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0日訊】在20世紀中國報業史上，要說純粹的民間報紙、白手起家成為具有全國影響的報系，《大公報》之外，不能不提到成舍我開創的「世界」報系，陳銘德、鄧季惺夫婦開創的「新民」報系。《新民報》從一份幾個年輕人辦的無足輕重的小報，歷經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成為五地八版的全國性報系，《新民報》的故事將永遠激動著中國報業史和一切追求理想的人們。從1929年在南京創刊，到1948年南京版被封、開始落幕，直到1949年後只剩下上海《新民晚報》一枝獨秀，《新民報》的20年幾乎與國民黨南京政權相始終，以其非凡的努力見證了一個時代的風雲。

一

1948年的內戰戰場上，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新民報》發表的大量戰況報導只不過是透露了這個事實而已。6月17日，開封古城易手，國民黨空軍日夜轟炸，導致大批市民傷亡。鄧季惺在立法院領銜提出「停止轟炸城市」的臨時動議，有30多名立委聯署。第二天，南京《新民報》日刊在頭版刊登這一新聞，引起強烈反響，北平104位教授以及河南省參議員分別發表宣言，抗議轟炸開封。上海《大公報》也發表《抗議飛機轟炸》的評論。「反對轟炸運動」成為南京《新民報》的滑鐵盧。6月30日，夏日的南京風雨飄搖、大廈將傾，蔣介石親自做出了南京《新民報》永久停刊的決定。7月8日晚上9點多，停刊令終於送達《新民報》：

查南京《新民報》屢次刊載為匪宣傳、詆毀政府、散佈謠言、煽惑人心、動搖士氣暨挑撥離間軍民地方團隊情感之新聞、通訊及言論；近更變本加厲，在豫東軍事緊張之際，企圖發動輿論，反對空軍對匪部之轟炸，顯系蓄意摧毀政府威信，中傷軍民感情，有計劃之反對戡亂步伐，實違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條第二、第三兩款出版品不得損害中華民國利益及破壞公共秩序之宣傳或記載之規定，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應即予以永久停刊處分。[1]

身為立法委員的法律專家鄧季惺當場提出抗議：「這個命令所援引的所謂《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沒有承認的北洋政府時代遺留下來的單行法，是無效的。」[2] 但她的抗議同樣無效。國民黨中央社當晚公佈了這一消息，同時發表內政部發言人的談話：第一，「為共匪宣傳，誇大匪軍戰力」，如《大別山的鋸屑》、《傅作義、聶榮臻比氣》、《從春到夏的東北》等；第二，「故意散佈謠言，擾亂社會人心」，如《宜昌之圍解除》、《香港的野風》、《透視大巴山防務》等；第三，「謊報事實，誣衊國軍」，如《看西北戰局》、《張家口一度緊張》、《悼宛西民團》、《開封逃京學生鋒鏑餘生談浩劫》等。[3]這一天離《新民報》創刊20 週年不過兩個月。

消息傳出，輿論一片嘩然。第二天（7月9日），張友鸞主辦、鄭拾風為總編輯的《南京人報》發表通訊《沉痛的一天》，飽含深情地報導了南京《新民報》被勒令停刊當晚的情境，為百年言論史留下了一篇極為珍貴的記錄：

九點多，中山東路的新民報社，來了很多的人，一部分是社內同事，聽候總經理的報告，一部分是同業和朋友，前來慰問。桌上電話鈴響個不停，每個電話都是關心者的探問。

陳銘德先生始終在苦笑，沒有別的表情。他決不說一句埋怨的話，汗濕透了他的襯衫，和平常一樣親切地招待客人，似乎忘記了疲乏，一位報社同事偷偷的說：總經理這兩天差不多一點飯都沒吃。

有人安慰他，說到什麼「事業」一類的話，他只是搖頭，並不作答，搖頭，是他昨天除了苦笑以外惟一的表情。

經理鄧季惺原是學法律的，她手拈那紙命令，只是出神。……這命令援引的是出版法，而出版法正是行憲立法院所將考慮審查的一個單行法，偏巧，鄧又是立法委員，所以她有些迷惘。

