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6日訊】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除了研究學問以外，或者說研究學問本身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做帝王師。按照一般通行的理解，這個「師」字是老師的意思，大概是想教導帝王。帝王這個物種很奇特，可以尊崇之、矇蔽之、利用之、篡奪之，不可為其師。所以，這個「千古文人老師夢」基本上沒有實現過。

老師做不成，知識分子總是希望能夠在社會生活裡實現自己的理想，最好是處在掌握社會生活的位置——老實說，除了這個他們也不會幹別的。太平盛世、或者是至少看上去是太平盛世的時候，可以為相為官；亂世的時候，苟全性命既然不易，不妨出來開創一番事業，倒是基本實現了為「帝王師」的構想。只是這個「師」不是老師，是軍師。

軍師也是知識分子中一個比較奇怪的物種。軍師是民間的叫法，正規的說法應該是「謀士」。做謀士者，與傳統上我們認為的知識分子的出身不同。一般說到古代的知識分子，漢以後專指儒生。但只要是謀士，基本不能算儒生，至少不是純儒。夾雜法家、陰陽家、縱橫家，最後由於百家思想除了儒家外，其他數家都歸到道家的名下，謀士在我們的心目中，就有了類似諸葛亮與劉伯溫的形象了。

這種謀士的傳奇，應該說起自漢初開國。梁由之先生的新書《大漢開國謀士群》說的就是這段散落於歷史中的謀士傳奇。但讀後感這件事另有一種寫法，說某書寫的好不是唯一的目的，不妨說說在讀完這本書之後，歷史上的軍師——也就是謀士這個物種能給人帶來點什麼思考。

為什麼是漢初？

謀士自古有之，截取漢初這個時間點，在歷史上有其獨特之處。中國歷史朝代更迭，漢朝這個朝代的建立，除了那些在制度上的歷史成就外，最大的不同點，是這個朝代是憑空建立的。

我們知道，無論傳說中的「夏」，還是代之而起的「商」、「周」，以及春秋戰國，一直到「秦」，都是一種貴族的逐鹿遊戲。祖上是貴族，後代來發展，最終化家為國。而漢朝的立國者無非是個市井流氓，最終建立一個朝代的意義倒不是延續了所謂「秦制度」，而是乾脆顛覆了整個貴族的意識，天下逐鹿變成天下人逐鹿，化家為國的家，也未必是鐘鳴鼎食的世家大族。

對於知識分子而言，這是一件大事。在此之前，買主其實是相對固定的。如果兩強爭霸的話，可以扔銅錢決定，反正不歸於商就歸於周；如果趕上春秋時代，考驗眼光與運氣的機會更多一些，可也就是那些諸侯，多扔幾次銅錢也就是了。但到了漢朝，對不起，群雄並起的時候能夠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此處用本意），確實是很艱難的事。尤其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幾乎每個人都從理論上有爭奪天下的可能。何去何從就是個絕大的問題了。

選擇與可能性多了以後，故事自然就精彩。從某種意義上說，漢初的這個謀士群體是真正意義上的謀士，與先秦那些說客型謀主不同，經過了更多的戰爭與波折，最後得到的成果也大於前面那些時代。這些成功者的故事，當然具有高度的可讀性。

為什麼寫謀士？

謀士是個很悲哀的職業。一般來說，眼光足夠好、運氣也足夠好的話，可以找到一位能夠成王成霸的人物輔之、導之，但最後成功之日，基本都是這些謀士們倒霉之時。《大漢開國謀士群》裡寫了六位，蕭何、張良、陳平、酈食其、隨和、陸賈。應該說劉邦這個流氓皇帝還算不錯，這幾人下場雖然各異，畢竟真是死在劉邦手下的應該說是沒有的。

可是且慢。史載，張良避禍從赤松子游，結果看到即使如此也受到猜忌，又變更手法更求柔順；陸賈為呂氏所逼，避禍於家。酈食其被烹死、陳平被疑盜嫂之類的記載也是頗有點意思。但比較起他們的後輩，這些人真的是非常幸運。

諸葛亮累死於五丈原算是比較好的結局，至少那算是因公殉職。到了明朝，另外一個流氓皇帝朱元璋上場，得天下之後大殺功臣。民間傳說的劉伯溫、也就是劉基，能掐會算近於算命先生，結果天下雖然經他算定歸了朱家，他老人家背瘡發作，朱元璋贈下與病相衝突的燒鵝一隻。正所謂死也要死、不死也要死。

所以，謀士這個職業往往善為人謀而拙於謀己，所有這些波瀾壯闊的史詩背後都隱隱有著悲劇的命運。這是關於謀士的書值得看的另外一個地方。

大幕緩緩拉開

我個人把《大漢開國謀士群》當作一塊徐徐拉開的幕布。雖然從文本的意義上說，作者是在講述一個成王敗寇的故事，但也不妨引申而看古代知識分子的某種宿命。

正所謂「棲山恨不深」。作為在皇權之下的讀書人，只能有兩個心靈的指向。一個是助人成為明君聖主；一個是「不求聞達於諸侯」。這兩種心境是互相轉換的。我相信古代很多讀書人具有這種修養與審美能力。

只是世事如潮，一旦被裹挾其中的話，抽身也是異常艱難的。能夠死於床榻已經應該感謝天恩祖德了，禍及全家的例子也是史不絕書。這本書以異常的高調讚頌了漢朝開國的幾位謀士的事功，但在那種激越而內斂的文字之後，不知道為什麼，總是覺得有一點點蒼涼。可能是始終縈繞心中那句話吧：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如何的雄姿英發、怎樣的料事如神，畢竟只是帝王菜籃子裡的「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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