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日訊】奴民意識始終陰魂不散

去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華東政法大學楊師群教授的一篇文章《有同學告我是「反革命」》，轟動全國，內地各大博客和留言板紛紛轉載，輿論討論甚殷。據各方資料顯示，有一天，當楊教授上《古代漢語》課時，他借題放論，以古通今，針砭傳統中國文化和當今中國政府（具體內容不詳）。台下兩位女大學生聽後很不服氣，憤然指斥楊教授，眼泛淚光。楊教授說同學有決定選課與否的充分自由，假如有同學不滿意他的授課內容或方式，可以不上他的課。然而，那兩位女學生覺得楊教授敗壞學風，經當面申訴後仍不得要領，於是在課後就走到上海市公安局和市教委，毅然告發楊教授。

不用筆者多言，相信讀者已清楚誰是誰非。當一位知識人、一位大學教授，眼見被他親自栽培的學生真摯憤慨，含淚告發，把自己說成是「反革命」（現在換了個名詞，叫做危害國家安全，其實本質依舊不變）──而不是被裝扮成學生的臥底特務人員打小報告捅出來──那種滋味絕非光用苦澀就足以形容。經年累月，點滴積累，更可能會醞釀出對人性的絕望和對自我的否定。身處二○○八年，距離改革開放已有三十年，這種從瑞金土改、延安整風、三反、五反、肅反、反右派、大躍進到文革，一路下來始終如一的鬥人、整人的奴民意識，一直陰魂不散，真不知改了什麼、革了什麼。黨化、奴化的劣質教育，繼續毒害著中國莘莘學子，剝奪著教授的教學自主和言論自由。有人還要奢談什麼和平崛起，純粹是褻瀆文明，本末倒置，自欺欺人。

畢竟，楊教授事件讓筆者回憶起兩件往事，在這裡跟各位分享一下。

「中共是無照經營的非法組織」

五年前，在某個寒冷的冬天裡，北京下著小雪，天色漸暗，未至漆黑。我躋身在某大學一個沒有燈光的房間裡，站的坐的全是學生，全都為了聽某位教授的演講。他幽默瀟灑又語帶機鋒。他問：根據中國法律，共產黨是什麼性質的組織？學生議論紛紛。是企業法人或社會團體？非也，因為共產黨沒有營業執照。政黨？非也，因為中國沒有政黨法，於法無據。因此，他下了以下結論：共產黨是無照經營的非法組織！此語一出，全場掌聲雷動，達十數秒之久，更有人起立鼓掌，好像把他們心中憋了多年的鬱結點破了。那種淋漓的正氣和快意，現在還記憶猶新。我回頭一看，發覺後排約有兩位理平頭、不像學生的成熟男士沉默不語，環顧四周。究竟是學生有屈難伸，抑或是秘密警察計劃打小報告，不得而知。這位教授目前還在校，知情人自可到校旁聽。

又在若干年前，在一個炎熱的夏天裡，台灣寶島下著黃梅雨，煙雨濛濛，晨光曦微。當年，我聽了一場演講。那位教授是「圈圈光」的學生（喔，我忘記了，現在台灣已不需像內地網民說「圈圈功」之類的「圈圈話」了），說他以前上殷海光老師的課，教室後排偶有數名特務。有一次，殷老師演繹阿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法。他說：大前提是凡人都會死，小前提是蔣介石是人，因此結論只得一個──蔣介石會死。這樣才叫有效論證，還反覆叨唸著蔣介石會死。特務聽後，不是味兒，覺得那是褻瀆偉大領袖，立即回去打小報告，導致當時國民黨威權政府加強打壓殷教授，直到他去職離世。

回想起來，楊教授事件跟這兩件小事有不少雷同之處（最顯著的不同是這類事件早已絕跡台灣，但仍在大陸出現）。當學生有正氣和勇氣，崇尚理性，包容異見，以鬥人、整人為恥，專制社會才會透露出半絲自由曙光。如果學生變身成革命衛士、秘密警察，以又紅又專、血腥整人為榮，崇尚「敵立我不立」的「消滅式」二極思維，那麼國家還有希望嗎？

奴化教育發端於毛澤東

內地的奴化教育，發端自毛主義，集大成於毛語錄。翻開毛語錄，盡是二元對立思維的斑斑血跡。一個小孩，十幾年教育下來，恍惚只知道世界上只有對和錯、正和邪、敵和我，然後被訓練將人事定性，唯黨意、領導是瞻；竟然不知道邏輯思維的重要性（否則不會產生諸如「楊教授把觀點強加給學生」的稻草人謬誤、「警察立案，說明問題不小」的訴諸權威謬誤、「老師有言論自由，學生也有舉報自由」的偷換概念謬誤），竟然不理解「不知道」（謙虛）和「無所謂」（寬容）這兩種在對與錯之外的可能性，更未領會憑知識、良心和勇氣來檢驗黨意、民意、領導、政府和文化的必要性。這正是內地奴化教育最失敗之處，也是觸發楊教授事件的深層文化原因。或許有一天，當我們看到內地學子學好邏輯，說出以下三段論的結論來，那麼國家就有希望了：大前提是任何政權都會有倒台的一天，小前提是中共是一個政權，恭請大家高聲說出那個必然的結論吧。問題是：他們敢說嗎？

二○○八年十二月九日

轉自《爭鳴雜誌2009年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