業務部向各報送出停刊啟事，要通知其他分社同人安心，同時準備清理賬目，莫不汗流浹背。

十點左右，陳、鄧、彭總編輯、王總編輯，全體同人，聚集在編輯部裡，鼻頭髮酸，互不忍看，只得看著窗外的黑暗。

陳把公文拿給大家看了，他始終帶著苦笑。他說話是一種令人的心弦也發生扣擊的腔調。他勉勵大家不要難過，在人生的旅程上，在事業的創造上，這樣的遭遇是隨時可以遇到的。我們既然立心要做一個真正的新聞記者，我們要堅毅忍耐，那麼我們將來必然有更遠大的前途。小小的挫折，是算不得什麼的。他更勉勵大家，乘這個機會，多多檢討自己過去的缺點，多多讀書學習。

繼續有人發言，然鄧季惺一言不發，只是坐著。

許多人在流淚，痛哭。[4]

張、鄭都曾是新民報人，張友鸞即是《新民報》著名的「三張」之一，正是他在南京報業聯合會上憤然反對取消《新民報》的會員資格。

兔死狐悲，7月9日，另一家民間報——成舍我的北平《世界日報》以「京新民報日晚兩刊，昨不幸奉令停刊！」的標題刊出這一消息。即使是已被國民黨霸佔的上海《新聞報》、《商報》的態度也類似。

二

7月10日，王芸生率先在上海《大公報》發表《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社評，稱之為中國新聞界的「不幸事件」，「要求廢止與憲法牴觸的出版法，給新聞界以言論出版的自由」。[5] 7月13日，上海新聞界、文化界、法學界的毛健吾、曹聚仁、謝東平、方秋葦、陸一遠、瞿雲白、胡道靜、魯莽、萬枚子、余鵬、呂克難、週一志、姜豪、馬義、孫煉銘、凌文林、許瑾、黃大受、程仲文、張常人、萬超北、葛祥生、趙康民、謝天沙等24人聯名在《大公報》刊出《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並為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首先表示：「我們站在國民立場，應對被停刊的南京新民報首致懇摯的慰問與同情，並向行憲政府表示應有的抗議。」最後指出：

我們謹以上述坦白而正當的理由，反對內政部對於新民報予以永久停刊之處分；並鄭重提醒行憲政府，此一措施正是違反憲法，摧殘新聞自由！最後並希望全國新聞文化界人士一致主張，立即恢復南京新民報的出版，永遠廢止窒息我們的所謂《出版法》之類的枷鎖！[6]

《大公報》重慶版、香港版及重慶《世界日報》等許多報紙紛紛轉載這一抗議書。一些立委如譚惕吾、於振瀛、劉全忠、劉不同等也分別發表文章或談話，反對查封《新民報》，直指當局違憲。駐南京的美聯社記者轉發了其中聲援《新民報》的部分談話。

7月15日，上海《正言報》發表魯莽的《新民報停刊與新聞自由》一文，批評國民黨當局封閉《新民報》「使天下人大惑不解」。；7月16日，發表萬枚子《不照憲法行事，就是違憲》，抨擊當局「以行憲之名，干違憲之事」。

重慶《國民公報》、《商務日報》、《世界日報》都對《新民報》的遭遇深表同情，《國民公報》以《慘淡經營毀於一旦 二十年歷史不堪回首 京新民報停刊前後》為題報導了這一消息。7月18日，《南京晚報》轉載英文《大美晚報》的社評《新聞沒有自由？》（上海《大公報》譯載）。7月24日、8月5日，上海《大公報》、《正言報》還相繼邀請新聞、出版和文化、法學界人士舉行「出版法座談會」。

