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1日訊】高聳的紀念碑，在殘陽下閃耀；一個又一個名字，沉默著的24萬遇難者的名字，銘刻在紀念牆上。黑白影調，伴隨嗚咽的配樂，把我們帶入被掩埋的城市……長達三分半鍾不同景別的紀念碑和廢墟影像，是紀錄片《掩埋》的開場。
去年有關地震的媒體報導，眾所周知有三個禁忌：地震預報、校舍垮塌、救災款去向。然而，在這樣一場世紀大災難面前，搞紀錄片的豈能沉默。就跨越禁忌而言，最早問世的作品有潘建林《誰殺死了我們的孩子》，該片去年9月在釜山電影節公映，向世人呈現了青川縣木魚中學校難的情景。2009年第六屆中國紀錄片國際選片會上，有「中央電視台記者編導」的《127張遺像》，作品直接表明：釀造悲劇的元兇不是地震，就是危樓。《南方都市報》在報導這條消息時未說明編導名字，但題材顯然是關於綿竹市富新二小的故事。而我要推薦的是王利波有關唐山大地震的作品《掩埋》，該片獲得2009年中國紀錄片交流周優秀紀錄片獎。在目前露臉的地震題材紀錄片中，它是第一部探尋地震預報問題的作品。從網上查到：王利波，1973年生於哈爾濱，1999年開始影像創作，作品有多媒體戲劇《荒誕的牆》。2004開始紀錄片創作。 2007年參加了廣州紀錄片大會與宋莊藝術節《07影像檔案展》，現居北京。在導演闡述中，王利波說：
1976的唐山大地震留給世人的疑問太多，地震前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和北京的地震專家都曾發出過臨震警告！但最終卻以超過24萬人的生命被掩埋為代價，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大悲劇。這到底是為什麼？2008年汶川大地震約10萬生命被掩埋。面對慘絕人寰的大地震，人類一次又一次的重複著悲劇的發生。人們僅僅是把金錢和無味的淚水獻給不幸者，這是人類的悲哀。一個民族必須有勇氣正視本民族的弱點，這個民族才能有希望。
在王利波之前，全面揭示唐山地震漏報這個黑匣子的是河北作家張慶洲。經過8年採訪，張慶洲在2005年5月出版了報告文學《唐山警示錄》。他在這本書中，記錄了當年參與地震預測預報各個層面知情人的回憶，呈現了地震界有關預報的爭議，解開了唐山預報真相被隱瞞的謎團。王利波從這一著作獲得採訪線索，並得到張慶洲先生的支持指點，從而用影像的方式，讓一系列著名的專家證人、還有民間知情人直接出場，面對觀眾講述他們的觀點。如果說，當前很多獨立紀錄片走的是敘事型影片的路子（例如記錄小人物的生存狀態），這部作品則堪稱議論型影片。它聚焦於災難性的社會事件和懸而未決的科學問題，按照唐山地震發生前後的時間線索，組織了當事人的思想觀點。和報告文學不一樣的是，通過影像，我們能夠直接面對這些可能對政府決策、對24萬亡靈和幾十萬傷殘者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的專家、民間預測者；他們的言說，因而帶來不同的視覺震撼。
為歷史留影、讓證人發言，這本是歷史題材紀錄片的特點。這部作品的重要性在於：它進入了被主流敘事遮蔽的歷史，讓攝影機的鏡頭照見了一批被排斥、邊緣化、甚至被妖魔化的關鍵證人。觀眾有幸目睹：當年以各種方式預報了唐山地震的科學家、群測群防小組成員。他們中間的一些人，有汶川大地震以來人們開始耳聞和關注的地震預報專家：七十年代任職地質部地震地質大隊的黃相寧、北京地震隊的耿慶國、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華北組組長汪成民——他們證明，作為專業人員，他們是深入基礎做了調研的，是歷經艱難，向有關部門做出預報的。