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5日訊】這次四川大地震，中央政府反應較快——但是否有效率，也是個值得探討問題。事實上有不少志願者和當地目擊者的文章中早已透露出各救援隊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而扯皮，耽誤了救援之事的例子——媒體管制因大災難之猝發，管制相對較鬆，而贏得中外媒體的一片好評。但筆者對中國政府的運營體制之壞處，看得較多，不那麼樂觀。在5月15日接受BBC的採訪時，我就批評他當時的一些做法（例如彼時一直不准國外的救援隊進入中國，我勸官方放棄意識形態的傲慢姿態，生命高於一切），並且說「批評是為了更好地救人」。但像我這樣並不高明的近於常識的觀點，似乎在諾大的中國稀如星鳳，即令是我們平常看來還比較有見識的人，也反對我在那個時候批評政府。好像一件事情之好壞不在於它的事實，而在於你選擇的是否是良辰吉日。他們更有一種奇怪的思維，把救人和批評對立起來，以滿足一種「萬眾一心」、「團結一致」的道德高調。救人拯災大家本無不同，但怎樣去救人拯災，這裡面的確有如何更人性、實際、快速、高效以及如何放下傲慢身段的問題，的確並非不值得探討、不值得批評。
國內許多批評者不僅覺得批評政府，要像農村動土上樑一樣選擇黃道吉日，更有甚者，認為批評就是添亂。這樣的思維不知從何說起，大概又是拜「萬眾一心」這樣的思維所賜。從人體構造上講，「萬眾」不可「一心」，那麼這個比喻大多屬於鼓舞士氣的「精神原子彈」，而此種「精神原子彈」在吾國這種盛產集體主義而壓制個人權益（包括說不同的言論的權益）的土壤裡，成長起來非常迅速。而且迅速到變成民眾的集體無意識，只要你對此事有一點不同的看法，便是不恥於中國的狗屎堆，你不是漢奸就是畜生。哪怕在所謂的非常時刻，人也不能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何況抗震救災的過程是明顯有許多不得體的地方。看到政府的不足，將其指出來，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益。但我們不少人為什麼會認為你批評政府救災中的問題即是添亂的思維呢？那就是他們覺得政府和納稅人所養的軍隊等，來救災不是他們職責之所繫，而是他們對我們災民的恩賜似的。在他們來救災就是對我們的恩賜的思維中，當然會產生一種對他們不得體的感激。而不得體的感激就會變成一種順從而不是質疑，於是許多人哪怕看到了政府救災中的壞事，也睜眼不見，甚至反對那些批評者。事實上，納稅人養的政府和軍隊，他們來救災都是他們應該來做的，是職責之所繫。做得好，當然我們可以適度地讚揚（請注意，要適度，因為我們早已用稅收支付了他們的薪酬）他們，但切不可用「最可愛的人」這樣讚揚過度的詞彙，這樣的詞彙刻入腦中一久，就會混淆應有的現實關係。即軍人保家衛國是其職責所繫，政府在救災中努力拯濟災民，是他們應該做的，我們只有常常覺得他們做得不夠好。斷無做得本來就不是很好，甚至可謂做得差，還要無度地表揚他們的道理。當然官方通過對傳媒的壟斷進行無恥地自我表揚，打壓諸種批評的聲音，從而達到「沒有……就沒有」、「只有……才有」這樣的武斷句式下的愚民目的。
有人說不應該正在救災的時候批評政府，而是在救人初步塵埃落定，開始災後重建時再批評政府。這樣的說辭看上去非常得體，但我認為對我們這個政府的本質認識不透是必然的。當救人的緊要關頭，地震第三天中共管宣傳的官員就出來說地震宣傳要以正面輿論導向為主，亦即他們長期堅持的不管新聞事實，只管符合官方利益的「主旋律」。與此同時，隨著抗震救災的深入，進入災後重建，他們一系列以前非常壞的做法，就故態復萌、脫穎而出，到時你想要批評的時候，他已經收緊批評尺度，關上批評的大門了。而這次地震災後重建對新聞的管制，就是我們一些無條件喜歡「萬眾一心」的知識分子，批評要講時間與策略的一個教訓。我認為任何時候批評都不是多餘的，尤其是對一個沒有真正監督的政府。政府本來就有很大的為惡能力與傾向，這也是西方民主自由國家的公民，絕不輕易相信政府的一個基本前提。民主政府所受之制約非常多，危害社會與民眾利益的概率比較低，而對一個沒有真正監督的政府來說，其危害民眾權益的概率之高，是令人瞠目結舌的。我們幾十年所經歷的一切災難，難道還不能活生生地證明他們擅長為惡的本質嗎？
