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8日訊】微軟董事會主席比爾.蓋茨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將把自己580億美元的財產全部捐贈給名下的慈善基金，一分一毫也不會留給自己的子女。全球首富巴菲特也捐出”波克夏公司”總價值20億美元的五十多萬張B股股票給三個慈善基金會，落實他之前承諾要捐贈大部份財產的諾言。
巴菲特和蓋次放棄資產繼承的作為，將資產大部份捐獻給社會的事件，是資本主義歷史的標誌性事件。他們所在的領域高科技和股票，都是資本主義金字塔頂尖。凌絕頂的雙”王”，才能識破源流，窺見近千年前資本主義出現時的本來面目，神龍不見首尾隱藏在濃雲雷電的原初目標。
相對公平
從古到今，一個良好的共同體內部，財富必然不是均衡的，但是必須在相對公平的範圍之內。相對公平是一種人心尺度。
古典時代共同體得以維護的前提，是不能極度貧富分化，可是這個前提在現代好像就被比爾.蓋茨打破。可見只要財富來的得正當合法，而且沒有民眾的生存危機，那麼比爾.蓋茨如此龐大的財富帝國，也沒有大量的人羨慕妒忌他，因為那是天賦的。
當然，比爾.蓋茨這個案例中的美國相對公平，必須通過慈善來緩解一小撮人的妒忌。比爾.蓋茨就很懂得財富是屬於社會這個深刻道理的。他有那麼多錢，現在主要做什麼，主要是做慈善事業。這些善款在各種慈善機構、基金會、社區服務、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科研、救災救濟以及可持續發展等多個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對美國社會影響深遠。
相對公平感首先取決於民眾有沒有生存危機和民生苦難貧，如果有，那麼有微小如芥的差距，也耿耿於心。如果沒有，那麼”患不均”的現象大大減少，相對公開內部的張力得到紓解，差距幅度可以變得很大，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的巨額財富就是很好的例子。在這個基礎上，如果沒有政治上造成的不公平，就不會相對公平感的破碎。
所以，相對公平感，才是維持共同體內的要素。如果沒有生存危機和民生苦難，還有沒有政治帶來的不公平，不管差距多大，都可以呈現出共同富裕的”整體性”。即使是只要在地平線以上，小山包和珠穆朗瑪峰之間，是相對公平的。共同富裕可以定義為一種社會狀態，在這種社會狀態中，需求不成為緊張的政治衝突。
共同富裕消除了短缺，也就消除了攀比出來的需求。需求的概念，不過是社會關係的另一種說法，它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也就是說，相對公平感才是決定性的。作為資本主義原初目標，或者比喻成”初戀情人”而不是”現任老婆”的共同富裕，就是解決生存危機和民生苦難（這個因為培根以降的知識和科技進步，而獲得信心），以及克制遏制政治帶來的不公平（權利上的平等），形成這種整體性。
天主教倫理認為，如果貧困在實現天國幸福這個目的的路上，成為別人或者許多人的障礙，那麼就要求儘可能對這些弊端進行補救。這是因為共同體是愛的共同體。對這個整體性造成破壞的，最大可能的是基於財富的等級制，也就是說通過財富，要成為共同體中的”人上人”，形成特權和壓迫。這是”仇恨”在主宰。
資產階級的市民社會裏，自由的保護，並不直接依賴於法律，而是依賴於財產，法律保護財產權，而財產構成自由的四壁，因而保護自由。然而基於財富的等級制，其主體則是從窮人上升為資產階級的窮人，並沒有安全感，而需要金錢給他提供，而有錢能使鬼推磨，越大量的金錢，越大的安全感。請記住，並不是財產來保護自由，而是金錢來保護，其財富來源大有問題，或者對財富佔有本身覺得不穩定，所越來越需要更多的財富，來掩蓋不安全，增強信心。雪球越滾越大。勞動並不成為財富的來源，而是政治分配，並不是自己應得的，而是被分配的，掠奪的，搶佔的，盜竊的。這樣的衝動一方面是為了自我保護，另一方面也會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來，用超過別人的財富來先是自我卓越，把別人比下去的衝動。自我保護和自我卓越的衝動混合在一起，共振在一起，爆發出來對整體性的破壞，尤為巨大。
