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九八○年代以來，現代經濟早已去國籍化，大幅降低政府控制的程度，並且增加許多非物質的元素。

各國的疆界不再能夠限制住企業和消費者；各國政府也伴隨著經濟成長一起進步，但已不再能過度支配經濟成長的諸多選項以及成長的節奏；在傳統的物質經濟之外，具備各種特性的服務亦紛紛出爐。

這些都是全球性的趨勢，同時也對照出在和由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所分析的全球趨勢相對照時，舊時各國成長率的概念已不再那麼具有象徵意義：要不大家一起成長，巴黎、北京、紐約、新德里無一例外，要不大家一起蕭條。

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認為，全球化經濟的結果對於全體人類而言是好的，因為全球化經濟之助，廣大的民眾得以擺脫悲慘的命運。

這樣的變化，有一部分是因為科技進步的結果；有更大一部分可以解釋為對於各個成長動力之絕佳瞭解的幸福成果。

唯有能夠長久實行，並且令人得以信賴之穩定而可預測的機制，經營者才會願意投入經營，投資者才會願意投資，消費者也才會願意消費：一個如同羅格夫（Kenneth Rogoff）口中所說的真正貨幣，包括自由匯兌，以及格雷夫（Avner Greif）所一再強調的種種穩定長久的協定，還有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guignon）所主張各個穩定的銀行、一個有保障的產權、各個廉潔的政府、諸多合法的國際組織，這些都是確保經濟成長所必備的優良組成要素。

若是突然出現週期性衰退（2008年的起伏波動），各個理性政府的首要任務將是維持前述各個組成要素的穩定，而不屈服於各種政治力或是各方謠言的干預。

這些優良的組成要素是如何產生的？它們能夠在每一種文化裡生根茁壯嗎？根據最近三十年來的經驗顯示，這些對於良好經濟而言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和各個最為南轅北轍的文化都可以相容；至今仍常聽說為了求取經濟成長而必須先改變民族性，其實並不需要如此。

但是狄侯樂（Jean Tirole）表示，一定要有系統地說服人民，讓他們知道為了獲得經濟發展，必須先有若干客觀的先決條件。

這些先決條件可以透過文字記錄，也可以透過口頭傳述：若想要讓經濟運作良好，最好要知道這一點。

民主對於經濟發展是必備的嗎？ 羅德里克（Dani Rodrik）和艾斯莫格魯（Daron Acemoglu）均表示，資本主義可以越過民主體制而獨自存在，但是民主體制的存在則不能缺少資本主義。

第一章自然成長

持續的經濟成長趨勢首先取決於體制的穩定度及其品質，諸如：中央銀行的獨立地位、貨幣之可預測而非通膨性的管理、可信賴而不昂貴的司法正義、自由交易、為了便於產業更新而針對破產所制定的法令、讓市場運作順暢而不造成障礙的財稅與社會法規，這就是有助於經濟成長趨勢的良好體制。

一定要跑遍全世界和幾位經濟大師見上一面嗎？他們的科學不是都已經完全發表在他們的著作裡面了嗎？

2007年8月中，在毫無生氣的明尼亞波里，在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的明尼蘇達聯邦銀行辦公室等待他的同時，這個問題在我腦海裡打轉。

但是，普雷斯科特的著作裡用的是數學語言，是寫給他的同行看的，不是寫給一般大眾讀的。

然而，他自己在2004年接受諾貝爾獎時，便公開表示，所有經濟學家應該教育輿論，以便阻止政客們繼續犯錯或是蠱惑人心。

但是，出色的經濟學家不必然是好的教育家：少有研究人員在公眾場合也能侃侃而談，而直接對大眾談話的經濟學家又並不總是最具代表性。

也有些知名的經濟學家，其中不乏諾貝爾獎得主，會就他們並不比別人更加瞭解的議題發表高論，並且從其他地方獲得大家的注目。

法國經濟學家狄侯樂 （Jean Tirole）表示，要想同時勝任研究工作以及具備直接與公眾對話的能力，必須要有一點人格分裂的性格：研究工作必須要不斷區分細微變化，並且找出各種複雜變化；而與大眾溝通則必須將議題單純化，並極力放大其中特點。

所以就是在和普雷斯科特以及和其他相等份量的人談論之間，才能更進一步明暸他們在追尋什麼、已經找到什麼以及可以培養什麼。這就是為什麼一定要來明尼亞波里，以及之後再去其他地方的原因。

普雷斯科特表示，自1890年至今，美國的平均成長率是每個人每年成長2%；此一成長趨勢可以被視作自發性的成長，也用來解釋在先進領導國家裡高效率經濟的持續成長。

這位經濟學大師說出這番話的同時，還不忘「輕鬆」帶出種種偶發事件、事業週期以及各個經濟蕭條的例子。

在同一時期，投資資本的平均獲利是4%。讓咱們牢牢記住這兩個數字：2%以及4%。根據普雷斯科特的看法，此一世界成長趨勢完全依先進領導國家（也就是科技先進國家）而定，因為種種新的科技無論快慢必然會向四周傳播擴散。

在先進領導國家裡，短期的成長趨勢有可能受到像是原油價格上漲的外在衝擊影響，或是受到因為新產品問世或因為錯誤的經濟政策所導致的內部混亂影響。

先進領導國家以外的地區，成長趨勢可能暫時性被競爭者超越，例如在重建時期，像是戰後的歐洲，或者剛剛處於起步發展階段的印度以及中國。

但是就長期而言，先進領導國家的成長趨勢是不會被超越的，除非是其領導地位被取代了。在美國成為領導國之前，英國和德國都曾經是領導國；在美國之後，普雷斯科特預測歐盟將會取得領導地位。

但這只是一項假設。在歐盟取得領導地位之前，其經濟成長率仍低於2%，根本無法反映出其應有的實力，這表示：歐盟的經濟面臨著潛在的危機。普雷斯科特認為，此一危機，一直是由於不好的經濟政策所引起的。

這個2%的成長趨勢完全相容於各個可觀察而不容質疑的統計數據；但是人類從經濟成長中所取得的利益其實遠高於此。

因此成長趨勢完全無法衡量疾病發生率的降低，也無法衡量壽命的延長程度；這些都是最真實的經濟成長的結果，但卻不會反映在各種經濟數據上。

各個統計數字亦無法反映出因為經濟成長，為我們日常生活舒適度所帶來的進步。任教於耶魯大學的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因此計算出人造光源的成長率，今日幾乎全體人類都能夠以非常低廉的成本來使用此一人造光源：人造光源的成長率遠遠高於2%。

象徵奢華的照明是人人都能夠享用的，這可是所有經濟數據所無法呈現出來的。因此成長趨勢是低估了經濟成長的實際效益，而成長趨勢的種種干擾則遠不如成長趨勢本身來得具有指標意義。

但是普雷斯科特同時也說，經濟學家們其實對於這種種干擾更加關注：種種危機遠比無限制的經濟成長更令人著迷，有些人帶著一份憂心看待危機，其他人則是心懷希望，他們都希望這些危機能夠顛覆市場經濟。

普雷斯科特又說，這樣的情況並不會發生，除非是大家忘了經濟成長與工作量之間的直接關係。 @(待續)

摘編自 《經濟不說謊—後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總體檢》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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