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9日訊】從這篇開始，我要對毛澤東搞大躍進作一番歸因的研究。首先說明，這個歸因，不單指起因，而是包括了從發動到失敗的原因。其次要說明，從所歸的原因來分，有個人的原因和制度的原因，內因和外因；從歸因者來分，有官方的歸因和民間的歸因，國內的歸因和海外的歸因。而這幾種因素又往往是重疊、交錯在一起，難解難分的，所以只好撮總地加以論述，在儘可能的情況下指出其歸因類別。

官方的歸因，基本上是一個中心：堅持維護黨和黨的領袖的威信；兩個基本點：第一個是「良好願望」論。第二個是「天災人禍」論。

關於第一個論點，我在上篇已提到過，據說是出於共產黨、毛澤東的好心眼，急切地要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使國家富強，人民過上幸福的日子。官方在這一點上堅持撒謊，絕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以貫之的。1957年反右期間，毛澤東就撒謊說：「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有又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56）對被事實擊得粉碎的這篇謊言，鄧小平在整整20年後，在《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講話中，又重提之，並說：「毛澤東同志講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講黨，而且是講整個國家，整個軍隊，整個人民，就是說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要有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鄧小平文選》二卷，頁41）撒謊成性的他，連對迫害他的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都忍痛撒謊：「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同上，頁139）難道他真的認為毛髮動文革不是污穢的權力之爭而是要實現一種純潔的革命理想嗎？張顯揚說得一針見血：「我說了那麼多，中心的意思，就是決不要用理想主義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進人家的思維模式。這裡沒有任何理想主義的東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權力鬥爭」(<<開放>>雜誌2006年5月號)可見，毛鄧兩人在撒謊騙人上，實在是難兄難弟！鬼才相信毛澤東、共產黨反右、大躍進、以至於文革，都是出於「良好願望」呢！實際上，連鬼都不會相信。難道數以千萬計的餓死鬼、冤死鬼會相信這些鬼話嗎？

困難時期尚未過去的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已經指出：「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37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農民的說法，肯定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判斷。

中央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打回馬槍，把這種比較實事求是地估計形勢，批為「黑暗風」。之後，就再也沒人敢提「人禍」了。從此，「全國的、持續三年的、百年未有的、特大的自然災害「，就成為對高舉三面紅旗造成的大饑荒、輿論一律的說辭。直至如今，與人談話時，每每仍能聽到「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如何如何……」悲矣哉！欺騙對人的毒害，已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

說到這裡，少不得要說幾句題外話，就是，共產黨對中華文化的態度：一是繼承和發揚糟粕；二是對於精華，反其道而用之。以「自然災害」為例，有民貴思想的孟子說：「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路上有餓死的人，不知發救濟糧，人死了，還說：「這怪不得我呀！是自然災害呀！」）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這和持刀殺人後，說「不是我殺的，是兵器殺的」有何區別？）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矣。（王你如不把餓死人、歸罪於自然災害，黎民百姓就會欣然而至。）(《孟子．寡人章》) 我想，讀者若與三面紅旗下的人相食的慘景相對照，對此，我就無需再置一詞了。

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撥亂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基本精神是恢復了劉少奇的論斷。

而民間的歸因，則是與此針鋒相對。

按照科學定義，地球上的自然異變對人類的負面影響超過一定程度時被稱為災害。自然災害主要指突發性的暴雨、洪澇、乾旱、颱風、風暴潮、凍害、雹災、雷電、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蟲害等，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鹽漬化，氣候變化、水資源變化等緩進的變化過程也屬於廣義的自然災害。自然災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變化，但人類的活動可能誘發許多自然災害或加重災害的程度。對中國社會經濟影響最大的自然災害首先是氣象災害（洪澇、乾旱、颱風等），其次是地質災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中國自然災害災情份析與減災對策》，第ＶＩＩ頁，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轉引自王維洛：天問－－「三年自然災害」 )

「我們再看與 1959～1961年相鄰的兩個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總指數、平均指數，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都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復時期』，儘管這三年的氣象水文條件大不如1959～1961年，並且它又是在三年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還是實現了連年增產，整個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得到了復甦。

「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甚或『歷史上的最好時期』 。」（金輝：《風調雨順的三年-1959～1961年氣象水文考》，《方法》雜誌1998年3期）。

1998 年美國三一學院教授文貫中在北京大學的演講針對「目前已提出的一些假設」如「氣候原因導致自然災害」指出：「以統計數據看1958年氣候很好，1959年正常，因此氣候無法解釋58年就開始的饑荒。」（《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2月27日報導：《三年大饑荒源於大食堂》）

四川省餓死1000多萬人，居全國之首，可是所有有關調查研究的報告，都否認天災說，眾口一詞：那三年「風調雨順」。

所有活著的右派，都有資格做這段歷史的見證人。我當時在黃氾區五二農場勞動教養；年景好得很！五穀豐登，連紅薯、花生、瓜果都是大豐收。紅薯片曬得到處都是，曬乾後堆積如山。我們挨餓、浮腫、甚至有的餓死，並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制度規定的低指標所致。聽說信陽的確遇到了自然災害。但，掌握第一手資料的余德宏（他是信陽專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二人都是體制內、由於抵制浮誇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卻這樣說：「1959年的旱災雖然是嚴重的，但不論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前或建立之後，都不算是最嚴重的年份。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嚴重的問題呢？主要原因顯然不是天災的問題，而是工作中的失誤問題。由於嚴重的旱澇災害，1959年的夏糧因降水量偏豐而歉收，秋季因嚴重的伏旱而減產，但最後落實的糧食總產量仍然近15億公斤，按800萬農業人口計算，扣除種子、飼料以後，每人平均佔有的糧食也在150公斤以上。雖然偏少，但比1949年的情況要好得多了。如果各級領導重視災情，及時動手，發動群眾生產自救，餓死人的問題是根本不會發生的。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這次嚴重的災害是發生在連續豐收之後，不僅社隊及群眾都有一些家底，而且全區國庫中尚儲糧5.5億公斤左右，萬一在生活上出了一點問題，請示上級批准，動用一點庫存，相信不會發生餓死人的事。（《葉落蕭蕭 江流滾滾》頁474-475）

同樣的事，也是發生在河南省。「一九五八年大放糧食『高產衛星』時，河南省偃師縣岳灘大隊負責人劉應祥怕當 『白旗』，不得不虛報產量，宣佈全大隊平均『小麥畝產千斤』。可是他和幾位大隊幹部同時做了個手腳，壓縮了該隊的耕地面積，這樣總產量就沒有誇大，於是也不用把口糧拿去充『餘糧』上交了。結果是：『隨後兩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時，岳灘大隊沒有餓死一個人。』這個例子從反面證明了災難非由天災所致。」（轉引自《飢餓的三年，文革前的三年自然災害：1959-1962》八卦人生網）

正面與反面，兩相對比，再清楚不過地說明，所謂 「自然災害」，完全是毛澤東、共產黨一手遮天，欺騙百姓；既視人命如草芥，又把殺人之罪歸於天。傷天害理，一至於此！官方的目的是儘量誤導人們遠離大躍進的政治本質。大躍進的政治本質，離開人禍則無處追尋。關於人禍，官方和民間也是莫衷一是。這正是下文要加以探討的。@(//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