資本主義的原初目標
霍布姆斯《反自由主義剖析》中說，古典自由主義把缺乏、貧窮和饑荒等難以解決的問題看得很嚴重。洛克對私有財產正當性的真正辯解——這一辯解明確的訴諸於共同利益，即消除由來已久的不幸和貧窮，亞當.斯密也將他的全部理論建立在洛克的基礎之上：只有建立在私有財產至上的自由經濟，才有可能”對最底層的人民”提供買得起的食品價格。
在西方人中，只要有足夠大家吃的食物，不可讓一個人挨餓，把這一點確認為信條，甚至道德上確認為是不言而喻的。他們也下定決心，不可讓反對貧困的鬥爭聽其自然，而是必須把它看做所有人的職責，尤其是富有人的職責。也就是說”劫富濟貧”是一種不言而喻的道德底線。
保證所有人能夠獲得生存手段的最佳方法，並不是國有制，而是私有財產最大可能的分散。美國集體記憶”五月花號”上實行共產制度，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公有制實際上是對例外狀態或極端狀態中適宜的選擇。這時候人們的精神狀態，已經被物質短少的必然性說服，適宜於公有制。當然而公有制取消私有財產，可以避免個人墮落入私人領域，促使走向公共領域，提高人們的公共道德，完全是盧梭式不切實際的幻想。
必須強調的是，私有制也並不能比公有制，一定更加保障私有財產最大可能的分散，所以私有制必須建立在理性的之上，而不是慾望的滿足之上，必須權貴和壟斷集團遏制無止境攫取和佔有慾望。一種生命的理性法則，高於個體慾望和暫時需要，這也就是中世紀思想家所說的”自然律”。私有制必須建立在”自然律”之上。
古典自由主義者從不曾喜歡市場關係的普遍化。這是一種反客為主。他們從來沒有把金錢利益神聖化或者擁護一個任何東西都可以買賣的社會。古典自由主義者重視商業，很大原因是因為他可能降低窮人的生活資料的相對價格。商業通過打破壟斷以及降低生活資料的相對價格，能為自由做多大貢獻，這是亞當.斯密《國富論》所討論的主題。消除貧困會緩解人身依附關係，因為飢渴會造成奴役和獻媚。
還是從政治自由出發，來給與商業適當的政治安排。自由主義社會，很少將契約自由視為神聖或者不可限制，沒有賦予經濟優先的權利，而把這種優先的地位，賦予了良心行為和自由表達、辯論的權利。總之政治自由是首要的。
在現代條件下，只有在商業社會中，共和才有可能，一個重要原因是如果沒有私有財產的保障，政治的意見不同就難以維持。儘管希望限制政府沒收財產的權力，古典自由主義者對”賺錢的人”有更多的輕蔑言論，實際上，這些早期的自由主義者，沒有一個從商人們身上得到道德的靈感。後者完全忙於賺錢，從未想過宗教、政治、科學、文學和歷史了。
在政體之中，經濟就像一個次子，而宗教是長子。現代社會宗教把長子權賣給經濟。經濟不僅僅行使長子權，而且要讓老父親退役，自己要行使父權。亞當.斯密以及同時代的立法者，在中世紀秩序的框架下，本來是對現代性因素，主要是商業經濟和科技發展，給與恰當的位置。沒想到這二者一得到安置下來，就不安好心，就要自己當家作主，以自己為中心另造手上乾坤，然後主宰全部。
經濟科學對於亞當.斯密來說，是沒有意料到的私生子，僅僅是”政治家或者立法者的學科分支。而他在意的是，”一種整體的政治科學，法律和政府的總體原則”。這就沿著中世紀，回歸到古典政治哲學，主要是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
在古典自由主義看來，自由主義制度雖然不能像暴力革命那樣意圖用直接的手段實現公平，但是它可以像中藥一樣調和肌體，唱過較長時間的調理，可以通過權利的平等而最終實現繁榮和諧的國度。古典自由主義者歡迎商業社會，因為他們深信不疑的是，經濟競爭（同經濟不平等一起），將產生足夠的經濟繁榮，以增加”最底層人民”的福利、個人安全和獨立。
