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希望之聲《橫河評論》節目）橫河：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橫河。最近一段時間，中印邊境地區局勢有些緊張，溫家寶和印度總理辛格也舉行會談，當然談到了兩國之間的關係，也和邊境上的緊張形勢有一定關係。
今天就和大家來討論一下中印關係方面，特別是中印關係方面最近還牽涉到了達賴喇嘛訪問這個有爭議地區的問題。
中印關係是歷史上；特別是邊境關係是歷史上造成的，比較錯綜複雜。其中邊境線上「麥克馬洪線」的問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印同屬於亞洲，又被喜馬拉雅山分開了。這兩個國家同樣都是人口眾多，而且最近這些年都有些發展，發展的途徑也有不同。中國基本是以吸引大量的投資，成為世界加工廠，大量生產；而印度整個發展的過程和趨勢和中國大陸有所不同，在高技術領域方面，特別是在信息產業方面有比較獨特的地方，還有軟件外加工這方面。
在歷史上，我覺得中印糾紛在邊境交戰之前，其實牽涉到了一個問題：就是誰是「第三世界」領袖的問題。在中國大陸我們都知道，課文裡也有，各種宣傳工具也都這樣說的：1955年在萬隆會議的時候，有當時的總理周恩來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認為這是中共的一大創造，當時對美蘇的兩大陣營之間的爭霸是個沉重的打擊。雖然沒有這樣直接說，但是在很多宣傳和文章裡面，暗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樹立了中國在第三世界的領袖地位。
但是中共宣傳沒有談到的，就是在大家都接受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這種說法之後沒有多久，中共就大舉對東南亞輸出革命，當時各個國家都起來反對中共，而使中共政權當時處於一個極端孤立的狀態。其實第三世界的運動，在當時和後來真正有影響力的根本就不是什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是印度總理尼赫魯提出的「不結盟運動」。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直是中共在倡導。它最先提出來的時候，是和印度簽訂的一個條約，在簽訂條約的時候，在條約裡第一次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放到了國際文件裡面。所以也有一種說法：中國和印度兩國同時共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本上是中共一直在倡導，它並沒有成為一個國際共識。只是在和中共簽訂有關條約的國家，在簽訂協定和條約的時候附和中方的說法。
在55年萬隆會議的時候，實際上很多與會的國家就表達了這種擔心：說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連這個名字的提法都是共產黨的。如果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真的被萬隆會議，或者是大多數的參與國家接受了的話，萬隆會議就不需要再拿出一個處理各個國家關係原則的「十項原則」了。
當然中共宣稱這個宣言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達成的。其實我們要比較一下的話可以看出，這兩者之間差別非常大。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裡面它講到的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
但是在萬隆會議達成的，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宣言裡面提出「國家關係十項原則」，第一條就是「尊重基本人權、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不要小看這條，這是個原則的差別。
我們現在看到，人權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特別是當捷克總統哈維爾提出來「人權高於主權」的時候，其實人權就變成了20世紀後期和21世紀的時候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而這個原則又是在聯合國人權宣言發表以後，被聯合國採納的。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裡面，最重要的是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人權和聯合國憲章。
另外在萬隆會議通過的國家關係的十項原則裡面，還有一些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裡面沒有提到的。其中包括「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還有「尊重每一個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或集體的進行自己的權利」。
