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京都」談判前 專家分析中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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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王心慈法國報道)為繼續聯合對抗全球變暖問題,控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世界各國將於2009年12月6日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15屆締約國大會」,商討制定新的防止地球變暖的國際框架——「後京都」協議,從而取代即將在2012年到期的京都協議。考慮到各國辦理批准手續均需時間,為了能夠保證從2013年開始實行後京都協議,可能要在今年年底前達成相關協議。

2009年11月14日法國總統薩科齊在愛麗捨宮與來訪的巴西總統盧拉舉行會談,主要就氣候變化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在會後發佈了《氣候變化共同立場文件》,強調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希望今年年底舉行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談判會議取得成功。在會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薩科齊表示,他和盧拉希望這份文件能夠得到更多國家的支持。盧拉則稱,希望將一個「至少與現在等同的地球」傳到下一代手中。

據法新社11月17日報導,為了給下個月聯合國氣候會議奠定基礎,全球44個主要國家的環境部長閉門會談,以期待屆時能達成一項政治協定。

鑒於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和污染最嚴重的國家,而且中共當局一直以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保持其經濟的持續增長,可見中國民眾在享受兩位數經濟增長的同時,恐怕還要繼續忍受環境污染,並為之付出 代價。離哥本哈根會議還有十幾天在後京都談判前,看看專家對中共當局的立場。

IRIS(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所)研究助理Pim Verschuuren於2009年11月16日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中國在後京都談判中的立場。

為充分有效地減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對抗這種全球變暖的緊迫性,增加民政和外交壓力,促使中方成為後京都協議中,受國際條約約束的又一個國家。中方一向抑制國際治理氣候變化的外交,且從不服從任何一個條約的約束,而京都體製表示,自1990年以來,中方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80%,且2007年中方已成為排放溫室氣體最大的國家,佔全球排放量的四分之一。

另據中國環保總局的資料顯示,目前流經中國城市的河流90%受到嚴重污染,3億多農民沒有乾淨的飲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新鮮的空氣,2006年平均 每2天發生一起突發性環境事故,全年的群眾環境投訴達60萬人次。

世界最大的污染環境者和其持續增長:不可避免的包括中國,在國際排放量的前例。

對與中國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由於中方的經濟非常依賴——煤,中國經濟80%的能源供應是在使用煤的基礎上,它是至今為止主要的能源污染源。此外,強勢的中方經濟增長和快速的發展模式造成大量農村人口外流和城市化也使得中國近幾十年來二氧化碳排放量迅速上升。中國的這種發展模式,已經造成了局部地區深重的生態失衡。在世界上20個污染最嚴重的大城市中,中國佔了13個,酸雨已經加速其大部份土地荒漠化的影響。這些制約中方經濟增長和當地環境惡化等因素促使北京試圖遏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第十一個五年計劃(2006~2010年)和國際氣候變化方案(2007年)首次設立的標準,新的工業能源和目標,降低能源消耗。大量投資可再生能源。

不過,北京的野心阻礙措施的執行,從中央到地方實行起來很困難。在中國各省都渴望保持競爭,從而分離的工業生產結構,並不有助於表達一致的原則。此外,環境保護部門(MEP)分配有限人力和財政資源面臨完成規模宏大的操作任務。這些限制還應加上缺乏透明度的中方未來經濟發展,從而低估了限制中國排放量的可能性。

因為京都國際氣候體制沒有建立限制中方排放量的制度,約束北京建立一個有效的國際水平的公共環境政策很困難。雖然中方已認可2002年8月的京都議定書,但由於其地位是發展中國家,沒有一個在議定書附件的國家被限定減少排放量的,所以中方沒有正式的減排的義務。

然而,京都議定書對發達國家有溫室氣體排放量規定,其中不少發達國家因降低能耗費用大達到規定目標困難,清潔發展機制允許這些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吸收溫室氣體項目從而幫助其減排,作為自己達到減排指標的一部份——這就是京都議定書的「清潔發展機制(CDM)」,發達國家開展CDM的合作,中方幾乎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就可獲得大量資金和技術,能有機會參與環境投資項目和還能減少排放量,對中方而言這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所以中方一直採取積極的政策,推動接受這些投資項目。中方現在是接收清潔發展機制最多的國家(佔清潔發展機制的60%)。但是,清潔發展機制不夠雄心勃勃,再加上沒有排放量配額分配給中國,京都議定書未能成功達到限制中方排放量增加的目的。