很明顯，關於社會免於貧窮和依賴的自由主義理想，與啟蒙運動的目標一樣，時至今日依然沒有完全實現。而實際上，絕對所有權、程序正義和自由放任有可能導致更大的不公平。經濟競爭可能導致失”零和遊戲”，一方面富者越富，另一方面貧者越貧。這些亞非這些後發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資本主義入侵傳統農村時特別明顯。
堅持政治自由，每一個人獨立平等，但經濟方面，可以由政府進行再分配，糾正絕對所有權引起社會弊端。對財產權和私人企業所謂的社會效益失去了信心，而更願意利用國家的立法和行政權力去糾正其弊端並使之變得”仁慈博愛”。
民生與政治自由的衝突和消解
二戰以來的短暫時期內貧困問題幾乎從北歐和西歐絕跡非常重要，這對於西方憲政文明來說。美國立憲之後的繁榮更是如此。美國憲法通過之後出現的一片繁榮無疑是憲法最初受到美國人民鍾愛的原因。愛德華.S.考文的《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一文中，最驚心動魄的時刻，是考文認為”美國憲法一通過就帶來繁榮的信念”可以解釋解釋憲法崇拜的起源。沒有這種繁榮，美國憲法可能一隻是幕後的啞巴，不能對兩三百年的政局說話。理查德.布蘭德.李遊歷美國各地之後，就美國的繁榮景象寫道，美國憲法想要得不就是這樣的效果嗎？
貧困的絕跡，有幾個原因，其中可以認為生產的發展，是最重要的。把這種前政治的社會問題，取代政治自由，當作首要的。把前政治轉化為政治，就取消或扭曲了原來意義的政治。
芸芸眾生於是遺忘中世紀自我認識的歷史經驗和啟示，轉而相信經濟增長天經地義，才是社會進步和政通人和的必要條件。，進而認為是充分必要條件。這是一個籠中人的意蒂牢結。一步步脫離遺忘原初目標，一步步強化脫離遺忘。他們逐漸相信，只要能夠使經濟發展達到某一種令人滿意的水平，所有其他的問題都迎刃而解，因此，自然而然將經濟發展當作首要的，當作關注和牽掛的中心。
他們變成把繁榮看稱幸福之本，將經濟發展看做其他社會進步的基礎——一個公正社會不可缺少的條件和優勢所在。前政治的東西，構成了根本約束條件。在制約條件的上的優勢，當然就是整體上的優勢，就是可能性上的優勢，只可惜這種可能性被當作必然性，條件的滿足就被當作目的的達到。這種意蒂牢結把前政治的價值，繁榮和幸福，滲透到政治中來，替代了政治自由，而將幸福的內涵，從自由下降到慾望的滿足。由於這種理念，與另外一種自由的理想，希臘和基督教的擺脫物質慾望的，和通過自我克制而自我解放的自由理想，直接衝突，因此在這裡害處是：致力於前政治問題的解決，似乎要下地獄，造成人的墮落。
人吃了”禁果”，有了墮落，但正是如此，才做為人。幸福的渴望正如”禁果”。資本主義激發了新需要和佔有野心。這顯然是危險的發展，但是沒有它，群眾的苦難就沒有辦法避免。十八和十九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必須危險中求取出路，必須火中取栗。他們看到，不積極援助窮人就不能解決貧困問題，在謀求援助之前，必須喚起改善他們命運的慾望和意願。這種見識，例如克羅因主教喬治.貝克萊做了清楚的系統闡述。
群眾物質需求的增長，新的蔓延的經濟野心，也許在道德上不讓人欣賞，並不很好的。但畢竟是個人克服貧困的唯一方式（用公有制更無法解決）。這種群眾的經濟野心，也是抵消福利國家最成問題的特徵之一，也就是與政治自由理想和自由理想的衝突，最有希望的手段。
福利國家很容易造成官僚機構的膨脹擴張，以及對個人領域的入侵。只有經濟野心，能夠使貧困成為例外，以致於可以造成，與貧困的鬥爭是國家目的之一的說法，沒有意義，也就是說必須以毒攻毒，要解決把政治下沉到前政治的問題，必須通過刺激貧困人口的經濟野心。只有實現生活的高水平，才能迫使貧困成為罕見或者更可以淨化的現象，以致於有限的社會工作就可以應付，由此解決古老的貧困問題，從而避免強大官僚機構的危險。與貧困的鬥爭是國家目的之一，會幫助官僚機構的膨脹擴張，以及對個人領域的入侵。
喬治.貝克萊說，即使我們批評福利國家，我們絕不能忘記它源自一種極為人道，極為欽佩的道德信念。在與貧困作鬥爭中，樂於作出中重大物質利益犧牲的社會，由此證明了他們的信念的真實。他們有權把自己的信念，付諸實踐。
天主教與私有制