最重要的一條，我認為是第六條「不使用集體防禦的安排，來為任何一個大國的特殊利益服務，任何國家不對其它國家施加壓力」。這一條實際上是不結盟國家的原則。所以嚴格的說，萬隆會議並不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成功，而是「不結盟國家政策」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當然在最後它還談到了「尊重正義和國際義務」。
這些差別的地方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有類似之處：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主要原則確實在「國家關係的十項原則」提到了，但是有類似並不表明有繼承的關係，其實重點是看差別是在什麼地方？正像我剛才講的，這些包括「人權」，包括「不結盟」的原則，都是重要的差別，事實上這也就是國家關係十項原則為什麼要提出來。就是因為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裡面缺少了這些最最重要的原則。
儘管在55年的時候，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是這個原則並沒有實行，從來就沒有嚴格的實行過。這個原則最早的時候，是和在印度的條約裡，就是中國和印度在1954年時簽訂了一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這時把五項原則寫進了這個協定的序言。這就是為什麼有這麼一種說法，就是周恩來和尼赫魯共同提出五項原則的。
8年以後1962年，共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這兩個國家，爆發了邊界戰爭。我們今天不談這個戰爭誰是誰非，邊境衝突是有很多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也有很多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原因。我們大家所能夠確認的一個事實，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兩個共同倡導國，爆發了邊境戰爭。這是一個事實，沒有人能否定這一點。也就是說，這五項原則在倡導國都沒有辦法來實行，所以它在國際上是沒有影響力的。
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它造成的問題實際上比解決了的問題要多的多。中印戰爭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因為它的爆發是和邊境衝突有關的。而邊界問題，是由於中方在取得勝利的時候突然撤退，因此領土問題沒有在這次戰爭中解決。中國打勝了這一仗，但是卻失去了所有的東西；而印度雖然打敗了這一仗，但是卻得到了所有東西，包括國際輿論。關於這點我在出國以前是不知道的，出國以後才知道，在1962年中印戰爭當中，國際的輿論和國際的同情都在印度這一方。儘管在邊境衝突開始的時候，印度方面有很多挑釁性的、侵犯性的行為，但是它卻獲得國際輿論的支持。
邊界問題沒有解決，結果又引起新的問題：打勝和打敗的兩方，都為這場戰爭不服氣。中國的軍方是認為打了以後當時撤退，沒有得到這塊土地。而這塊土地現在還在印度手裡，所以仍然想收服這塊土地。到了1989年、90年的時候，軍方非常想打一仗，把這個藏南，因為這裡分東段和西段兩部分；東段這部分就是劃了麥克馬洪線的這一段，仍然想收服這塊土地。在90年的時候，曾經三總部和成都軍區的人都組織了人到前線去視察，進行了評估以後，覺得當時不管是國內建設的需要，還是雙方的軍力，還有就是裝備、後勤各方面的考慮，可能認為那個時候不合適打這一仗。所以後來沒有打，這是中方。
那麼印度這一方，因為打敗了，所以一直把這件事情認為是印度軍隊的奇恥大辱。在62年的戰爭以後，就一直在準備報這一箭之仇。所以雙方的軍方都一直準備作戰，耿耿於懷於1962年的這場邊境衝突。只是由於政治方面的考慮，雙方政治領袖的考慮和雙方的國情的考慮，這個戰爭沒有打起來。但是，這個邊境衝突並沒有解決。
另一方面，就是在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不久，中共就開始在東南亞國家進行代理人戰爭。也就是說，利用當地的共產黨游擊隊，進行推翻當地政府的武裝鬥爭。這個在60年代、70年代達到高峰，這個實際上是中共對自己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最大的諷刺。
從另外一方面看，印度則是不結盟運動的發起人。尼赫魯是在1954年首次使用「不結盟」這個詞，正好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第一次在中印的條約裡面，使用是同一個時間。同樣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被認為是「不結盟運動」的里程碑。1956年由印度的尼赫魯、埃及的納賽爾和南斯拉夫的鐵托，在南斯拉夫舉行會議。他們發表了一個宣言，就是反對把世界分成強有力的國家集團，所以這個不結盟運動就是說不和任何一個國家結成同盟。