南京《新民報》日、晚兩刊被封殺之後，上海、北平、成都、重慶四地六版暫時倖存下來，7月13、14日，趙超構在上海《新民報》接連發表兩篇評論，他在《新民報之厄運》中說：「南京《新民報》受到『永久停刊』的處分，作為她同一系統的上海本報，始終不作一聲；內政部給南京《新民報》的罪名太重了，重到使她的親族不敢出面報喪。」他為《大公報》、《大陸報》、《大眾晚報》、《字林西報》及文化界人士的抗議書而感到安慰：「我們辦報，言論意見各有不同，但是希望行憲的政府能保障合法的言論自由這一點基本態度是一致的。『合法』的意義，不僅指手段上的合法，也包括『法律』本身的合乎法之精神。……假如民主自由不是空話，南京《新民報》事件應當引起朝野的關心，就這個觀點，我們願意拿南京《新民報》的命運來占卜行憲的前途。」[7]

《為了法治，不需要出版法》指出「出版法恰就犯了『包辦』的毛病。它授權行政機關對於某種出版物，可以兼充原告，檢察官，證人，法官，法律的解釋者，罪犯的處罰者，全部由自己判斷，而不必徵詢別人意見」。「要鞏固法治，……以免行政官侵犯了司法官的權力，根據這一點，我們認為出版法是不必要的。」[8]

如果說趙超構在上海《新民報》的批評主要立足於法理，那麼張恨水在北平《新民報》的抗議則完全是另一種風格，他在《新民報》20週年紀念會上沉痛地說：

照虛歲說，新民報今年二十歲，照實足年齡說，也有十九歲了。在這個大時代裡，一張報紙辦到二十歲，由一版辦到八版，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裡面有成千人的血和汗，有不少人白了頭髮。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沒有詐取，沒有掠奪，何況我們對國家社會還有小手指這麼一點微末的貢獻。記得在重慶慶祝十週年的時候，一個茶會未完，空襲警報嗚嗚的長鳴，大家還是到防空洞去完成了這個紀念會。這多少象徵新民報同人還不是投機取巧、囤積倒把之流，而是一直這樣苦鬥下來的。不巧得很，二十年的慶祝，創始的南京版不能參加這個盛典！

《新民報》南京版主筆周綬章在七律《七月八日金陵紀事》中留下了「低徊往事何堪說，檻外深深夜正長」的詩句[9]。

《新民報》重慶版、成都版不僅刊出這些詩文，7月19日，重慶《新民報晚刊》發表克明《從南京新民報停刊看出版法》的評論。7月20日，成都《新民報》轉載趙超構《新民報之厄運》的評論。此外他們還轉載了其他報紙聲援南京《新民報》的言論。

7月8日南京《新民報》被封當晚，駐南京的路透社、法新社、合眾社、聯合社等各大外國通訊社記者立即發出了這一消息。據不完全統計，美國國內至少有63家以上的報紙在顯著位置刊載了這一消息。7月13日的美國《舊金山紀事報》社評批評中國不存在新聞自由。7月23日的《聖路易郵報》發表評論說：「中國政府令新民報停刊一事，引起民主友人之間的驚慌與惶恐。」上海的外文報紙也都表示了同情和聲援，7月13日，英文《大美晚報》發表《新聞沒有自由嗎？》社評，指出：「出版法違反了中國憲法，因為憲法是擔保言論和出版自由的。」[10]7月15日，上海《大陸報》發表《自由的代價》社論：「沒有新聞自由就不成其為自由國家……摧殘新聞自由工作完成的一天，這個國家就陷入獨裁製度的統治了。」《字林西報》也發表類似的言論。同一天，香港《華僑日報》以《中外輿論同情新民報被封事件》的標題，報導了美聯社與合眾社播發的上海《大公報》、《大美晚報》、美國《舊金山紀事報》等對這一不幸事件的反應。

陳銘德、鄧季惺夫婦當然也沒有停止他們的努力，一方面致函國民黨政要張群、居正、吳鐵城、陳佈雷及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秘書傅涇波、李宗仁的親信等，一方面請章士釗、江庸、江一平、傅況麟、週一志、劉士篤等六位名律師代寫洋洋萬言的《訴願書》，從法律、事實、情理三方面要求內政部復議並撤銷處分，幻想能起死回生，結果自然是石沉大海。陳銘德夫婦篳路藍縷、聚沙成塔所創造的輝煌走到了它的終點，這是他們始料未及的。《新民報》向來追求超黨派、超政治、純國民的立場，陳銘德在《我的簡歷》中說：「從我最初創辦新民報一念而起，想以超黨派立場，以輿論力量監督當權黨和政府，向民有、民治、民享的路上走……」試圖把《新民報》辦成一個「說自己話的園地」。然而在兩極對峙、激烈廝殺的夾縫中，這一理想注定了要被碾為齏粉。

