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3日訊】在魏京生先生2008年11月底就「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問題拜訪了包括德國議會在內的柏林政界後，德國議會的四個委員會（文化與媒體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人權委員會，申訴委員會）決定在12月18日聯合舉辦有關德國之聲問題的聽證會。
2008年12月18日15點30分， 德國議會五大黨派（基督教民主聯盟、社會民主黨、綠黨、自由民主黨、左派黨）的二十多名議員聚集在議會大廈的討論廳，其中社民黨的議員有七名。德國之聲監事會主席施密特、台長貝特曼及前駐華大使施丹澤等人列席了會議。
德國議會邀請了中國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聯邦共和國作家圈代表蓋佩爾教授（女），流亡德國的中國民運人士彭小明，德國對外政策研究所主任桑德施耐德教授，英國BBC斯班賽韋克和前德國電視一台編輯博勞伊梯根六位特邀嘉賓作證。由於當日從法國趕來的魏京生長途驅車略微遲到，會議延遲了十來分鐘開始。德國議會文化與媒體委員會主席奧托向與會政治家們報告了大會主題，介紹了各位作證的嘉賓以及陪同魏京生先生來訪的黃慈萍。
蓋佩爾教授發言提出了紅色滲透的問題。中共黨政集團利用名利手段，也利用海外華人的關系打入各國經濟文化界，例如對新聞部門滲透，已經有較長的歷史。尤其在美國，而歐洲近來也日益明顯。例如孔子學院等打著民間旗號，實際是官方工具。西方民主國家缺乏足夠經驗對付專制政權，對於東方的異國情調更加缺乏警惕。經過文化包裝，很難識別它們的真實面貌，滲透就在包裝之下開始了。
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在個人利益方面被收買或被利用。他們在中國被款待，拿到優厚的利益，就放棄了客觀公正的立場。他們的言論造成德國社會對中國評價上的混亂。中國方面除了收買和利誘，還嚴厲打擊和威脅西方記者和其他外來人員，動輒驅逐和用暴力對待秉持公道的外國媒體人員，迫使他們不敢說出真相。
西方政府和社會必須抵制中國當局的這類手段。有遠見、有觀察能力的作家、批評家必須站出來發表公正言論，揭露真相，例如揭露德國之聲問題，聲援劉曉波等等。聯邦德國作家圈開展了這些工作。她強調，後來發自中國的聲援公開信簽署人是一批中國共產黨的退休老幹部，是一群早年追求民主、今天更加追求民主的高幹。以及許多著名作家、記者、律師等民間人士。
德國之聲的廣播管理委員會主席施密特談到對外廣播的職業道德，人權是標準，是原則。但異議人士對中文編輯部的批評還不夠具體，必須繼續討論如何改進。好在編輯部的新聞稿都長期保存，可以審核。廣播管理委員會在法律上是監督管理機構，監督電台是否保持多元化形象，對發生在中國的討論也要報導。總的來說，方法是對的。
彭小明感謝德國議會給予中國不同政見人士這樣的機會，為德國之聲案向德國議會申訴。但德國之聲的廣播委員會並沒這樣做。德國之聲號稱將中文部的一萬份新聞稿翻譯成德文，其實僅將幾十份經德國之聲自行挑選的翻譯稿交給了廣播管理委員會。所有遭到我們批評的文稿根本不在其中。因此，廣播委員會是基於完全錯誤的信息而做出了完全錯誤的判斷！為甚麼德國之聲沒有將被我們指責的文稿提供給廣播管理委員會？這類文稿到底偏離了德國之聲的人權職責有多遠？
來自英國的斯班賽韋克強調，國際電台的歷史說明，德國需要有一個對外的新聞媒體，資金來自納稅人的稅款。德國之聲法61款確定不受國家監督，那為什麼還是要討論？就是因為民主國家的新聞自由不可或缺。美國、英國、法國都有對外廣播，德國之聲也參加進來，就是要把西方的主流價值和基本信息傳達給外國，傳達到第三世界。必須向中國、中國人民介紹民主人權的價值觀。
他表示，中國的媒體不自由，官方嚴厲地管制著媒體。並且長期向西方的媒體滲透，這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嚴重問題。我們要跟中國人民交流，他們需要更多的信息。就需要防止這種滲透。我訪問中國，看到中國高幹的家庭都安裝著香港電視節目，而不僅是中央電視台。美國、英國的對外廣播都遭受各方面的批評。這次德國之聲遭到如此激烈的批評，也是很自然的事。
