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8日訊】－－卡斯特羅無恥剝奪華裔古巴人的歷史見證

去年三月，我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三個華裔古巴將軍在古巴革命中的經歷》(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 the Stories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以下簡稱《終結》)一書。這本書是美國左派出版社「尋路人」(Pathfinder)2005年推出的一本重要作品，內容主要是對古巴軍隊中三個身居高位的華裔將軍的訪談，文章發表後在國內很多網站轉載(文章見附錄)，同時我還應英國《中國季刊》之約發表了一篇英文的書評。此後，我得到國內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6年出版的《古巴華僑家書故事》(以下簡稱《家書》)一書。兩本書的編者遠隔天涯互不相識，出版社之間也毫無瓜葛，兩本書的籌劃和出版過程更是毫不相干，但如果對照閱讀，人們會發現它們其實是對同一個歷史過程和同一個群體的遭遇作了完全不同的敘說，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對于有心的讀者來說，這兩本書的幾乎同時問世正構成一個歷史的辯論:《家書》中敘說的普通華裔在卡斯特羅上台後的遭遇給了《終結》中那些高亢而空洞的「革命」話語一記響亮的耳光。

《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是一本從古巴華人歷史的角度來為古巴革命辯護的歷史作品。我在那篇評論中這樣概括這本書對華裔古巴人的描述: 「華裔古巴人的身份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殖民統治和舊政權下種族歧視的對象、民族獨立的參與者和1959年以後社會主義革命的受益人。換句話說，華裔古巴人要麼是受苦人，要麼是革命者和被解放者，這種陰陽身份轉換以1959 年為界」。但這種描述只涉及華裔古巴人群體的一部分，「華裔古巴人有不同的社會經濟成份和地位。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中國移民一樣，他們發憤工作，通過個人奮斗和社群合作取得經濟成功。他們當中有工商業者、銀行家、餐館老板、商店店主、專業人士和街頭小販。他們的貢獻是古巴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個有機部分，他們的勤奮也贏得了不同族裔古巴人的尊敬。革命前古巴中國人社群非常活躍，華文報紙就有4份，還有眾多的會館和組織。」

但在卡斯特羅上台後，為古巴經濟作出重要貢獻的華人社區成為革命的對象，從60年代初的國有化到1968年的「革命攻勢」，古巴華人從大商人到小業主和街頭小販，財產全部被沒收，他們當中絕大多數只得兩手空空地離開這個島國。到了90年代，和世界範圍內生機勃勃的海外華人社區相比，古巴的華人社區幾乎不再有生命的跡象，一度是哈瓦那經濟繁榮象征的唐人街成了死城。書中的三位將軍用自己身居高位來驕傲地說明「社會主義革命」給華裔帶來的種族平等(他們還指出在整個拉丁美洲，找不出那個國家有華裔當上將軍的)，對于這本書的策劃者來說其實是一個絕大的諷刺:他們自以為佔據的是一個在左派史學中時髦的「從底層敘說歷史」的道德高地，但人們嗅到的卻是官本位特權社會的腐臭氣息。這三個將軍固然有了「種族平等」，但代價卻是整個華裔社群的經濟活力和身份特征。

在那篇文章中，由于缺乏具體材料，我並沒有對古巴革命給華裔社區帶來的毀滅性打擊作詳細介紹。但現在，《家書》從一個非常具體生動的角度描繪了這個歷史過程。《家書》的編者是暨南大學教授黃卓才，他的父親黃世寶生于廣東台山，1922年前往古巴謀生，長期居住在古巴克拉拉省大薩瓜市，先打工後成為小商人，1975年去世。《家書》就是黃世寶寫給黃卓才的信。

從黃世寶的這些信中人們可以看到卡斯特羅的革命是怎樣剝奪華裔古巴人辛勤勞動積攥下來的財富的。黃世寶在古巴三十年，前20多年打工，後來慘淡經營起一個小商店，卡斯特羅1959年上台不久他的商店就被列入沒收計劃，能撐到68年最後一批已經是算是「命大」了。哈瓦那華人社區報紙《光華報》的主編馮嘯天20 世紀50年代初來到古巴時，身上只有兩塊美金，10年奮斗後辦起了4家工廠，但「一個發跡的神話，1968年破滅了，所有私營企業收歸國有」。這些失去財產的中國人此後每月只能依靠40元的微薄退休金艱難度日。

