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9日訊】《華盛頓郵報》報告眾議院以289對139 通過擴展SCHIP(州兒童醫療保險計劃)的計劃,這項計劃旨在給為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政府的醫療保險.
支持這項議案的人指責反對方,不關心兒童的醫療護理,但是CATO 的醫保政策的研究主任Michael F. Cannon 提出,如果真的關愛兒童,依然會反對SCHIP.為此,他提出9點理由(How to Argue against SCHIP),證明這個計劃非常糟糕.
如果想深入瞭解這項330億的計劃,請閱讀Cannon 的2007年的政策研究論文:”正在下沉的SCHIP的船”(Sinking SCHIP: A First Step toward Stopping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Health Programs.」)
筆者在以前曾寫過三篇奧巴馬醫療計劃的文章
在第一以及第三分別討論過擴展SCHIP計劃.現重新整理放在下面:
子女保險由父母託付,是政府代替家庭作出選擇
奧巴馬在辯論中還批評麥肯恩沒有支持兒童醫療保險SCHIP(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的擴展計劃。其實,這又是一種盲目的託付政策,就是強制父母為25歲以下的人投保,為他們買私營公司的保險,要麼把他們列入政府醫療援助或者SCHIP計劃當中。這樣的託付同樣不僅不能讓所有兒童覆蓋到,而且如果強制實施,懲罰那些因為窮困而不遵守該法案的父母很不公平,對父母和小孩都來說這等於雪上加霜。
奧巴馬為了討好民意,也強調保費太貴了造成了家庭無法負擔為小孩投保。但是事實上在未給小孩投保的低收入家庭當中,只有32%家庭年收入在2萬元以下,而 63.9%家庭收入是在4萬以下。這說明這類家庭各有自己特殊的考量,比如身體基本上健康狀況還不錯,沒有必要購買保險。也許奧巴馬又要承諾,說大家放心,他會給一部分困難家庭適當的補貼和資助,但在初選中希拉蕊也是如此說到補貼,卻遭到奧巴馬的駁斥。
保費只是其中問題之一,還有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怎樣保險的標準才是有必要的。我們知道,對民眾來說提供的醫療服務越高越好,但是相應的保費決不會便宜。本來父母已經選擇了比較適合家庭的兒童保險,但是沒有達到政府要求的最低強制性福利標準,就不得不放棄。
而那些醫療服務體系的供應商為了商業利益,會發動大量的遊說團體,要求國會擴大這類受保範圍以及最低的強制性福利標準,例如什麼牙齒護理了,什麼慢性病護理,心理護理等昂貴的福利會一點一點地接踵而至。毫無疑問,政府的強制決定必然抬高兒童投保的最低要求及保費成本。
美國企業研究所醫療政策的專家 Scott Gottlieb 在CNBC電視台的 “Squawk Box,”(5/6/08)(財經論談)的節目中,諷刺奧巴馬說:「州府強制的標準造成了保費上漲,得歸功於奧巴馬”非常完美”的投票紀錄(18次贊成)。」強制保險公司增加一些護理項目,其結果就是保險公司把保費提高。
而且政府強制要求父母為兒童投保的計劃,同樣也會刺激保險市場,造成保費價格上漲,而家庭負擔也會加重。事實上,奧巴馬在任伊利諾伊州長期間,為各類新添的強制性福利,他投了18次贊成票,一次也沒有否決。誰知道,他這樣力挺醫保法案,是不是像支持二房機構那樣,撈到大量的政治和金錢上的好處?