11月，南京《新民報》採訪主任浦熙修、記者錢少舫、校對葉勁冬等相繼被捕，身為立法委員的鄧季惺也上了「黑名單」，只得化名出走香港。隨後，趙超構等多位新民報人逃往香港。年底，陳銘德也化名避去香港。

三

南京《新民報》為什麼被封殺？「停刊令」和內政部發言人所列舉的只不過是直接的表面原因。在此之前，《新民報》就屢闖紅燈，1946年10月蔣介石60大壽，南京版日刊推出《西太后六十壽》專輯；1947年蔣介石即將登上總統寶座時，晚刊的《夜航船》副刊又推出《袁世凱》專輯。首先遇上黃牌警告的是上海《新民報》晚刊，從創刊以來，它對當時發生的許多侵犯人權的事件幾乎都作了客觀、公正的報導，如李聞血案、沈崇事件、攤販事件、臧大口交子事件等。1947年2月20日，吳祖光主編的「夜光杯」副刊刊出根據國民黨黨歌（「國歌」）改寫的《冥國國歌》，報紙被迫停刊一天；5月25日，以「破壞社會秩序，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與《文匯報》、《聯合晚報》一起被勒令停刊（接受屈辱條件才恢復）。《新民報》重慶版當日發表短評《無言的自由》，26日又發表社評《我們的抗議和呼籲》。這年6 月1日，重慶發生「六一」大逮捕事件，《新民報》有十多名記者、編輯被捕。

《新民報》無黨無派的民間報定位、「中間偏左」的辦報方針越來越與國民黨當權者試圖壟斷輿論的專制導向發生衝突。自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創刊以來，《新民報》大致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29～1937年為創刊時期，發行量最高達2萬份；1938～1945年抗戰結束是發展時期，在重慶、成都兩地分別出版日刊、晚刊，總發行量最高時達10萬份；1946～1949年是《新民報》的黃金時代，從1945年9月18日鄧季惺出川，不過三個月，《新民報》就迅速發展成為五社八版的龐大報系，中國最大的民營報紙之一，共發行十一二萬份。獨立的民間報紙在任何時代都是不可或缺的制衡力量，由於其「超黨派」、「獨立」、「民間」的定位和長期不懈的努力，抗戰以後，它的報導和評論不時被國外轉載，在中國新聞史上寫下了光彩奪目的一頁。

陳銘德夫婦一向認為報紙是超政治的。1931年9月，陳銘德在《新民報》兩週年紀念增刊上表示「決不官報化，傳單化」，就是要在一個民智未開、輿論專制的國度，辦一張不帶官方色彩、真正代表民間聲音的報紙。1936年9月9日，《〈新民報〉七週年紀念詞》提出：「為辦報而辦報，代民眾以立言，超乎黨爭範圍之外。」1946年5月1日，上海版晚刊的發刊詞說：「我們願忠於國，忠於民，但是堅決不效忠於任何政治集團。」[11]同年10月10日，南京版日刊復刊詞明確：「本報是一個民間報紙，以民主自由思想為出發點，不管什麼黨，什麼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映大多數人群的意見和要求，絕不謳歌現實，也不否認現實。……我們鄭重聲明：要做一個純民間性的報紙，它只能以是非和正義做出發點，以主觀之良心裁判，配合客觀上人民大眾之要求，不偏不倚，表達輿情，取捨好惡，決於讀者，其餘知我罪我，皆非所計了。」[12]

1947年4月5日，重慶版社評《為本報改版敬致讀者》說：

本報一貫是純粹的民間報紙。民間報的性質，是不受任何黨派的拘束，他中立而不倚，純以民間意識為意識。

我們既系以民間性之報紙問世，所以結合的分子多系一些自由主義派人士，也正因為是自由主義分子，我們並沒有好多成見，並沒有任何黨見，不願意過左，也不願意太右，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惡者惡之，總想求得一個不偏不倚之道。[13]

