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守所裡緊張的做花之餘，聽一聽那些前中共官員講一講官場的黑暗，有時頗有些可笑。但看守所裡的環境實在太差了，實在讓人笑不出來，警察也不把那裏面的人當人看，如把每月一次的家屬送東西進來稱為「拜山」，這是廣東話，祭掃墓地的意思。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下來。一個剛進來不久的犯人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很快死去——不是被犯人打死的，而是被那個環境折磨死的。他的臉色就像泡了很久的酸菜的顏色，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到死人。警察叫犯人把他的屍體用床單包裹著就抬出去了。正如惡警所言：「你們在這裡死了，還不如一條狗！」
　　
對於活著的犯人，看守所剝奪了他的全部人格尊嚴。與任何一個警察說話都要蹲下；要剃光頭；吃每頓飯前要大聲背監規；每天要蹲下舉手報數十幾次；警察和武警時不時抄倉，所有犯人要求在陽光下脫光所有衣服，女犯亦是如此；每個監倉都安裝了攝像頭，說是防止法輪功學員煉功，另一方面，那些流氓惡警正好用其觀看女犯洗澡、上廁所；有時必需日用品會缺失，比如有段時間沒有紙巾用，大便完只能用水洗，或用做膠花的花葉，再用這樣的手去做花、剪開心果。
　　
對於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來說，承受的比普通犯人還要大的多。法輪功學員信仰「真、善、忍」，要做好人，一夜之間卻被打為叛逆，並要被非法關押在這樣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這不是人世間最大的冤案嗎？
　　
對於「大紀元」案這批學員來講，我們還長期遭受著惡警對我們進行的審訊迫害，歷時半年以上。每個人總共不下幾百次提審，基本上每天都要審訊幾次，也是創歷史記錄的，足見中共當局對「大紀元」的懼怕。我們的案子被定為「1216專案」，珠海市公安局為此調集了珠海市各區分局的精幹力量組成專案組，由一個處長任組長。所有的審訊結果則直接上報中央。審訊有時持續到後半夜2點多鐘，再由大狼狗帶回監倉。他們從我這裡審不到什麼，就會每隔一段時間換幾個警察。有時警察見面就開始狂罵不止，一罵連續8個小時，什麼髒話都能罵出口，中共的警察還有什麼「素質」可言？一天，來了兩個年輕力壯的警察，他們見從我這裡審不到有用的東西，就叫我跪下，我拒絕，遂開始用大皮鞋踢我的腿、身上，我的小腿被踢的青一塊紫一塊的。次日，我在監倉裡公開煉法輪功，被看守警察辱罵，並以鎖「飛機」酷刑相威脅。
　　
「冤，冤，冤……」一個「冤」字在我頭腦中迴盪。漢字的「冤」字，上面是一個寶蓋頭，下面是一個「兔」字，意即兔子被壓住，是為冤屈。我想到中共全面鎮壓法輪功始於1999年，那年正好是兔年；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也是出生於兔年（1951年）。
　　
2001年3月底的一天，監倉裡前面幾個有閒的人又在談論中共惡黨官員的醜聞。他們談到珠海市某公安局長光著膀子、戴著項鏈，當街強搶民女，無人敢管；一到星期六傍晚，珠海好多官員都開車去大專院校接女學生，第二天早上再送回來……突然，我感到一股悲憤之情油然而生。
　　
我為什麼會被關在這裡？這樣污濁的環境！無論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還有周圍人的言行，都是那樣的污濁！修煉法輪功有什麼錯啊？中共真是腐敗透頂，那些貪官污吏真是無惡不做，他們有什麼資格抓捕、關押、迫害、「轉化」法輪功學員？我們法輪功學員做事首先為別人考慮、遇到問題向內找，不知比他們好多少萬倍多少億倍呢！
　　
回想起自非法抓捕以來自己遭受的委屈，打罵、侮辱、奴工、審訊、饑寒、不能自由上廁所、每天早上睜開眼睛首先看到的冰冷的硬木板大通舖，還有無邊的寂寞，這一切都殘酷的擺在我的面前……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開始大哭起來。
　　