而且,強制實施父母託付的兒童保險,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奧巴馬說,可以通過把父母託付作為兒童上學或者入托的前提條件,這等於限制了家庭選擇的權利。
奧巴馬計劃擴大Medicaid(醫療援助計劃)和 SCHIP 計劃
奧巴馬要讓政府積極乾預和有所作為,除了擴大目前的政府計劃外,還要新設一些政府計劃,給「政府開支不足」(Under-funded)的項目補充經費。在醫保上,他要繼續擴大Medicaid(醫療援助計劃)以及 SCHIP (各州兒童醫療保險計劃)計劃,把更多的窮人納入醫療保障的安全網。
(註:醫療援助計劃(Medicaid)是美國政府為低收入家庭所開辦的社會福利健保,但事實上它不是保險,因為這些經濟上的弱勢家庭繳不起保費,所以政府用社會福利予以救助,保障其就醫機會,使其免於疾病的威脅。Medicaid的受益人要符合政府規定的條件並通過審查。其中有兩種條件要同時符合,一個是屬於特殊的類別,一個是經濟能力。在經濟能力方面,聯邦政府每年有訂定貧窮線(Federal Poverty Line, FPL),收入低於此線的就是窮戶,這是Medicaid受益人的經濟認定標準;在類別方面,Medicaid規定有25種屬性,如孕婦、兒童、需撫養小孩的婦女等。同時符合類別與窮戶的條件的人稱為「符合條件的需要者「(categorically needy)。)
(註:聯邦兒童醫療保險計劃(stat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SCHIP),該計劃是民主黨參議員肯尼迪等人提議並獲得通過,由社會保障法案的第21條授權(起初緣自1997年平衡預算法案(balanced budget act))目的是解決未參加任何保險的低收入兒童的醫療保險問題。它的目標人群是那些家庭收入不符合醫療救助准入條件但又不能負擔私人醫療保險的家庭的兒童。SCHIP是1965年Medicaid實施以來第一次最大限度地擴大保險准入條件,美國國會批准撥款400億美元匹配資金(match funding)給州府為全美低收入家庭未參保的兒童購買從1998年開始的、為期10年以上的醫療保險。)
奧巴馬並沒有說明他計劃要把Medicaid和SCHIP擴大到什麼程度。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經投票支持過一項擴大 SCHIP准入條件的建議,該建議要求把受惠家庭年收入的准入上限提高到聯邦貧窮線(Federal Poverty Line, FPL)以上的400%,對四口之家來說大約是$83,000左右。年入八萬三的家庭,在美國算不上富裕,但也絕對不是窮困家庭,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的家庭先前已經購買了私營保險(實施SCHIP法案的時候,符合SCHIP准入條件裡超過60%的兒童已經買了私營保險),把他們加入到擴大的範圍,根本偏離了照顧貧窮兒童的原則,等於讓可負擔私營保險的家庭得到政府福利。而且不僅如此,奧巴馬還承諾將為收入在Medicaid和SCHIP准入條件以上,卻仍然負擔不起保費的個人提供其他形式補貼。
美國窮人並不窮,福利制度卻不鼓勵他們就業和婚姻
美國政府真的如奧巴馬所說那樣, Medicaid和SCHIP的計劃也要列入Under-funded 範圍麼?沒有購買私營保險的家庭真的窮途末路了嗎?