4月14日通過的五社八版言論編輯方針強調「不偏不倚，不囿於任何黨派之立場」，「在言論方面，要求不受任何黨派意見之束縛，追求真理，明辨是非」。陳銘德進一步說：「今後應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本民間報紙之公正立場，發揮言論上之領導作用。」[14]

這一年，成都、重慶兩社經理張君鼎、崔心一因為與張君勱的師生關係加入民社黨，陳銘德就解除了他們的職務。

5月29日，張恨水主持的《新民報》北平版發表方奈何執筆的《我們問心無愧》一文：「本報同仁都是職業報人，是為辦報而辦報。我們信真理，主正義，沒有黨派偏見。……我們是民營報，是老百姓的報，不能阿附任何黨派，作任何人的尾巴！」[15]

我們不難發現，「超黨派」、「獨立」、「民間」一直是《新民報》的自我定位。尤其是1938年遷至重慶出版之後，早期曾資助過《新民報》的四川軍閥劉湘已死，報紙的經濟逐漸獨立，從那時起，它逐漸發展成一份不折不扣的民間報紙。

四

作為獨立的民營報紙，《新民報》既不是站在國民黨的官方立場，也不是站在《新華日報》這樣的黨報立場，它有著自己的選擇。

1944年，《新民報》主筆趙超構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他的長篇通訊《延安一月》從7月30日起在重慶、成都兩地《新民報》逐日連載，轟動一時。趙超構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觀察可謂入木三分，他說：「毛澤東是一個最能熟悉中國歷史傳統的共產黨行動家。」「在他的行動中，《資治通鑑》和列寧史丹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我們的民主觀念是以整個國民為主體的，不分階層和宗派。新民主主義擯棄了『國民』兩字，而正式以階級為主體，因此有『什麼階級和什麼階級的聯合專政』等等的名詞。」「我們最好的態度，是將『新民主主義』看做是共產黨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這就是共產黨的主義。主義是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種深遠的理想，而新民主主義則不過是共產黨在未能實行共產主義時的某一階段的政策。」 [16] 11月，《延安一月》單行本出版，陳銘德親寫序言，重申了客觀、公正和自由批評的原則。

1945年11月14日，發行4萬份以上的《新民報》重慶版晚刊首先發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發表時題為《毛詞·沁園春》），在山城引起軒然大波。《西方夜譚》副刊編者吳祖光在詞後有熱情推崇的按語：「毛潤之氏能詩詞，似鮮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園春》詠雪一詞者，風調獨絕，文情並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據氏自稱則遊戲之作，殊不足為青年法，尤不足為外人道也。」[17]

11月20日，《大公報》發表《質中共》社評，第二天《新華日報》發表《與大公報論國是》社論，展開一場筆戰。11月26日，《新民報》發表《對大公、新華兩報論戰之觀感》社評，從民間立場出發，它認為《新華日報》「是色彩鮮明的共產黨的機關報」，「我們自不能認為《新華日報》的話是老百姓心裡的話，可是也不能說一句沒有。我們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說，他們是比較代表共產黨說話的成分多」。[18]這是《新民報》在兩極對立的年頭所持的言論態度。它不僅對革命的共產黨保持警惕和距離，批評當權的國民黨當局、抨擊社會黑暗更是家常便飯。1941年「皖南事變」後，一貫遠離政治的張恨水在《新民報》副刊《最後關頭》連寫《七步詩》等三篇雜感，借古喻今，指斥蔣介石的逆行。同年12月11日，浦熙修以多條「點滴」形式逃過新聞檢查，在重慶《新民報》日刊透露了著名的「飛機洋狗」消息，與11天後王芸生的《大公報》社評一起，書寫了中國新聞史上一支激動人心的插曲。1945年12月5日，《新民報》重慶版發表《給收復區以新聞自由》社評：「政治不受批評，政治一定會腐化；官吏不受輿論監督，官吏就容易膽大妄為。只有新聞事業是無須監督無須限制的，因為公開自由的競爭，相互的監督與批評，自然可以淘汰思想不良觀點錯誤的報紙。」[19]

