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5日訊】等待七年之久的北京奧運來臨之際，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群體衝突和暴力攻擊政府工作人員的事件一時間此起彼伏，令人感到眼花繚亂。

自 6月28日起，甕安事件、上海楊佳襲警事件、張家界被拆遷戶煤氣罐攻擊政府大樓事件、上海商販砍傷城管案、杭州商販砍傷城管案、上海商販砍傷市場管理人員案、廣東惠州騷亂事件……短短十幾天時間內，事件一起接一起地提醒我們中國似乎已成為一個“不和諧”社會，事實上，在甕安事件發生後回顧西藏騷亂事件，人們不應再將其僅視為民族矛盾引起的衝突，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地分析3月10日到3月14日發生在拉薩的抗爭與壓制的較量，不得不承認，西藏騷亂與甕安事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政府的強力壓制不再具有足夠的威懾力，相反卻很容易招致民間的暴力反彈。

對中國歷史稍具知識的人都不會對此感到奇怪，官逼民反歷來便是文學和歷史的重要主題之一，因而我們不必過多地解釋這些暴力反抗事件的起因，但我們必須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在政府最為關切的奧運前發生這麼多的暴力事件，這些事件對未來中國又意味著什麼？

現在民間普遍有一種說法，2008年是中國的災年，從年初的凍災到5‧12四川地震，似乎都預示著這一年是不平常的。將天災與政治和社會的演變放在一起談論 不夠嚴肅，且帶有不可為憑的神秘主義成分。但是，如果看到天災中的人禍成分，我們應該承認它們和眾多暴力衝突事件一樣，表明了權力齒輪運轉的錯位與失靈： 凍災顯示中國政府的資訊收集和處置機制僵化緩慢、地方和部門各自為政；地震的巨大傷亡一定程度上與政府的地震預警、發佈機制落後，建築品質低劣、救援觀念落後有關。

而民間暴力反抗官權的頻發事件則表明政府的權力使用不僅在應該有為的時候低效、麻木、懈怠，更在不應有為的情況下以“高效”的方式肆意侵害民眾利益。這其實是一個問題：不受監督和約束的權力越來越只顧權力者自身的利益，當它的利益與民眾利益衝突時，便隨時可以啟動打壓、迫害程序。十九年來，年年如此，不同的是十九年過去了，十九年足夠一代人成長，也足以讓累計的矛盾變得再也難以令人忍受。

讓政府和公權力回到它們應處的位置——服務於民眾，除此沒有別的利益——在市場經濟因素佔有越來越大社會份額的時代，必須啟動民主與憲政改革，這是常識，也是被說了無數遍的淺顯道理。但是，我們能夠看到這樣的積極變化嗎？

正如地震多會有一些前兆，對一個社會來說，這樣頻繁的社會衝突事件已發出足夠多的預警，如果沒有與當代中國社會的諸多變換相適應的政治改革，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衝突事件加速化的趨勢，最終迎來難以預料的非程式性社會巨變，任何理性的中國人都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可是，掌控著超級鎮壓力量並自信對這種力量運 用自如的中共統治階層能夠意識到這一危機的嚴重程度、有勇氣與民間一起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化變革嗎？這是社會對國家的警告，政府不能傲慢地漠然置之。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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