我們還看到，當年山海關一中地震科研小組負責人呂興亞、唐山樂亭紅衛中學地震科研小組負責人侯世鈞、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組王書蔚、李伯齊夫婦。他們以簡陋的儀器觀測地電、磁偏角、水氡的變化，持續不斷地做出記錄，的確是抓住了地震前一系列宏觀異常的。特別重要的證人還有：當年青龍縣科委的王春青，是他把汪成民突破封鎖釋放的臨震信息帶回縣裡，使青龍縣委做出預防，從而創造了全縣無人喪生的奇蹟，而青龍縣距唐山僅115公里。影片中採用的視聽史料還包括錄音，這有可能是作家張慶洲先生留存的，它彌補了採訪的不足。我們因此聽到了其他關鍵人物的講述：這裡有當年唐山市地震辦公室負責人楊友宸，在大震來臨之前的5月，他被派去五七幹校勞動；對此，地震專家黃相寧憤怒地說，當年的唐山市委書記犯了「過失殺人罪」！還有，當年青龍縣縣委書記的冉廣岐，儘管縣裡沒有權力發地震預報，但他毅然拍板，決定從縣到鄉傳達臨震信息。他的話擲地有聲：別人拿烏紗帽當烏紗帽，我拿烏紗帽當尿憋子，我考慮的是全縣47萬人！影片中收集了很多重要的書證資料：例如七十年代的地震界內部刊物、寫給國務院的相關文件、中學老師觀測用的圖紙以及當時發出又收回的簡報；這些寶貴的視覺史料具象地表明：在地震日益迫近的時間進程裡，地震局的有關領導如何打壓異己、忽視預報、最後導致了無可挽回的歷史遺憾。王利波的這部作品，除了開頭，基本上沒有外景，全部都是室內採訪。這樣做的優點是集中表達口述歷史者的觀點，缺點是欠缺人物與環境的關聯。他用的手段很少，只以淡入淡出遮蓋了剪輯點，以字幕提供了時間和事件的關鍵。儘管如此，我依然認為這部作品非常重要，它填補了我們視覺記憶中的空白；它表現了思考的勇氣和敏感。在影片結尾，它記錄了這些專家學者對當下地震預測的意見，把尖銳的現實議題留給觀眾思索：汶川地震之後，如何吸取歷史教訓？這些專家指出：當年地震局的官員和主流學者，為了推脫責任，完全不承認地震前有預測也有預報；而政府則默認、支持他們。「現在還是這種態度，我覺得這對於我們整個社會是一種很大的危險。」耿慶國先生說，在發生了唐山大地震之後，「還採用上欺中央下騙百姓的辦法，那是不能容忍的，是沒有科學家良知的。」針對國外普遍流行的觀點：地震不可預測，專家也做出了回答：發達國家走的是抗震這條路，但是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不了，因為花錢太多。當年發佈信息救了青龍47萬人的汪成民先生一針見血地說：「關於地震不能預測，不是在於知識的限制，而是因為管理水平太低。這個水平上不去，好的科學家、知識和技術，仍然發揮不了作用。」地震學家黃相寧先生亦說道：「這次汶川地震的出現和當年華國鋒處理唐山地震問題的不徹底有關係，溫總理同樣犯了華主席當年的錯誤。這個錯誤意味著，後面的地震還要繼續奪去中國人民的生命。」
感謝北京電影學院的崔衛平教授，是她向我推薦了王利波的《掩埋》。在獨立紀錄片難以生存和傳播的環境裡，我迫切地感到推薦這個作品的重要。三十年前的悲劇，誰說不會再次降臨？《掩埋》揭示出，如果我們不知道災難在臨近，如果那些可能的報信人被扼住喉嚨；人人都會因為不知情而被掩埋，而推卸責任的人，注定還要把這樣的真相再次掩蓋掉。唐山大地震的教訓，何嘗不是當代中國很多浩劫的縮影？抗震防震，不僅是地震學界的工作，它牽涉到社會治理、公共利益，並有賴於我們地震記憶的重生。因為《掩埋》，我在網上又看到翟明磊先生揭破汶川地震預報謊言的長篇採訪：《震旦》；我感到鼓舞的是，在尋找災難真相的道路上，跋涉已然開始，且勢不可擋。 (//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