那我們就來看看美國的窮困階層的情況。按照美國2005年劃分貧窮線的標準:單身年收入低於9570美元;兩口之家低於 12830美元;三口之家低於16090美元;四口之家少於19350美元;五口之家少於22610美元。根據這個標準,美國的窮戶最近幾年基本保持在 3500萬人左右。
對於這3500萬人,美國傳統基金會的著名社會學家萊科特和約翰森作過深入的調查,他們之後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的題目為《理解美國的貧窮》,這份報告從各個層面深入的剖析了美國貧困問題。
該報告發現,其中真正出現衣、食、住匱乏的情況是極少一部分人。在窮戶當中46%的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屋(這部份人擁有的房屋一般有三間臥室,一個半衛生間,一個車庫,一個門廊,以及一個曬台。平均住房面積比巴黎、倫敦、維也納、雅典等整個歐洲城市的普通家庭平均居住面積要大。)他們中間75%的家庭擁有汽車。多數的家庭擁有電視、微波爐,錄像機或者DVD,立體聲音響,甚至訂了有線電視或者衛星電視。有的甚至有洗碗機。
這些貧困家庭的兒童的生活狀況並不差,不會像朝鮮和中國農村那樣常年營養不良。美國窮人的孩子和美國中產階級的孩子在攝取蛋白質、維他命和礦物質方面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在大多數情況下,窮人孩子攝入的營養甚至超出身體的需要。
美國窮人的孩子事實上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消費更多的肉類食品,窮人的孩子平均蛋白質攝入量超過美國政府衛生部門建議攝入量100%。今天美國的大部份窮人孩子一般都營養過剩,他們的平均的身高和體重比美國在二戰期間參加諾曼底登陸的美國軍人還要好。
而且該報告還發現,造成兒童貧困的兩個主要原因是:一個是他們的父母不願意工作;另一個原因是他們生活在沒有父親的單親家庭。美國每年有130萬個嬰兒出生在單親家庭。假如貧困家庭中的母親和孩子的父親結婚,四分之三的美國貧困孩子將會立刻脫離官方界定的貧困家庭的範疇。
那麼為什麼美國窮人願意工作或者不願意結婚呢?有專家認為,這是美國政府對窮人提供優厚的福利補助的政策導致了的。美國政界和學術界有很多人批評目前美國政府實行的個人所得稅徵收的政策以及福利補助政策,因為這實際上是在鼓勵懶惰,懲罰婚姻。
傳統基金會的報告指出,儘管就業和婚姻可以成為擺脫貧困的階梯,但是美國的福利制度卻不鼓勵就業和婚姻。美國政府對美國窮人實行的幾項主要的福利制度:食品券,公共住房,醫療補助等,一直起到鼓勵懶惰,懲罰婚姻的反面效果。如果美國的福利制度能夠鼓勵工作和婚姻,美國目前的貧困人口數量將會急劇下降。
也就是說,增加各式各樣的福利政策,並不能給窮人帶來長久真正的幸福,相反是在鼓勵他們依賴政府,放棄個人的責任。
擴大Medicaid和SCHIP的排擠效應對私營保險造成很大的衝擊
就奧巴馬提出的擴大Medicaid和SCHIP的計劃,很多專家學者作過深入的研究。他們發現,增加福利政策,擴大政府補貼範圍至少會有兩個嚴重後果。
第一,就是經濟學上的排擠效應(Crowd-Out),顯然SCHIP比購買其他私營保險花費要少,民眾避重就輕,放棄已購買私營保險。第二,擴大 Medicaid和SCHIP計劃,將加重政府財政負擔,本應個人支付的保險費用轉給聯邦和州政府買單,消耗了其他納稅人的錢,某種意義上這是財富上的強制再分配。
羅伯特-伍德-詹森基金會(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 )在研究了22份政府保險計劃和私營保險覆蓋面之間的關係之後,發現「政府保障計劃最終將無法避免取代私營保險」。其他的研究報告也提出了類似「國(政府)進,民(私營)退;國退,民進」 這種排擠效應。2007年,國會預算辦公室研究估算「SCHIP計劃每收納100名兒童,相應的私營保險則減少受保兒童25-50名」。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喬納森格魯貝爾Jonathan Gruber(在醫療健保前沿專家)以及康乃爾大學的Kosali Simon合寫了一份長達40多頁的報告,名為「排擠效應十年之後:擴大公共保險有沒有侵蝕私營保險?」文章提到在1996年,Cutler and Gruber 就曾質疑所謂「照顧未參保人口」 擴大公共保險的計劃,他們認為這將嚴重侵蝕私營保險的市場份額。