卡斯特羅政府剝奪華僑資產的另一手段是限制甚至禁止僑匯。僑匯歷來是海外華人和家庭之間最實質性的聯系，因為絕大多數海外華人都是為了替家庭謀生才流落海外的。這個情況在中共建政以後，尤其是大躍進和文革期間尤其突出，僑匯不但是很多華僑家庭的救命錢，而且更是閉關鎖國下「國家外匯收入」的重要部分。古巴革命後，卡斯特羅政府卻一再頒布政策，從限額和手續兩個方面限制華僑匯款。這個政策在60年代早期就已經貫徹，用黃世寶的話來說，「當時中古關系較好，中國給予古巴大量援助，按道理，古巴對華僑不應太過苛刻」。在古巴的中國人雖然自己經濟已經非常困難，但他們或者省吃儉用，或者在被「國有化”前還偷偷有一些存款(一旦被發現會被沒收)，這些就是他們向在中國的親人匯款的來源。古巴法律規定只有直系親屬才可以繼承遺產，不承認死者生前指定的其他繼承者，所以，華裔如果有直系親屬在中國，一旦去世他們的財產也就等于上繳了古巴政府。黃世寶的信中，有關僑匯的內容特別具體和讓人心焦，例如1974年4月的一封信說在中方使館應僑胞的一再要求和古巴政府就僑匯問題交涉，要求允許匯款，然後古巴政府宣布可以匯款，「但訂出種種不利僑匯的條件，不外乎想斷絕我們僑匯。」 同年12月份的一封信說:「今年僑匯特別改變，不同往時分等級寄付。每一僑胞一律限寄270元。死亡及老僑回國者完全無權匯寄」，而且還擔憂「來年匯款手續非常難」。另一封信說，「由于多年來僑胞失業因經濟問題無法多寄，還有部分僑胞完全無寄。今後完全失去了希望」。書的編者說「這些話，看似平淡道出，實際上字字是血，句句是淚，是發自肺腑的哭訴!是主持公義的呼聲!」對卡斯特羅政府對華裔的無情剝奪的憤怒在這里簡直是呼之欲出。

除了經濟上受剝奪，老年華僑葉落歸根的心願在卡斯特羅統治下也成了遙遠不可及的奢望。《家書》中一再提到高齡的黃世寶一次次地從他居住的省份前往哈瓦那，打听回國的手續和途徑，但每次都是失望而歸。黃卓才說，「鑒于古巴老僑財力耗盡，有的僑胞家屬從香港寄去美金和飛機票，古巴方面卻遲遲不讓他們出境。華僑搭乘中國貨船回國無望，旅游觀光回國無望，連親人出機票援助回國也那麼難，似乎每一條路都被堵死了，古巴政府的做法令人不可理喻。」黃卓才還說當時東南亞華僑雖然財產被剝奪，畢竟能得到祖國的救助回歸故里，「相比之下，古巴的華僑似乎更加悲慘。老僑的店鋪已被沒收，生活來源被切斷，只得靠微薄得連吃飯都成問題的退休金過日子，他們孤獨無助，祖國有家歸不得，七老八十還如孤雁漂泊他鄉。」

在《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一書中，三個華裔古巴將軍把到了90年代古巴華裔社區基本消失、古巴華裔後繼乏人的現象歸于自然原因，即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如果照這麼說，世界上所有的海外華裔社群都要滅亡了，但事實上這樣的滅亡只發生在古巴 (此外就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印度之那: 在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華裔財產被充公，人被當作剝削階級而在肉體上大部被消滅；越南70年代中期「統一」後華裔的財產也被充公，人或是被關進集中營和勞改營，或是被迫投入怒海，成為難民) 。黃卓才在編輯《家書》時雖然沒有看到《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但他的話無疑是對這個謊言的最有力的駁斥:「古巴華僑為什麼後繼乏人，哈瓦那華人街到了本世紀初為什麼成了幾乎沒有華人的唐人街」，父親在30多年前的這些信，「已經給了答案」。

把古巴的華裔社區趕盡滅絕、財產剝奪殆盡的卡斯特羅政權因為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後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為殺人叫好而成為後天安門中共政權的親密戰友。在今天中國的「愛國憤青」、「民族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的左派中，卡斯特羅擁有無數愛稱他為「老卡大叔」的「粉絲」。《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在出版後也很快就有了中文譯本，書的介紹中竟然這樣說:

「通過他們[指三位華裔將軍]在本書中為我們所講述的關于古巴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故事，我們能夠了解到是什麼使古巴獲得了新生，並為我們開創了新紀元。我們看到千百萬像他們一樣的普通人、那些統治者視而不見的，默默無聞的人，拒絕接受沒有尊嚴、沒有希望的生活，為了他們的夢想走上歷史舞台，改變歷史進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使自己獲得了嶄新的自我。」

就在書的介紹者為這些「新生」、「新紀元」、「嶄新的自我」而歡呼的時候，無數為古巴的政治獨立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勤勞了一輩子的華人和華裔古巴人卻或者被迫兩手空空地離開古巴，或者在這個獨裁者的政權下夾緊尾巴、苦苦求生，到頭來不但一貧如洗，而且有家歸不得。在「革命」後的新政權下，他們才真正成了「統治者視而不見的，默默無聞的人」，過著不但「沒有尊嚴」而且「沒有希望」，連「夢想」都沒有的生活。如果他們想要像左派所說的那樣「拒絕」這種生活，那麼對不起，他們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勞改營和監獄；另一條是冒險投海、在被卡斯特羅詛咒的美國得到自由和尊嚴。

對于那些對自己同胞的悲慘遭遇如此無動于衷的「左派」，套用一句網上憤青的話說: 「你還是中國人嗎?」

－－原載︰《縱覽中國》，2009-01-20
//chinainperspective.net/ArtShow.aspx?AID=400(//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