更多的時候，《新民報》是以民間報的立場呼喚和平、民主，政協會議開幕前的一個多月，富有才華的女記者浦熙修獨家採寫的38位政協代表訪問記，每天一篇，千字左右，刊登在重慶《新民報》晚刊頭版顯著位置，如實反映了各種政治力量對政協的態度。這些專訪忠實於時代，為歷史留下了一份珍貴的記錄，成為浦熙修記者生涯中的華彩樂章。1946年2月1日，國、共、民盟、青年黨、無黨派代表達成共識，政協決議草案公佈，重慶《新民報》日刊社評熱烈歡呼：「這是和平的不流血的各方同意的革命。這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可以大書特書的。」

《新民報》的成功固然離不開鄧季惺的精明強幹和雷厲風行，但首先取決於陳銘德辦報和用人的方針：「銘德曾想學步蔡元培辦北京大學的作風，把各黨派人物都網羅進來，只要對報紙的發展有利，實行兼收並蓄。」[20]陳銘德被譽為「劉備」，就是因為他禮賢下士，知人善任，用人所長，如早年不拘一格起用20歲出頭的趙純繼擔任總編輯，大膽邀請剛出獄的陽翰笙、田漢辦《新園地》副刊。《新民報》重慶時期，主筆、編輯、記者中有張友鸞、張恨水、張慧劍、趙超構、夏衍、陳翰伯、吳祖光、謝冰瑩、陳白塵、郁風、黃苗子、聶紺弩、張先疇、崔心一、浦熙修等。撰稿人中有田漢、陽翰笙、郭沫若、徐悲鴻、洪深、葉聖陶、老舍、夏衍、巴金、朱自清、馮玉祥、黃炎培、章士釗、顧頡剛、孫伏園、陳寅恪、吳宓、高語罕等，陣容強大，極一時之盛，可謂兼容并包，左中右，各黨各派都有。所以才有了「三張一趙」會師《新民報》的佳話，張恨水的小說連載、《上下古今談》，張友鸞的《曲線新聞》、《山城夜曲》，張慧劍的《山樓一百話》、《世象雜收》，趙超構的《今日論語》、《新聞圈外》等副刊、專欄都膾炙人口，深得讀者喜愛。後世的人們已很難想像——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如何嘔心瀝血，在一個動盪的時代創造出這一奇蹟。這是中國報業史上一個聚沙成塔的故事，是一段永遠不會褪色的歷史。透過這些發黃的故事，我們將真切地感受到腳下這塊土地上民間報紙曾經跳動的脈搏。

1948年7月8日夜，宣告了《新民報》時代的結束。它和《大公報》轉向（1948年11月10日）、《觀察》週刊（1948年12月24日）被查封一起成為20世紀中國民間報刊時代中斷的象徵性事件。在1949年來臨的前夜，對那個脆弱的獨裁政權而言，任何獨立的社會輿論都是無法容忍的。有20年歷史的民間報紙《新民報》無可挽回地走到了它的盡頭，這一事件也標誌著知識分子在20世紀中國嘗試拓展公共空間的努力即將告終。

【註釋】

◎[1][3][14][18]陳銘德、鄧季惺：《新民報二十年》，《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三輯， 174、174～175、159、159～160、13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2][4][10][16]蔣麗萍、林偉平：《民間的回聲——新民報創始人陳銘德鄧季惺伉儷傳》， 281、282～283、287、172～17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5]王芝琛、劉自立編：《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208、210頁，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

◎[6][9] 陳理源：《南京〈新民報〉被勒令「永久停刊」的始末》，《〈新民報〉春秋》，276、285頁，重慶出版社，1987。

◎[7][8][19]《趙超構文集》，第三卷， 624、625、626、154～155頁，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

◎[11][12][13][15][17][20]《〈新民報〉春秋》， 50、46～47、205、375、164～165、28頁，重慶出版社，1987。(//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