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9日訊】（一）
幾年前筆者讀錢鍾書先生的文章《論快樂》，頗有感觸。錢先生以他慣常的旁徵博引、筆走龍蛇的文采，論說凡是人覺得「樂」的，必定很短暫，即「快」。於是語言裡就有「快樂」這樣的詞彙，西方亦然。他引證說，所謂快樂，其實只是感官的刺激所得的愉悅，乃是低級的生理活動，屬於動物行為。人之所以是高於動物的社會存在，是因為人有高級的精神追求。錢先生還援引西方哲人的話說，人若失去高級精神追求，只沉溺於低級本能的滿足，那只不過是一頭「快樂的豬」。
「快樂的豬」，這謚號很是難聽。須知大多數中國人喜食豬肉，但對豬卻又很蔑視。若指著人罵「你這頭豬！」對方必定認為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而氣急敗壞，而怒目相視，甚而至於拳腳相向。
豬何以被人如此不齒？事出有因。豬是被圈養的家畜，它仰人鼻息，一天到晚吃個不夠，給它餵少了它就哼哼唧唧，所謂「瘦豬哼哼，肥豬也哼哼」。吃飽喝足，倒頭睡覺；每天除了吃喝拉撒，它無所事事；如果沒有被劁掉，恐怕它追求異性，一定很瘋狂。豬最後的結局當然是被做成大菜，讓人大快朵頤；所以民諺有「人怕出名豬怕壯」，「豬喂肥了再殺」的話。豬被宰殺了還要遭人嘲笑：「死豬不怕開水燙」。足見豬是何等的被人所輕蔑。
人為何不蔑視毒蛇猛獸？一是不敢，二是毒蛇猛獸一天到晚自己辛苦覓食，為飽餐一頓，需拚命捕獵，敢冒生命危險，人沒有理由小覷自食其力的它們；而且它們的勇猛、自由，人們還暗暗敬佩、羨慕。人也不鄙視牛馬，因為雖然人役使牛馬，但要仰仗它們為自己勞作，有一種夥伴關係存在；所以勤勞的農夫，倍加愛護自己的牲口。
唯獨豬狗，被人鄙薄。那狗的被人鄙薄，在於它對主人搖尾乞憐，為了討得主人的喜歡，對並不妨礙它的路人，也要狺狺而吠。在中國，「豬狗」可能是僅次於國罵的粗暴言語。
（二）
豬狗雖然被人所不齒，然而古代中國老百姓又不能不羨慕它們，說：「寧為太平犬，不為亂離人」。其中飽含的悲苦與辛酸，只要翻翻中國歷史，就不能不為之動容。中國老百姓，遭受的苦難太深重，遭受的殺戮太酷烈，於是不敢對人生有「妄求」。所謂「人權」，那是中國人既不敢仰視、也無法想像的東西。這甚至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內容。中國人的觀念裡只有君權，「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君王；太平氣象家家樂，都是皇恩不可量。」共產黨掌權以後，在歷史傳統基礎之上，變本加厲地強化此種意識。共產黨有「人民是國家主人」的理論，但它更多的宣傳卻是是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共產黨是母親，共產黨給人民帶來幸福。數十年如一日不絕於耳的「嗯人救星」的強勢宣傳，已然使謊言變為真理，人民將信將疑，甚至深信不疑。共產黨奉謊言為真理，以強權壟斷此種真理，迫使黎民百姓匍匐在共產黨的腳下，以至於黎民百姓都以為自己是仰仗共產黨的施捨過生活。
在毛澤東時代，「人性」「人權」都被列為反動，要打倒批臭。老百姓被定位為建設共產主義大廈的磚頭、瓦片，是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有道是「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得也要執行！」
毛澤東集中國歷史上絕對的帝王專制傳統和共產主義極權專制體制於一體，厲行史無前例的恐怖專政統治。盧梭抨擊暴君政治說：「專制政治是不容許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最盲目的服從乃是奴隸們所僅存的唯一美德。」孟德斯鳩揭露暴政說：「只對長官負責的專制社會必然造就普遍的虛偽。」毛澤東徹底取消民眾的基本人權，要求民眾當螺絲釘和磚瓦，即「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其實是驅使人民為他的烏托邦幻想和世界革命狂想做試驗品，為此僅大躍進就餓死數千萬農民。而黎民百姓迫於淫威迷於蠱惑而表現的狂熱迷信，根本就是出於恐懼而形成的自我保護機制。極權專製造就了盲從、愚昧和虛偽的民眾。文革後期，毛為他的極權專制所塗抹的迷彩驟然剝落，於是人民的迷信和狂熱退潮，代之以政治冷漠。「政治冷漠症正是恐怖政治的女兒。」在此環境下，馬斯洛學說認為的人的高層次精神需求仍然無從滿足，黎民百姓只能以追求生理需要為人生要義，在低層次的「飲食男女」上尋求宣洩，在魯迅稱之為中國人的興趣在「臍下三寸」方面做文章。當時中國城市工人的生活方式有「吃派」和「穿派」之分就是此種心態的反映；因為毛時代物資匱乏，「吃」與「穿」二者不可兼得，顧此失彼，因此一部分人以吃進肚子裡實惠為然，一部分人以穿在身上有面子為然，各行其是，並行不悖。「螺絲釘磚瓦」的高論土崩瓦解了。
