之減壓閥一般運作著。

有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謎：為什麼有些國家是如此富有，而其他國家卻如此貧窮？而為什麼這些國家這麼長久以來都不曾改變他們的財富狀況？

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西歐能夠從十三世紀開始崛起，而其他文明卻逐步衰落？對一名當代經濟學家來說，真正的挑戰不在於瞭解貧窮，因為一直以來，貧窮就是人類共同的命運選題。

不如把時間用來探索造成西歐進步的原因，並且以此為基礎，更進一步探究造成西歐如此柔軟身段的可能條件。最近兩個世紀以來，不論是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到馬克思（Karl Marx），或是從巴師夏（Frédérique Bastiat）到韋伯（Max Weber），他們都在這個主題上做出了種種假設，包括：氣候、地理、封建制度、文化、宗教、政治。

每一個人都在尋找能夠用來揭開經濟成長奇蹟的最簡單的關鍵。為了要持續發展，是否必須像義大利人或是荷蘭人那樣住在港口？

是否要像日本人那樣摧毀封建制度？是否要像德國人那樣當個新教徒？又或者像韓國人那樣提倡儒學？

然而，瑞士並非海洋國家；義大利並不奉行新教；新加坡位於熱帶。每一種假設都會出現與該假設相互矛盾的例子。

這一個在理論方面的追尋並非沒有任何實用結果，因為每一種理論都是具有影響性的；這些理論總是能夠引起政治辯論，並且最終讓負責經濟發展的各個政府以及國際機構做出選擇。

位於華盛頓的世界銀行，自從1944年創設以來，便一直不斷針對各個時期最盛行的理論調整貸款策略；隨著解釋經濟成長的各種說明以及從中衍生出來的種種解決方案紛紛出爐，世界銀行也一再調整其政策。

在一九六○年代，世界銀行得要資助「有利於建設」的設備；這些設備最終因為鏽蝕而消失無蹤。在一九八○年代，公家機構民營化以及平衡公共支出似乎成了靈丹妙藥；但是這顆仙丹妙藥似乎沒有起什麼太大的功效。

隨後，一個良好的管理、若干透過選舉產生的領導人以及清廉的機關，似乎搖身一變，成了發展進步的關鍵，同時必須承認這些是可以透過外力來達成的。緊接著，中國的例子又顛覆了這個法則：在預期必要之體制形成之前，進步已經產生了。

國際援助會是可行的解決方案嗎？擁護者們認為援助的金額仍不足，一但援助的金額提高，進步也會隨之而來。

其他人則反駁，認為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因為接受援助而獲得進步。接著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假設，也是最後一個：進步跟體制是息息相關的。

財富來自遠方

外來的援助沒有用。那麼良好的管理呢？這樣的說法毫無根據。一個好的經濟政策又如何呢？如果各個國家並未配置有進步所不可或缺的體制，那麼就算有再好的政策也無法帶來什麼希望。

什麼是理想的體制呢？一個正直的政府，一個可靠的司法機關，若干獨立於政治壓力之外的銀行與企業，對口頭承諾與契約的尊重。

前述這些與當地文化結合而形成的多重面貌體制，不論存在與否，都該是一切進步之根基；這就是幾乎所有經濟學家公認，經濟成長的唯一存在的西方模式。

歐洲的現代經濟是和體制一起誕生的，或者更確切地說，二者是一起誕生於歐洲的；就歷史觀點而言，它們的出現早於政府。

各個銀行以及各貿易同業行會於十三世紀便出現在義大利，而當時政府還不存在，穩定的政治力量也還沒出現。美國的情況又如何呢？

殖民者設立了各種貿易金融體制，因為他們以前在大不列顛、德意志、荷蘭等地便已經習慣該體制。除了歐洲以外，日本人在十九世紀時引進了西方的體制；韓國、新加坡、泰國以及印尼則在二十世紀時跟進，也都確實取得進步。

印度直接承襲了英國人遺留下來的體制，而中國人則是將西方經驗直接移植。只剩下那些既貧窮，又沒有建立體制的國家仍被排除在進步之外；為什麼這些國家要拒絕建立前述的體制，他們為何如此堅定否決這樣的體制？