私有制與公有制，實現公平公正與民生等目標這一點之上，實在尚未分出高下，近幾百年來私有制大行其道，而公有制在二十世紀幾十年內，進行一次大反攻，也被打敗，然後戰爭並沒有結束。如何選擇，取決於具體社會條件與目標之間的吻合。二者各有長短，而適宜這二者的社會條件都有，所以混合共和是適宜的。所以並不是私有制就好，也不是公有制就好，而是從目標來判定，也就是，有一個高於私有制和公有制的評判尺度。
基督教的經濟倫理中，就保留了這種更高的尺度。在我們通常看來，基督教在原始意義上，是窮人和共產主義的，肯定是公有制。可是必須指出，這是原始基督教教會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也就是說，這是直接相關於原始基督教教會這種”城邦”，而並不直接關乎基督福音。直接相關於原始基督教教會這種”城邦”，它是世俗的，屬於人的，是可以變換的。當社會條件變換時，物質不短缺時，就容納了私有制。必需品的公有或私有，這是希臘城邦或者教會”城邦”這些共同體的先決條件。在這裡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的論述，可以一脈延續下來。
古基督教的文獻中，可以看到對私有制的辯護，不絕於縷。亞歷山大的克萊門，建立了私有制的機構並且對它進行肯定的評價。還有其他基督教教父，例如克里索斯托姆斯，也為私有制進行明確的辯護，此外，拉克坦西學習西塞羅的樣子，接著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為建立私有制辯護，並且把它解釋為必要的。基督教認為，為了完成塵世上的任務，為了保證家庭的獨立性，私有制的建立是必要的，只有這樣，經濟的繁榮、社會的安定和秩序，才有保障。
羅馬教皇庇護十一世在《四十年》通諭強調，資本主義本身並不卑鄙，並不必廢除。只有在如果社會公正受到損害，僱傭關係被利己主義利用，才是不能允許的。因此，具有調節作用的原則，只能是社會公正，而決不能是不受限制的自由競爭。私有制的權利不容侵犯，因為它源於自然，但她絕不能排除國家在社會必要性範圍內進行干涉，直至採訪剝奪財產的措施。
經濟財富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如果讓經濟為利己主義的享受服務，或者將之變為目的，或利用經濟獲得社會和經濟權力，那麼經濟財富的目的就便顛倒了。可見財富的目的，並不在於自身，而是超越自身，而服務於共同體。大海中的一滴水，或者一個水流，只有融入大海中，才是正當的。財富的攫取和積累，並不是獎勵以來於能力和才華所”應得”，而是佔用。就像版權制度，是一種平衡，而且給與版權，是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
比爾．蓋茨的”天主教經濟倫理”
資本主義是幫助窮人的。分階段幫助窮人，先把一部份窮人變為富人，然後在把大部份窮人變為富人。資本主義的目標是共同富裕。庇護十一世《四十年》通諭上說，在經濟領域中追求的特殊目標，個人的和社會的，會很融洽地適應目標的普遍秩序。
微軟董事長比爾．蓋茨今年1月在達沃斯論壇作了《21世紀的新型資本主義》，是他與人類歷史命運契合的一生的總結陳詞。他認為是他最重要的一次演講。
比爾．蓋茨簡直就是當代的喬治.貝克萊。比爾．蓋茨說，在人的本性中蘊藏著兩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關愛他人。資本主義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了經濟進步和社會發展，但這只服務於有錢人。而窮人就只能依靠政府援助和慈善。21世紀的新型資本主義需要對此進行調整，通過市場的力量以及制度創新，來服務窮人。
為什麼人們的需要總是和他們所能享受的經濟發展成果成反比？原因就在於市場激勵機制。在資本主義體系中，一個人的財富增加了，為他服務的經濟動力就相應增強；而如果一個人的財富減少，則為他服務的經濟動力就減弱，直到完全消失。我們必須得找到一個辦法讓資本主義的這種為有錢人打工的屬性同樣也能夠幫扶窮人。