常聽到有人說毛時代中國人雖然物質生活貧困，卻有精神追求——，追求共產主義美好明天，有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的情懷等等；磚瓦和螺絲釘乃是國家主人翁的形象表現，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的化身；又有人說現如今的中國人之所以懷念毛時代，就因為那時人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心靈寄託。筆者認為，倘若把恐怖暴政為掩飾其奴役人民而進行的蠱惑宣傳當作高尚的追求和寄託，無視欺騙和謊言下面的罪惡，那是十足的愚昧和麻木。康德說過：「人是一種如此高貴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當作他人的工具。」毛澤東恰恰就把人民當作他的工具，不過同時他又奉送一頂「國家主人」的華而不實的帽子給人民，進而愚弄人民罷了。如果說，毛時代的中國人被迫做了螺絲釘和磚瓦是毛製度對人的異化，罪責在毛，那麼，上述高論乃是一些人愚昧麻木已經到了以辱為榮、習非成是的境地，那真是人的不可救藥的再次墮落了。這類人的存在以及他們的高論頗有社會共鳴的事實，證明共產黨的愚民政策的惡辣和它的大獲成功；共產黨的暴力加欺騙的統治術確實使幾代中國民眾脫了胎換了骨，民眾心靈完全扭曲，心理徹底變態了，這是多麼令人不寒而慄的景象！
（三）
毛時代終於成了塵封往事。中國改革開放了，共產黨改弦易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然而雖然改弦易轍，共產黨卻不讓人民知道它過去的所作所為，故而今日它禁錮言論照舊不遺餘力，鎮壓民眾也並不放鬆；只不過不再喊階級鬥爭的口號罷了，——自然，沒有了階級鬥爭口號，共產黨控制社會不再像過去那樣得心應手了。
共產黨的變化是從奢談「貧窮不等於社會主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開始的。與此相應，共產黨終於承認了人權，—— 人的生存權。共產黨的人權是生存權高於發展權、而低於國家主權的人權。比起毛澤東，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這個進步是怎樣一個概念呢？那就是中國人可以享有沒有自由選舉權和自由表達權的生存權了，這就意味著中國人擁有爭取「快樂的豬」的權利了。江山易變，本性難改，共產黨畢竟是共產黨，只要堅持一黨專制特權利益，它就不可能讓人民享有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人權。因為專制制度的本質就是把人不當人。
在今日的中國，共產黨准許黎民百姓做「快樂的豬」，這真是「皇恩浩蕩」，老百姓自然喜出望外，——尤其是在經歷了毛澤東那令人談虎色變的階級鬥爭群眾運動、人民公社、大躍進、文革的時代。
在今日中國，人們可以追求富裕。「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你可以為滿足身體幾個敏感部位的欲求而奮鬥，將物質的享受與佔有當作人生最高目標。哪怕你貪污受賄，或者蒙坑拐騙，或者殺人越貨，只要有本事瞞天過海，不被曝光，攫得財富到手，那你就是社會精英，就是成功者。你大可以在「物慾」天地裡馳騁奔突，縱橫捭闔。高官大亨，特權在身，於是香車豪宅、聲色犬馬，天天過大年，夜夜做新郎，窮奢極欲，盡享人間富貴。流風所及，平頭百姓，只要有一點固定的薪水或退休金，基本夠吃夠喝，而且能夠被下崗工人、農民工、失業學生所羨慕眼熱，那他自己就自得其樂，就沾沾自喜。筆者在公園裡溜躂，見幾位老者自娛自樂地唱懷舊歌曲，還互相勉勵說：「要過好每一天，活得健康，活得高興，不要自尋煩惱」；又見幾位四十幾歲的小公務員，很愜意地坐在茶館的躺椅裡，其中一個感嘆說：「現在這麼好的社會，我們要抓緊時間享受啊！不然到了六十歲，就只有去抱孫子了！」在幾棵樹底下，有一群中年聾啞人或坐或站，他（她）們比劃著眼花繚亂的手勢，臉上的表情極其豐富生動，原來是在高談闊論，莫非也在表達同樣的見解？
若是在一個公權受人民監督的民主社會，上述景象很是正常；但是在一個腐敗集團壟斷權力的專制社會，面對貪官污吏橫徵暴斂巧取豪奪和窮奢極欲，大家不以為怪；面對國富民窮、民生多艱的不堪景象，大家也無動於衷；面對民間的苦難、民間的血淚以及種種的荒誕不經社會怪現狀，大家熟視無睹，以為與己無關，那恐怕就不是正常社會應有的景象了。因為「良心是社會的最後崗哨」，這崗哨已經不復存在了。
當然，能夠成為有房有車有二奶的「快樂的豬」的中國人是很少數，即使加上那些知足常樂、安貧樂道的民眾，恐怕也只佔中國人的一半。還有大量的下崗者、農民工、青年無業者和失業者、社會邊緣人群和弱勢群體呢。這個數量龐大的處於社會另一極的民眾，其中的大多數也還是夢寐以求能夠成為「快樂的豬」；民眾素質低或許是一個原因，但這種素質也是愚民政策的成果。在信息封鎖、傳媒欺瞞、特權利益集團高效率的鎮壓和物質主義的夾攻下，民眾的視野只能注目於此。
看！爭當「快樂的豬」，已然是當今中國人的共識。當今一些中國人嘴上也並非不講「精神享受」，白領人士在鳥巢裡觀看一場奧運球賽，知識精英在國家大劇院裡聆聽一場宋祖英歌唱會，就以為是高級精神享受。然而究其實，那還是身體幾個感官部位得到快樂刺激而已，不脫聲色犬馬的窠臼；加之涉足那些場合，等於展示了自己的社會地位，面子得到極大滿足，僅此而已。這與精神追求，與馬斯洛學說認為人除了有生理的需要之外，還有安全的需要、愛與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尊、尊他、被尊重）、自我實現的需要，不啻十萬八千里。
「快樂的豬」有福了，但是，中華民族卻危險了。
──轉自《自由聖火》
(//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