我感到很多不好的化學物質從我的眼淚排放出來，心裡感到好受一些；同時我也是真心的在哭，為自己的冤屈在哭，為所有法輪功學員的冤屈而哭。我的哭聲是真誠的，也是具有感染力的，我相信，因為那一時刻，監倉裡誰也不敢說一句話，只有我的哭聲。他們一定能夠感受到哭聲中所承載的那種莫大的冤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岳飛《滿江紅》的這句詞打入我的腦海，我感到恰點到了我：那年我是將近30歲，從北京到珠海也差不多8000里路。念及此，我更感悲壯，往事如電影般浮現……
　　
我出生在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父母都沒有文化。1994年我以優異的成績從一個小縣城考入中國最高學府清華大學，是一件多麼令人高興的事情！上大學後，我的成績也很快躍居全班第一，並任班長和精儀系科協副主席。1997年下半年開始，不知怎的，學習之餘，我總是在思考人生與歷史的問題。秦朝之前的歷史我不敢妄想，但感那時的人道德修為極其高尚，這從《封神演義》中就可看出來。秦朝以後的歷史，我反復的想，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不知這朝代更替到底為了什麼，人類將如何發展，中國將如何發展，人生的意義到底何在？我產生一種沉重的歷史感，更產生一種對終極真理的渴望。直到有一天，《轉法輪（卷二）》中的八個字點醒了我：「悠悠萬世，幾人不迷。」我一下子覺的，這就是我要找的東西！
　　
從此我每天都到清華十食堂邊上的小樹林參加集體晨煉，那個煉功點兒多時有上百人同時煉功，而清華總共有十來個煉功點。我們還每週聚會兩次，大家集體學習法輪功著作，交流心得體會。每到週末，我們經常還要參加數百人到數千人的集體大煉功。那時每天清晨，只要是在北京的街頭上走，到處都可聽到悠揚的法輪功煉功音樂，到處都可見到黃底紅字的「法輪大法義務教功」的橫幅。可以說，對每一個1999年7月之前開始修煉法輪功的學員來說，那段時光都是最最美好的。
　　
然而，美好的東西總是受惡人的嫉恨。1999年7月20日，恐怖從天而降。一時間，對法輪功的造謠污蔑充斥了中國社會的角角落落。北京的溫度也隨即驟然升高，地面溫度高達50多攝氏度，連不煉功的人都覺的如生活在地獄中一般。
　　
1999年7月21日早晨，我去國務院信訪辦為法輪功問題上訪，當時街上已經有很多人。一輛警車停下來，下來兩個警察，攔住了一對農民夫婦，問：「幹什麼的？是煉法輪功的嗎？」「是」，農民夫婦回答道。「為什麼來啦？」「為法輪功上訪。」「放著好好的地不種，到這兒來上訪？給我上車吧！」說著，警察就往警車上拉這兩位農民夫婦。農民夫婦義正詞嚴的問：「為什麼抓我們？我們犯了什麼法？」「問什麼？這是上邊的意思！到局子裡你們就知道了。」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中共的警察抓捕法輪功學員，頓時感到我們法輪功學員受到的冤屈太大了。奉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法輪功學員面對共產黨的暴力國家機器，將承受怎樣的苦難呢？我不敢想像。
　　
之後我多次為法輪功問題上訪，每次遇到的魔難也都不一樣，有一次胸部還被軍警打傷。其間我也遇到很多從外省份趕來北京為法輪大法說句公道話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數不勝數。由於進京火車、汽車被堵，一位湖南女學員，隻身一人騎自行車到北京上訪；有的外地學員為了不被查出原籍，把身份證扔了；海南海口市的一些學員參加完99年8月8日的「萬綠園」集體大煉功後，又去很多地方找當地學員交流，帶動更多的學員能夠勇敢的站出來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
　　
1999年10月，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傳來，山東招遠的一位名叫趙金華的農婦，只因堅持修煉法輪功而被鎮派出所活活打死。同修的犧牲喚醒了更多的法輪功學員。1999年10月15日左右，我到位於北京永定門附近的國家信訪局上訪。到了那裏才發現，堂堂的國家信訪局連個像樣的大牌子都不敢掛，只有一個小鐵牌子，而且字是朝裡的。穿過一個小胡同就是信訪局辦公室。小胡同裡聚集了很多人，有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也有不煉功的上訪群眾，另外就是來「截訪」的各地警察。這個「截訪」 絕對是中共特色的東西，也就是說各地警察到北京來截住本地區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在他們進信訪局之前就把他們抓回當地，因為江氏政府早就下令，如果哪個地區的法輪功學員去北京上訪，當地公安局長要受處分，甚至就地免職。