博勞伊梯根認為，德國之聲法規定該電台的廣播管理委員會是監督管理德國之聲的機構，議會無權再對它監管。即使廣播管理委員會也只是大致管理，不可直接干預記者、編輯的具體操作。他強調了《德國之聲法》第61條：德國之聲不服從國家的專業監管。
桑德施耐德教授是四十九名漢學家和政治家共同簽署公開信的代表。他說，他們的公開信是為了伸張德國之聲編輯張丹紅的人權而簽署的。張丹紅講到中國共產黨使得中國四億人口脫貧是了不起的功績，是對人權的最大貢獻。她還把中國當局封鎖自由網路跟封鎖納粹網頁和色情網頁相提並論。對此說法可以有爭議。然而張丹紅是一個外國人，德語不是她的母語，她的言論失誤情有可原。什麼才是德國社會的主流形象？怎樣才能準確表達德國社會的形象？恐怕是非常困難的。正因如此才需要多元報導。反過來，德國也要多元地看中國，對中國的看法也在變。
他表示，中國的市場和企業，過去德國人認為是投資機會，後來又認為是競爭威脅。這次四十九人的公開信發表後，又有很多人、可以說所有德國的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都聯署了。對於中國，人們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老師就說過很多中國的壞話，我卻說了很多中國的好話。三月西藏騷亂中，藏人暴力打擊漢人，漢人憤怒。我們的報導也要多元才行。
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議員艾澤爾強調了當前歐州議會給胡佳頒發薩哈洛夫人權獎的意義，並再次向大家介紹魏京生先生是1996年的薩哈洛夫獎獲得者。現在魏先生也提出了德國之聲有問題，德國議會決不能避諱敏感問題。他再次強調廣播管理委員會的「平反」是錯誤的，博勞伊梯根的說法簡直豈有此理！文稿的翻譯是誰選擇的？翻譯有不同的文本，一萬篇文稿僅選了幾十篇，這裡面有問題！而且同樣是德國之聲網頁，中文內容跟德文內容有明顯區別，本來應該是一致的，這裡面也有問題！
他表示，中國當局將德國之聲網頁封鎖，僅僅挑選需要的文章加以轉載。中國的新華社不加一字就可以使用，這證明德國之聲的文章已經被共產黨工具化。我們大部份人都不懂中文，文章被中國利用怎樣監督？現在對德國之聲問題出現了兩大陣營。桑德施耐德先生，你的膽子也太大了！你竟敢宣稱所有漢學家都跟著你們簽了名，我就知道好幾個東亞和漢學研究所的人都沒有簽名！（桑德施耐德等人）這類懂中文的人寫了文章給中國當局作工具，我們不懂中文的人怎樣監督？魏先生，你有沒有這方面的好經驗？
魏京生談了他對德國之聲的看法。他說，他從來都不聽德國之聲廣播，只是通過國內的朋友們來瞭解各國廣播在中國的反映。他的國內朋友們告訴他，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還可以聽聽，而德國之聲簡直就跟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差不多，沒有什麼好聽的。中國方面近些年來花費大量財力和人力，對西方國家的新聞媒體進行滲透，收買、利誘、什麼手段都用上了。
他們對德國之聲這樣的媒體當然要重點滲透，不滲透是不可能的。他回憶說，他從中國監獄裡被直接遣送出國已經十多年了，德國之聲只採訪了他十來次。這次德國之聲中文部遭到嚴厲批評之後，甚至有國內的朋友來電話說；過去一直以為德國之聲是中共在海外辦的電台，這次才知道是德國政府辦的。 這證明德國之聲的問題已經不是一般性的錯誤。
魏京生說：德國之聲應該全面報導中國信息，應該成為言論自由的補充。言論自由不是每一個媒體都可以發表所有的意見。每一個媒體當然都有他們自己的傾向。通過各種不同傾向的媒體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達到了言論自由的實現。在中國只有共產黨的一面之詞，不允許各種不同的意見發表。因此人們非常需要得到不同的信息。作為言論自由的補充，德國之聲法也規定了它的編輯方向，是傳播人權民主的價值觀念和中國人聽不到的消息。這個方針完全正確，這正是中國人民需要的電台。但由於缺乏監督，德國之聲的節目大多數都背離了法律的規定。這就需要學習自由亞洲和美國之音等外台的經驗，對編播人員實行有效的監督。德國之聲不應該那樣對待何清漣這樣的異議人士，而應該依靠他們和她們的朋友監督自己的節目。