當朋友們馬不停蹄地讚美的時候，我早就說這只不過是表皮。比如把地震的震級從7．8級修改為8級，就有朋友說政府正在向實事求是挺進。我說他們可能正在用「科學」來積極地為他們推脫人禍之責作準備，不信拭目以待。當時我那朋友說，我未免太過尖刻而灰暗。我並不像迅翁一樣不憚懷疑一切——比如對個體我總是比較相信而且懷著同情之理解——但我對政府的不信任卻由來已久，以後也不會改變。因為相對個體來說，政府始終是強勢者，對它持續而恆久地批評與監督，是一個現代公民的基本素質。一些朋友看到地震中政府表現出來的一點暫時的新氣象，就急不可耐地毫無保留地表揚，就像對一個為惡眾多的流氓，偶爾做件好事，不吝讚美一樣，這種期望他們繼續把好事持續地做下去的良好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沒有制度約束，單靠其一時的道德覺醒，而渴望將其偶爾的良善行為繼續保持下去，服務社會，這無異於與虎謀皮。事實也正是如此，當《南方週末》的朋友們表揚他們可能「震出一個新中國」，逐步實現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價值時，正是包括他們在內的南方系報紙被整肅、領導被撤換的時候，願望的良好，代替不了對專制政府實質的認識。很多時候我們一廂情願，以為他們接受教訓，正順著民心前進，但截至目前為止，沒有哪一次不失望。當然這並不是說南方報系的朋友們看不透政權的實質，而是他們內在的良好願望希望政府以民眾蒼生為念，以民主自由之普世價值作為政府逐步執政的指南，以免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更加生靈塗炭。
據說成都的傳媒有一個內部的關於地震報導的規定，叫做「三個突出一個不許」。這個規定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人揣測是突出黨的領導，突出政府功績，突出英雄人物，不許報導校舍垮塌！我認為這個揣測雖不中，亦不遠矣。官方利用傳媒往自己臉上貼金、自我聖化的做法，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化。想通過一場地震，通過他們在猝不及防的大地震下稍微寬鬆幾天的新聞管制，來讓這個政權往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走，實在我們對他們積重難返的邪惡本質缺乏充分的認識。政治壟斷帶來的巨大利益，讓這個政權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輕易讓度出他們不應該獲得乃至是搶劫的利益。事實上，他們不僅是收緊國內媒體對災後重建中敏感話題的報導，就是對救災物資的使用、發放、透明、公開等方面，也不讓你過多涉足，怕你趁機爆出他們更多的官員貪腐，引起民眾的強烈反彈。至於給他們以足夠讚譽的外國傳媒的控制，就更見其嚴了。外國傳媒早期對中國政府幾乎是毫不保留地讚譽態度，在我看來他們是把偶然的開放，看成是政府一定會將此對傳媒的開放態度剛性成制度來讚美的，也是對這個政權幾十年來沒有監督的為惡性質缺乏骨子裡面認識而造成的。其實這反過來證明，一個政權要贏得傳媒的短期讚譽並不難，但難的是，他們從根子上對你所做之事的認可。
從這次大地震早期對傳媒的有限度開放，到災後重建剛拉開序幕的原形畢露，乃至圖窮匕現，將稍微不聽話的媒體進行大規模的整肅，讓許多人對政權僅有的一點期望喪失殆盡，猶如掉進冰窟之中。對此我也感到失望乃至憤怒，但我並不絕望，他們這一切表現，實在在我的預料之中。對於來之太易的「幸福」，在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保持一點謹慎的樂觀，不必大喜過望，是十分必須的。我雖然是個批評政府的人，但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個人的有限性，以及人作為群居動物這雙重困境而造成了對政府組織的需要，因此我們得花我們的稅款、讓度出一部分我們的利益，選出我們公共利益的託管者，因為不少利益單靠我們個體無法得到十足的保障。但如果我們公共利益託管者——政府不是我們公開、公正、透明所選，那麼對我們民眾來說絕對是個災難性的後果。我們就是要從這些方面來認識非民選政府的為惡實質，以及他們朝雲暮雨、天威莫測的管理方式，讓我們對生活徹底失去理性預期。在一些深沐民主自由思想的學者看來，哪怕它是一個民主政府，也是個不得不要的壞東西。至於一個不受監督的獨裁政府，那就更加值得我們百倍地警惕他們為惡的本質。
（冉按：這是為朋友的雜誌所寫一篇文章，現在補貼於敝博，讓朋友們繼續看看地震中的許多怪事。批評在任何時候都是需要的，且不應該缺少，這也是言論自由題中應有之義。地震已經快兩個月了，重建也正在進行，但這過程中出現的許多不應該有的事，還是值得朋友們繼續關注。）
2008年7月5日7：24分於成都
──轉自冉雲飛博客(//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