為什麼中國沒有加入不結盟國家呢？是因為中國當時和蘇聯有個中蘇友好條約。實際上這種這個友好條約是一個結盟的，也就是說當雙方有一個國家被攻擊以後，另一個國家要支援，而且中國和很多社會主義國家有類似的協定或者條約。中共也並不打算拒絕使用武力來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包括朝鮮戰爭時期，出兵朝鮮幫助北韓，這就是一次同盟的軍事行動，這是違反不結盟運動的原則的。另外在匈牙利事件的時候，中共竭力的主張當時的蘇聯出兵匈牙利進行鎮壓。所以它是強調武力干涉，而且在結盟的盟邦內部實行武裝干涉。這就是後來的「勃列日涅夫主義」。但是這個勃列日涅夫主義，在很早的時候就由中共竭力推銷了。所以它不屬於不結盟運動。
「不結盟運動」它最後擁有了118個成員，當然它是一個比較鬆散的國際組織， 但是它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要遠遠超過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它成立於冷戰時期，就是不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任何一個結盟，這它的主要的外交政策，它奉行的是獨立自主。聯合國有2/3的會員是不結盟運動的成員國。當然這方面可以談的東西很多，我們不可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去談一下。
值得談的這一件事情是最近發生的：達賴喇嘛到印度實際佔領區的藏南地區進行訪問，引起了中共方面的強烈反彈。那麼這件事情我們值得討論一下，這有幾個方面可以討論：第一、就是關於達賴喇嘛在日本演講當中，是否提到藏南地區在歷史上歸屬印度的問題。
這個消息是印度和中國的部分媒體報道的，說是達賴喇嘛在東京外國記者俱樂部演講的時候，說他預定前往訪問的藏南地區，（註：現在是被印度佔領的，在印度叫做阿魯那恰爾邦）說他說了這個「阿魯那恰爾邦大部分地區戰前屬於印度」。但這個事情，法廣的中文部駐日本的特約記者就去求證當天出席記者會的外國記者，而且重新聽了錄音；聽錄音的結果，證實達賴喇嘛當天沒有說過這個話。他只是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敘述了這個地區存在的爭端。他只是強調他「對這個地區存有深厚的感情」，但他並沒有說屬於印度。
中國當時有兩名新華社記者在場，如果中國方面的報道有失誤的話，應該是屬於故意失誤。因為中國新華社記者派駐國外不可能不懂英文，所以如果報道錯誤的話，應該是故意的。那麼印度方面，也有誤報，對這件事情。當然我們可以考慮印度對這件事情的誤報，是更有其動機所在。中共方面，新華社的誤報也有動機；我認為印度方面的誤報的動機，是想強調印度對那塊土地也有歷史的淵源，而且歷史上也有控制權。而這個新華社的報道，無非是想挑動國內的民族情緒，來把矛頭指向達賴喇嘛；這個可能性是更大的，因為它並不把矛頭對準印度。
事實上達賴喇嘛表達他對這個地區存有深厚的感情是非常能夠理解的，因為這塊地區原來是屬於西藏管轄，那個地區的居民，在印度對那個地區大舉移民之前是藏民。我們都在講這個西藏是一個森林資源非常豐富的地區，但實際上西藏地區 最豐富的森林資源，就在這個被印度佔領的藏南地區。而不是在其他的高原地區，這是第一部分。所以這個甚至都不是誤傳而是蓄意製造的謊言。
那麼第二值得談的是，中國外交部對這件事情的反應。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在3日的時候回答記者提問，他提到說是「中方對達賴竄訪中印邊界東段這一區的消息表示嚴重關切」。他說什麼呢？他說「達賴的這一舉動進一步暴露了達賴集團反華分裂的本質」。他說「中方對中印邊界東段爭議區的立場是一貫的，堅決反對達賴竄訪中印邊界東段地區」。「竄訪」在我的印象當中在以前是沒有這個詞的，中共它不斷的創造一些新名詞，這個竄訪就是其中一個。大概意思我猜，就是流竄訪問的意思。
中共在統治中國大陸以後，用了各種方式摧毀中國的傳統文化，摧毀中國的傳統文明。而不斷的用各種方式來污染中國的文字，這就是一個證明。像這種在外交部的發言人的講話當中，在中央一級的喉舌媒體當中，去製造這種很低級的語言來對其他人進行人身攻擊；這種行為只有中共能夠幹得出來。
另外這個問題它的表達方式我確實不能夠理解，所謂反華分裂的本質怎麼會通過去訪問藏南的達旺地區會暴露出來。這是一種什麼邏輯，我怎麼也想不通。這個馬朝旭他就說了這麼一句話，說「達賴喇嘛經常從事破壞中國同其他國家的關係的事情。他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義份子，相信他破壞中國同有關國家關係的圖謀不會得逞」。