前駐華大使、現任外交委員會主任史丹澤說：中國的情況非常複雜，可以說， 中國人有了比以前多一點的自由，也可以說，中國政府侵犯了人民更多的自由。魏京生先生談到德國之聲完全是負面印象。我在北京的感覺不完全相同，人們對德國之聲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很多人認為德國之聲是個不錯的電台。中國方面也不斷地干擾它、封鎖它。對它的節目也要有所區別，當然這些節目不能使所有人都滿意。
社會民主黨議員格莉凡女士說，德國之聲不是國家電台，而是公法機構，具有多元的性質。我們的廣播節目當然要傳達我們的價值觀念，也要傳達多元的新聞觀念。德國之聲是我們的對話工具，要把民主自由傳播到國外去。我們的監督不是去減少這樣的多元性，而是要讓國外聽眾也瞭解我們的價值觀，瞭解在民主自由的國家，節目是多元的。監督應該怎樣進行，是應該考慮，提高質量需要更多的資金。
左翼黨議員約辛森認為，中國的形象在變化，跟十年前有很大不同。過去我們反對計劃生育，認為是侵犯人權。可是誰願意人口超過對地球的壓力？對於中國的經濟增長，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魏京生先生是通過別人的說法瞭解德國之聲，實際上並不太瞭解。蓋佩爾女士說了那麼多關於中國紅色滲透的話，在具體操作上有什麼辦法？
對此魏京生當即反駁道：靠自己聽到的印象並不一定準確，反而靠廣大聽眾的反映作判斷才有可能瞭解問題的真相。中共當局對西方國家的媒體不滲透是不可能的。你們德國人應該知道東德共產黨是如何滲透西方媒體的，至少也知道納粹是如何滲透西方媒體的。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就會是例外呢？按中共自己的理論，滲透媒體的重要性不亞於滲透國防和政府機構。問題是怎樣監督自己的媒體不被滲透，而不是無視問題的存在。
綠黨議員艾德女士發言時情緒十分激動。她說，必須有監督這個過程，監督之後才能有所改善。她批評德國之聲台長貝特曼沒有做出解釋，他們的翻譯文稿是誰挑選的？是怎樣選擇的？不要把這次對德國之聲的審查說成是一場運動，這是必要的監督。她憤怒地譴責博勞伊梯根和他的支持者。她說，這些人竟將向德國議會申訴的公開信說成是冷戰挑釁者，是法輪功行為。最不能容忍的是，凡是不同意他們那封公開信內容的人都被他們一概指斥為法輪功的傀儡。這樣的言行不符合記者的行為準則。學者和教授是科學家，應該掌握科學真理，捍衛人權。有的漢學家簽署四十九人公開信，卻沒有簽署呼籲釋放劉曉波的公開信。她質問桑德施耐德教授：「是否所有簽了你公開信的人，又簽署了聲援劉曉波的公開信？為什麼你不簽署為劉曉波呼籲的公開信？」
桑德施耐德教授抱怨他的「人權」沒有得到保護。他說，彭先生竟說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言人，他是絕對不能同意的。他沒有看到關於呼籲釋放劉曉波的公開信。「如果有人拿來給我看，我也會簽名」。他也承認，中國的確是一個專制政權。
社會民主黨議員葛梅因女士反駁綠黨議員的譴責，說「艾德女士令我憤怒」。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的人權情況有進步。但還有很多地方人們的基本自由遭到踐踏，非常糟糕。中國著名律師張思之先生在柏林獲獎，我跟他見面，交談。他對德國之聲、對兩國對話沒有提出批評。我希望魏京生先生和異議人士要為中國的人權說話，不要為了一個組織的利益說話。另外，奧運前人權委員會訪華不受歡迎，現在奧運已經過去，應該又可以跟中國對話了。
自由民主黨議員桑克森表示，不僅德國之聲存在問題，其他外國的對華廣播也有問題。德國之聲台長貝特曼在報刊上發表談話，已經承認有不好的地方。在對中國的看法上有分歧是正常的，問題是，中文部怎樣處理好一些突發問題。我們不懂中文，不瞭解節目情況。德國之聲應該有接受投訴的辦法。另外，德國之聲的廣播常遭干擾，網站常被封鎖，我們也要尋求對策。魏京生先生能否介紹有什麼處理辦法？
魏先生向他們介紹了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的一些做法。並認為這些做法還遠遠不能夠完全阻止中共的滲透。
基督教民主聯盟議員施坦因巴克問，彭小明先生說他們選擇了其他文稿，翻譯了出來。我們可以拿來看一看。我們從人權委員會的角度出發，向中國提出的訪問請求，都不斷被拒絕。我一直對此作低調處理。我們要等到面對面對話的時候直接提出人權問題。桑德施耐德先生，你的樣子很「酷」嘛！你為張丹紅的人權辯護，為什麼不為那些在中國被關押判刑的詩人、作家、律師、記者和維權人士的人權寫公開信？！當政治學教授不應該這樣，做人也不應該這樣。我們譴責中國在津巴布韋罔顧人權的行為，關注西藏人和維吾爾人的人權。彭先生，德國之聲對西藏、新疆問題有沒有足夠的報導？