兩位從事此一領域的研究先驅，提出了兩個立場相左的解釋。其中一位是史丹佛大學教授格雷夫（Avner Greif），他先後在以色列以及美國接受教育，對他而言，文化，特別是宗教信仰價值，將會決定是否選擇出好的體制。

另外一位是亞美尼亞裔土耳其人艾斯莫格魯（Daron Acemoglu），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MIT），對他而言，殖民者的遺產以及階級鬥爭會將國家引領向好的或是壞的體制。

在這兩個假設裡，雙方有志一同認為歷史是發展進步的一個沈重包袱；財富和貧窮一樣，都來自於遠方，格雷夫如是說。

格雷夫將經濟成長的歷史與地理起源設定在十二世紀的地中海。義大利各大城，包括熱那亞和威尼斯，透過國際貿易將東地中海與中亞連結在一起，並且掀起中世紀經濟革命：這也是未來歐洲繁榮的源頭，一直到六個世紀之後，英國（大不列顛）的工業革命，才終止了此一經濟模式的繼續繁榮與繼續現代化。

在工業化之前，存在著可以讓資本累積的貿易行為，並且也誕生了資產階級企業經營者的社群。

就此一商業革命的角度而言，該如何解釋為什麼這些義大利城鎮會成為此一商業遊戲的主宰，為什麼他們能夠取得並且持續保有利益，而他們在當時的東方貿易夥伴卻必須活在貧窮的陰影底下？

從相關於熱那亞人以及馬格里布人（譯註：maghrébin指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北非人）這兩個地中海貿易主角的檔案資料中，格雷夫指出前者的力量以及其之所以能夠持久不衰的原因，來自於他們創造出現代經濟所需體制之大部分的天分，此一體制的組成至今仍然存在：銀行、匯票、信用狀、股份有限公司。

而且，透過至今仍保存在開羅猶太人密庫（Genizah）的檔案，也有可能輕鬆地更進一步認識馬格里布人的習慣做法，就像我們知道熱那亞人的做法那樣。

究竟這些馬格里布人是何方神聖呢？「來自西方的族群」，這是一支信奉猶太教，同時保有阿拉伯傳統的民族，由來自於巴格達的商旅所組成，後來定居在北非，即俗稱的馬格里布（Maghreb）地區，最後才選擇以開羅作為根據地；這些商旅的季節性移動很幸運地在歷代伊斯蘭王朝裡被記錄保存了下來。

熱那亞人和馬格里布人同樣都擅長交涉；都是積極勇敢而興旺繁榮的民族。但是他們成功的根基卻大不相同：馬格里布人的網絡是將家庭、社群串連在一起，是個人口頭式的信諾關係。

這種關係的本質十分脆弱：一旦關係破裂，完全沒有法律依據來追討損失賠償。相反地，在熱那亞，交易行為是以個人對個人的形式進行，而不是在社群之間進行；所有的交易都訴諸白紙黑字的合約，借貸對象也不取決於家世出身，而是以其實際擔保財物為依據。

熱那亞人一次次的冒險壯舉，都不是以家族企業形式進行，而是以行會形式；股份有限公司會分攤應負的風險。

至於馬格里布人，他們所要面對的經濟風險則會閉鎖在家族之內，從而限制住了他們的企圖心。

為了要讓人我之間有法可循，熱那亞人於是創造出了政治力量，不是太強義大利的各地的模式，隨後更擴及歐洲各地，直到現代國家政府出現為止。熱那亞的經濟模式通過了時間的考驗；另外一種經濟模式則注定會消失。

馬格里布人很久以前即消逝融入阿拉伯世界的猶太社群裡面；熱那亞人則逐步同化全義大利人。

究竟是為了什麼原因馬格里布人沒有採行熱那亞人的優良體制？格雷夫表示，顯然是因為熱那亞人的體制相牴觸於馬格里布人的道德價值、世界觀以及信仰。 @(待續)

摘編自 《經濟不說謊—後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總體檢》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