　　
我走近那個小胡同，看到有些長期上訪的人就在路邊用幾塊紅磚搭一個簡易的爐灶，用破鍋煮點東西吃。「哀民生之多艱」啊。待我再往裡走，好多「截訪」的警察竄過來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是清華大學的，他們都感到吃驚，「啊？清華的也來上訪？」這時從裡面出來一個當官模樣的，對我說：「進去就是勞教三年，不進去就沒事兒。」中共把自己裝點門面設立的信訪局變成了鬼門關。很多人都圍過來看熱鬧，我就趁機給大家講法輪功真相，平時還沒機會講，這回正好這麼多人都來聽，我就給他們講了很多。
　　
1999年10月25日，江XX擅自對法國「費加羅報」稱法輪功為「X教」。10月28日，中共官方媒體透過一篇所謂的評論員文章宣布「法輪功是X教」（鎮壓至今，中共從未敢在任何一條法律條款裡稱「法輪功是X教」，也就是說，鎮壓法輪功毫無法律依據）。鎮壓法輪功確實在升級。北京當天氣溫驟降，刮起了凜冽的寒風。
　　
我輾轉來到北京的西方記者公寓，就法輪功真相接受了他們的採訪。沒想到剛走出記者公寓的院子，一輛高大的摩托車就擋住了我和另外一個學員的去路，剛轉身，發現後面同樣有一輛摩托車。這時從馬路邊上停著的黑色轎車內竄出幾個人，飛快的把我拉進轎車，按倒在底盤上，雙手背銬，搜出了我身上所有的東西，把我的背包也搶走了，並開始打我的頭，邊打邊說：「敢跟政府作對！」
　　
汽車顛簸著不知走了多遠，後來我被拽下車，拉進一個秘密看守所連夜審訊。他們審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就不怕得愛滋病？」，言外之意是西方人都是愛滋病患者。審訊過程中，我知道了綁架我的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他們對我前幾天接受美聯社和香港記者採訪等事都很清楚，這就表明所有駐華外國記者的電話全部都是被國安監聽的，他們的行蹤也都是被監控的。
　　
後來得知當天丁延等學員舉辦了更大型的面向西方記者的新聞發佈會，外媒稱這是「打在江澤民臉上的一記響亮的耳光」。之後他們成功離開北京，並舉辦了廣州法會。丁延的心得體會「讓生命在正法中輝煌」，其中一句是「其實，我覺得修多高對我已經不重要了，只因為與正法聯繫在一起，生命才有了意義」，激勵了更多的學員走出來證實大法。
　　
2000年6月，我再次走上天安門廣場，打開寫有「法輪大法好」的橫幅。那天天氣特別好，碧藍的天空，萬里無雲，很多學員都來到天安門廣場打橫幅，以示對中共殘酷鎮壓法輪功的抗議。黃底紅字的橫幅在碧藍的天空映襯下熠熠生輝，也許只能打幾秒鐘，就會被撲過來的惡警奪走，但那一瞬間的輝煌卻定格於天地之間，其浩然正氣貫穿於穹宇。
　　
之後我還參加了在清華小樹林煉功點的集體煉功，總共有10來個學員參加。很快，清華派出所的惡警僱傭了一車流氓打手過來抓捕學員。我的雙手被從身體後背銬住，頭朝下扔到車上，拉進派出所。在那裏，他們又打一個女學員，我高呼「不許打人！」結果一個惡警過來朝我的太陽穴猛擊一拳，我被打倒在地……
　　
2000年6月，北京工商大學講師趙昕在北京紫竹院公園煉功被北京海淀分局非法野蠻抓捕。3天後被打成頸椎4、5、6節粉碎性骨折，生命垂危，送往海淀醫院搶救。隨後很多北京法輪功學員輪流到海淀醫院看望趙昕。我也多次去看望，但見趙昕躺在急救室裡，脖頸處插著呼吸機，一隻眼睛嚴重受傷。後來得知，趙昕於2000年12月11日不幸離世。
　　
另外，我被清華校方及公安局、國安局不知找了多少次談話，被兩次休學，直至最後加入大紀元網站的建設工作。如今，我又身陷囹圄。我從一名將成國家棟樑之才的清華學子一下子變成了「罪犯」，被強行關押在如此骯髒污濁的環境，真宛如從天堂掉進地獄。然而我並不是遭受如此冤屈的唯一一人，全國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都在遭受著偌大的冤屈。這是中國人的悲哀，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面對中共的殘暴、無恥與荒淫，我別無選擇。我決定開始絕食、拒絕奴工，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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