基督教民主聯盟議員格林克爾說，廣播管理委員會監督和管理德國之聲是履行職責。一定要掌握好這個機制，並繼續發揮它的作用。對於中文部的五大議題，我特別關注。應當調查，德國之聲的新聞使用的是中國當局的用語，是否有這個現象？納粹說大屠殺，跟我們說大屠殺，都是說殺害猶太人，可用的不是同一個表達方式。張丹紅受到德國之聲中文部的保護，甚至整個中文部得到了「徹底平反」，我個人認為，這是他們的自我漂白！
蓋佩爾教授再發言說，我們都是來自專制政權下的知識份子（蓋佩爾女士曾經是東德短跑冠軍，反對派人士）。我們發現德國之聲的工作方式不對。我們對專制國家的宣傳和封鎖很了解，德國之聲這樣的方式無法適應中國專制統治下中國人民的需要。張丹紅的八月講話完全是荒謬的，我們必須指出她的錯誤。至於今後的批評方式，我們可以直接地把意見提出來給他們看。可以設立獨立的觀察員，組成常設顧問團，由漢學家、異議人士、還有既懂漢語、又懂德語的專家組成。海外的對華廣播、新聞媒體都有類似的問題。中國和俄羅斯都在進行滲透，我們絕不可掉以輕心。
彭小明補充發言，再次向大家展示他所帶來的翻譯文本，希望會後大家人手一冊，可以仔細閱讀分析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傾向性和用語情況。在德國也居住著許多異議人士，但德國之聲跟他們聯繫太少了。不論是德國之聲、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都應當跟中國異議人士更多地交流和接觸。如果不跟異議人士接觸，這樣的中國問題研究都是可笑的。
BBC的斯班賽韋克補充說；各國都看到類似問題。目前中國對美國之音、BBC、法廣和德國之聲都有干擾和封網，只有對澳大利亞的澳廣沒有封殺。要徹底清查外國勢力的滲透，比如中國共產黨對德國之聲的滲透，影響它的節目、報導方式。查清的可能性很小，只有在媒體中工作的人才知道個中艱辛。壓力大，時間緊，而且總不免會有差錯，拿著話筒就可能出洋相。還要對另一種語言有很高的要求。所以監督、抽查、翻譯是必不可少的，這些監督相當昂貴，全部審核耗費一定巨大。對外廣播的事業是艱難的，但為了推介歐洲的價值觀，我們必須去做。
已近六點，超過原定的時間。台長貝特曼講話以回應各位發言。中國異議人士和作家圈等七封公開信提出了這個嚴肅問題，所有國際電台都面臨怎樣向專制國家播音的問題，這個問題具有國際意義。中國方面對此事件非常注意，官方和網絡的反應都很強烈。德國之聲過去在阿拉伯語方面也遭遇到有關問題，後來通過勞工法採取了制裁行動。對於中國異議人士，我還是要坦率地表達我們的立場。魏京生先生，我並沒有貶低您的意思，還有彭先生，作為廣播電台、德國的新聞媒體，我們既要對中國政府保持距離，也跟你們保持一定的距離。蓋佩爾教授談到的翻譯稿件，不是全部新聞稿，但比議員們所說的要多得多。中國異議人士的申訴信所提出的批評並沒有十分具體的實例，我們很難有針對性地改進。對是否有傾向性的批評，還有其他的批評，我們選擇了一萬份稿件，找了一家獨立的翻譯機構翻譯成德文。這也是一次總結。然後在《法蘭克福匯報》的訪談中已經給了公眾一個交待。
台長貝特曼又說：德國之聲將成為全球性多媒體的人權之聲，作為台長，我不可能對所有三十種不同的語言實行全面監控，全面審核的費用將超出150萬歐元，也是無法承受的。編輯部將努力完成最佳的組合，跟異議人士保持聯繫，同時又保持一定距離，使電台保持必要的多元性。現在我們已經看到我們過去的弱點，在人員組合、人事使用上確有一定問題。我將尊重諸位議員的意見，改進工作。這次事件發生後，全體同仁都感到了壓力。我也不為自己護短。現在問題已完全公開化，中文部的廣播部和網絡部將合併，並將同時作出人事上的調整。
這次議會的專業聽證會就到此結束，比原定時間延長了40多分鐘。蓋佩爾教授高興地與魏京生、彭小明握手祝賀合作成功。當魏京生尚未到達的時候，她真有點擔心，恐怕魏先生不能出席，連忙與彭先生一起打魏京生的手機。分手之前，蓋佩爾教授高興地對彭小明說：「想不到那位大名鼎鼎的桑德施耐德先生竟然如此窩囊和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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