中方特殊性質的經濟增長是使中方參與對抗全球變暖競爭的一個關鍵因素。中國不僅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來源,而且在以每年以三分之二的速度增長,差距越來越大,因此對抗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責任落在中方身上。

中方在氣候談判中的措辭:北方國家承擔全球氣候變暖責任。

對於經常性的輿論批評——中方是不付費的污染者,北京一方面反駁說持續發展是它的權利,另一方面則努力發展脫碳經濟,並且強詞指出一些工業化國家一樣對「歷史」有罪,是他們破壞環境和為保持競爭力不得不解決全球變暖狀況。如發展中國家一樣,中方打算繼續不受任何國際條約的制約(義務達到減少排放量),並呼籲發達國家提供資金以控制全球變暖。中國一貫排在發展中國家中,以保持其在京都議定書義務中特殊的地位。中國是世界上77個代表團的代言人,其中包括130個非工業化國家。他們依靠的是中國的外交影響力,以維護他們的地緣政治利益。

2008年12月在波茲南這次會議上,北京已表示,在對發達國家中期目標作出決定之前,預備全球的長期目標。分配給發達國家的減排目標是,2020年與1990年相比要減少25至40%。它還旨使發達國家單方面作出的貢獻,必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轉讓,幫助發展中國家應付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他也反對任何邊境碳排放稅,旨在調整髮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公平競爭。

擬議氣候立法的瓦克斯曼-馬基辯論,因中方在高度的碳排放情況下生產的產品,美國國會將出臺進口稅計劃。北京強烈反對這種稅收並推卸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2009年3月中方代表團在關於氣候變化的談判中提出,要計算使用消費品者即消費者所在場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不是生產消費品廠房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這注定將大大有利於中國的三分之一工業總產值出口。但是,發達國家反對用這種激進的方式重新計算的排放量。

儘管在各種壓力下,中國並沒有游離於自己的DEP的保護。2009年10月22日,中國和印度簽署了一項環境政策合作協議,並重申他們拒絕任何具有約束力的碳排放指標,繼續指定一些國家為全球變暖的主要罪魁禍首。

如何約束中國?哥本哈根和後京都的壓力和前景。

目前中方的外交形勢是不舒服的,它本身象徵著異質性和與77個代表團內部的分歧。在新興國家(金磚四國)和最不發達國家或歐佩克國家,全球變暖的責任,利益和控制碳排放分歧的競爭手段,並威脅談判小組在臨近哥本哈根會議時統一口徑。此外,增加人均二氧化碳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中方越來越多的對地緣政治氣候提出,保持持續發展的浮誇言論。根據京都議定書它目前擁有優勢,但中國外交的包圍圈越收越緊,誰知道它能不能保持很長一段時間的優勢。似乎越來越明顯,即使哥本哈根未能形成具有約束力的減排文件,這種京都制度將在2012年到期。因此,中方談判握緊他們的立場,並指責發達國家鑿沉哥本哈根試圖埋葬京都制度。2009年5月,中方巴厘島路線圖會議的立場,要求發達國家承諾2020年與1990年相比僅在國土範圍的集體排放量至少減少40%,(不包括所提供的靈活機制,清潔發展機制)。

哥本哈根首腦會議上,中方以務實為名的政治氣候的波動,用有關附件小組中的發展中國家需要緩解外交壓力的方法維護自己的經濟發展。許多觀察家認為,開放的中國,外交的氣候可能會更受限制,特別是中美)。奧巴馬訪問中國這些日子,是讓一個對雙邊關係是「新的歷史起點」,據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何亞非說,美國將和中國有一個新的談判框架,負責超過40%全球排放量。面對可能出現的僵局,在多邊談判中,美國可能尋求參與中國的雙邊或歐洲聯盟的三邊氣候談判。開放與工業化國家的合作是成功的先決條件,氣候談判為後京都建立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制度。

造成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的原因十分複雜,因其涉及政治、經濟、產業、外貿等諸多領域,顯然,後京都協議已不僅是涉及到減排的問題,而是涉及到重構世界的政經格局,所以引發很多議題,十分複雜,各個國家難以達成共識。對各國而言,推動環境外交的主要目的,除保護地球環境與促進發展外,也出自於維護自身經貿利益,避免因推動環保而喪失競爭力或遭經貿制裁。美國至今仍是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國家,他們表示要與中方直接對話,以便不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旗手。後京都議定書的減量架構與目標將如何,能否形成有約束力的法律文件,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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