他沒有說哪個國家，但是顯然在這裡有關國家是印度。那麼這個就非常奇怪了。首先就是達賴喇嘛是哪個國家的人？按照中國的國籍法，任何人出生在中國的境內，就擁有中國國籍。而任何政黨、任何政府，在國籍法裡面，它是不能取消任何人的國籍的，那個是天賦人權。生下來在哪個國家，就是哪個國家的國民，沒有任何人能夠取消他的，除非加入其他的國籍或者是申請退出。因為中共它不承認雙重國籍，還有你定居國外你可以申請退出，那是自願要求退出，而不是說有人可以強迫你退出。按照這個出生地的原則的話，西藏在中國的境內，那應該達賴喇嘛算中國人，不過因為中共它歷來隨便取消別人的護照或者禁止別人回國，所以相信達賴喇嘛可能不會有中國的護照，因為這麼多原來在中國就有的護照，出了國以後也沒有加入別的國籍的人，都被取消了中國的護照，也不讓延續，這也就是中國的特色了。護照本來是一個人的身份證明，現在中共卻把護照當作一個要脅別人、強迫別人就範的一個工具了。所以相信達賴喇嘛沒有中國護照這也不奇怪。如果按照擁有的護照來看的話，達賴喇嘛應該只能算是世界公民了，不過這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選擇，是中共強迫他成為世界公民的。
當然作為藏傳佛教的活佛叫他精神領袖，就是宗教的精神領袖，這個全世界都不會有不同意見的。那麼如果是一個中國人，他去訪問一個被鄰國佔領的土地，這怎麼叫分裂？作為中國人、作為中國的政府來說，應該為他這個行為大張旗鼓的叫好，這才是對的。
如果說他是一個世界公民，那麼他到什麼地方去訪問關中共什麼事情？如果他作為一個精神領袖，那麼他去訪問全世界任何地方的藏傳佛教的寺院，那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達賴喇嘛這次去主要是訪問那裡的藏傳佛教的寺院，就像美國如果有一個藏傳佛教的寺院，達賴喇嘛去訪問了應該算什麼罪？如果說他到北京去了訪問雍和宮，那又算什麼分裂嗎？實在是想不通中共是一個什麼邏輯來說他去訪問藏南地區算是分裂的。因為達賴喇嘛承認在一個中國的框架當中尋求自治，這個本來和中共所堅持的沒有衝突，所以不管是大藏區也好、小藏區也好，在本質上都沒有區別，都是在中國框架內的自治。如果說能夠把藏南達旺地區，就是現在被印度佔領的地區也包括進去的話，那不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嗎？中共為什麼要為這個事情生氣呢？是不是說只要是達賴喇嘛做的事情，即使是對中國的統一、對反分裂有利也是要反對，就是為了反對達賴喇嘛而反對達賴喇嘛。
藏南地區原來屬於藏區，現在被印度佔領了，相比較而言的話，一個是佔領了中國一大片土地，另外一個是這塊土地原本居民的精神領袖去訪問那裡的寺院，請問這兩個行動，那一個危害到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個我相信不需要很高的智力，誰都應該看的很明白的。而外交部發言人居然在這裡說是達賴喇嘛圖謀破壞同有關國家的關係。顯然和有關國家的關係，也就是中印關係。那麼好，顯然中共並沒有把印度佔領中國這麼多土地領土當回事情，既然不當回事，那麼誰去訪問又有什麼關係呢？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是衝著達賴喇嘛發火，原本並不是為了藏南那塊土地、那塊領土，而是破壞了和佔領那塊領土的那個國家，也就是印度，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的關係。達賴喇嘛訪問藏南原來屬於中國的那塊土地，之所以引起中共的憤怒，是因為達賴訪問那裡破壞了中國和印度的關係，而不是說發火是因為印度佔了那塊土地。如果說是因為領土主權的問題的話，那中共應該針對印度去發火，而不是針對達賴喇嘛去發火，因為達賴喇嘛沒有讓印度去占那塊土地，所以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出來非常清楚的是究竟誰在賣國。
談到國籍和居住權的問題，我想起來最近上海的馮正虎在日本八次闖關回國都失敗，然後現在滯留在日本機場的這件事情；另外上海作家小喬，在瑞典進行訪問研究以後經過香港回國，在香港被禁止回國。因為她家在上海，居然就被禁止回家，所以無可奈何，因為香港沒有她的家，她也沒法在那裡生存，所以只能返回瑞典。我們只講今年的事情。就說今年中國的作家廖亦武要出國，應邀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結果又被阻止出國。本來公民出國的權利和回國的權利，只要是有邀請單位，只要他是要回家，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的。這種回國權是一個最基本的人權，是一個不受國家政權控制的一種人權。
結果中共它能夠把人阻止在外、或者是不讓人出國作為一種權力來行使了，本來這不是它的權力，讓人有一種「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感覺。看上去中共正在急急忙忙在行使這個權力，擔心的是這個權力沒有幾天可用的了。從這一點來看的話，我倒是相信中共的領導人和各級官員，他們也都相信中共沒有幾天了，所以要趕緊把這個權力行使一下。好，謝謝大家。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橫河評論》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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