如今十年過去,Jonathan Gruber和Kosali Simon 兩位學者採用新的算法和統計技術,對1996年到2002年的數據作了細緻的分析,發現這種排擠效應不僅存在,而且非常嚴重。他們算出排擠率已經達到了 60%,(//www.nber.org/papers/w12858.pdf),就是在Medicaid或者SCHIP計劃中,政府每收納 1000萬客戶,將造成私營保險業減少600萬客戶。換句話說政府用了1000萬人的保險成本,真正解決的未參保人口只有400萬。按照成本效益分析,這基本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鈔票。
卡托中心的醫療保險政策研究部主任Michael F. Cannon在2007年9月13日,撰寫了一份名為的報告「SCHIP這艘船正在下沉……」,要求立刻採取措施停止擴大政府的醫保計劃。文章認為,對是否擴大SCHIP的討論,已經嚴重脫離了實際,因為討論救助的範圍已經超出了窮戶界限。目前的SCHIP和Medicaid 的計劃已經把那些根本不需要資助的對象也收納在內(甚至其中包括年收入在7萬4以上的四口之家)。放鬆對SCHIP和Medicaid擴大的限制,就相當於聯邦政府用錢獎勵州政府,讓他們多收納所謂的「窮戶「,而這些「窮戶「實質上是一些幻想躺在福利中過日子的人。Cannon說不僅不能擴大SCHIP,國會應該允許消費者和僱主跨州買私營保險,並國會要停止Medicaid and SCHIP的撥款,避免州府濫用納稅人的鈔票,為那些根本不需要的家庭提供保障。
卡托研究所的資深學者Jagadeesh Gokhale 則預計如果按照目前Medicaid的支出增長率,子孫後代將不得不承受高稅制。據調查,Medicaid 57%的支出來自聯邦財政,而SCHIP的69%支出來自聯邦財政,也就是說聯邦政府負擔了這些福利的主要部分。問題是聯邦政府出錢,管理卻是州府,這種結構很不利於節省開支,許多州都將SCHIP的經費用在成年人身上,而且比兒童花費得還要多。
2007年10月3日,布什總統否決了一項(由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通過的擴大SCHIP受惠群法案,布什說聯邦政府並不是沒有照顧貧窮兒童,只不過這項擴大計劃有悖救助貧困家庭的原則(這不是在救窮人,而是在救中產階級)。布什說如果這成為了法律,那麼每三位購買私營保險的人就有一位退出而選擇 SCHIP,這是讓醫療保險聯邦政府化,是一條錯誤的方向。(這是他任內第四次否決)。
的確SCHIP十年間已經耗費聯邦政府400多億,平均每年至少40億。2007年,眾議院的擴大計劃法案是要為貧窮線三倍的家庭救助,他們要求政府在接下來五年(到2012年),把目前每年50億(五年250億)的預算再加350億,總共600億,等於每年要花120 億。對於深陷財政赤字的聯邦政府,這簡直是獅子大開口。
從最早倡議的SCHIP法案的參議員的肯尼迪到如今問鼎白宮的奧巴馬卻一再堅持要擴大這些計劃。既然沒錢民主黨就想到加稅,他們打算全面提高菸草行業的稅收,把香菸稅增加到156%,讓菸民平均每包香菸多付六毛。按照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Kip Viscusi說法,香菸稅的承擔對象主要是窮人(民主黨所謂的代言對象),根據九十年代的調查,年收入一萬元的比年收入五萬以上的人在香菸稅上多繳一倍的稅。而且提高香菸稅,遠不是想像中的那麼簡單,Kip Viscusi就2003年在紐約市調查發現,提高菸草稅,導致黑市氾濫,運菸草車輛的被打劫等的暴力案件時常發生。而且提高了煙稅,並沒有證據說明,菸民有所減少。
奧巴馬不管這一套,他還承諾要給那些僱主的巨額醫療保險,超過一定的範圍,他將讓政府幫他們買單,只要僱主同意把省下的鈔票返還給工人,這個計劃奧巴馬稱之為再保險。表面上,好像給公司僱主減負,實質上,是轉移福利公司的負擔,把原本要公司或者個人支付的保費讓政府買單,最終讓納稅人均攤。如此一來,公司僱主用不著認真地進行成本控制,只要一旦超過支付能力,馬上就丟給國家。可以想像得到奧巴馬所謂的計劃就是讓公共的保險計劃越做越大,把私營的保險計劃排擠出市場,最終走向加拿大的全民保險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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