比爾．蓋茨對前政治的商業和科技發展，做了客觀的評價。他說，資本主義的奧秘就在於它有能力讓自利服務於更廣大社會群體的利益，它能通過財務回報來推動創新。自利所驅動的資本主義制度催生了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創新發明，這些創新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
但是他還是說，誠然，世界在越變越好，但在我看來，速度還是太慢，而且世界並非對所有人而言都是越變越好。偉大的進步總會加劇不平等現象。豐衣足食的人可以享受到技術進步帶來的改善，而貧苦困頓的人卻獲益很少，特別是那些一天的生活支出還不足1美元的最貧困的10億人。
天主教的聖安東尼說，財富為人存在，而人不是為財富存在。比爾．蓋茨說，在我看來，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制度體系來讓自利的動力發揮作用，從而使每一個人都能從中受益。
幸福和滿足的源泉，並不在人滿足願望的能力之中，而是在於人關注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的能力，以及他的具有道德認可或者道德滿足感的同伴的能力。如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可以被人看成滿意的社會制度，基本上與物質沒什麼關係。後者本身並不能帶來前者，因為這二者並非同質的材料。不可能通過物質建設而形成良好的社會。社會問題並不是一些數量問題，而是涉及到比例均衡的問題，並不在於財富的數量，而在於社會制度所具備的道德正義。
當只有貧困問題，稱為短板的時候，貧困問題才是重要的。但是貧困問題的緩解，並不足以形成良好的社會，而是解決一些緊張，一些必要的條件。單純致力於貧困問題的瓦解，而沒有配套設施，可能造成社會的瓦解。有貧困問題，並不見得這個社會就不是正義的，只要比例均衡，即使處在死亡的邊緣，例如三年大饑荒，沒有人提出公平問題。
兄弟姐妹，就是”全部”。威廉.莫里斯《約翰.保爾的夢》中的一段話說的好：真的，兄弟們，夥伴就是天堂，缺乏夥伴就是地獄；你在這個世界上所作的事情，就是為了夥伴的緣故，生命就在其中，應該生存到永遠，你們每個人就是其中的一個部份。
在教會內部發展、長期被認為教會職能的各種社會之只能轉移到國家，因為國家就是一個教會。於是國家作為財富的分配者和文明的保護著，而得到尊重。如果國家不是一個民族教會，不是一個友愛共同體，那麼這一切無從發生。
格拉蒂安在他的《教令集》中寫道，在這個世界上，為所有人服務的共同體，必須是為所有人的。民法上有一個詞，叫做所有權上的負擔。從最樂觀的方面來看，財產權是要承擔某一種義務的，他必須供養窮人，它的擁有者必須準備與其他需要的人分享（洛克的財產權定義）。
在歐洲中世紀後期，要保護農民和小僱主的財產權，是要抨擊壟斷者和高利貸者的財產權，後者是依靠吞食前者來發展的。在政治可以造成不公平的地方，千萬不要陷入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金錢拜物教和絕對的私有財產權。18世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是：在極度貧困時所有財產權失去效力。財產權有其負擔，尤其是富人的。
可以看到蓋茨的資本主義思想，是天主教經濟倫理的復興。資本主義從天主教精神那裏孕育成胎然後獨立脫離出來，最後又在蓋茨這裡回到天主教經濟倫理。資本主義在天主教精神的母胎中獲得一種內在約束，一種原初目標。
中世紀經濟倫理問題，會再次提出，它堅持社會是一個精神的有機體，而不是經濟機器。經濟活動是一個巨大而複雜的統一體中一個從屬部份，它為實現整體得到的目標提供物質手段，應該受到這些目標的制約和主導。
《文化縱橫》試刊號，有刪改。(//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