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5日訊】楊佳事件發生之後，一篇題為“共同死亡原則”的舊網文再度廣為流傳。仔細閱讀過後，內心的悲涼無以言說。這篇文章或是一人之作，更可能經過多位作者逐漸完善後臻此成熟水準。但該文作者對中國社會弊端有深刻的觀察與體驗這點，應該無可否認。

該文開篇就指出：“所謂公權的效用問題，就是指公民在資源競爭中能否得到公權的有效救濟。公權對不同社會群體來說，效用高低不同。對既得利益者或官僚群 體來說公權具有最高效用，能夠給這些群體提供最大可能的救濟和支援；對社會底層群體來說，公權表現出最低的救濟效率，如對農民和工人”。這段話，與我近年 來形容中國公共權力變質所用的兩句話“公共權力私人化”，“政府墮落成自利型群體”表述的意思相同，對生活於中國大陸的國人來說，這就是他們今天身處其中的社會現實。

接下來，作者分析道：“在資源競爭中，由於種種原因，公權無法給矛盾雙方當事人提供有效的公權救濟的時候，雙方當事人之間遵循共同死亡原則，有權採取任何方式進行自我救濟，共同死亡是這種自我救濟的終極方式。”這段話，我認為是作者對現實感到徹底絕望後的一種深思熟慮的表達，它代表了社會邊緣階層正在萌生的反抗情緒。

分析甕安事件、楊佳事件以及近年來接踵發生的以政府部門、城管、員警等為攻擊目標的事件，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官民矛盾極端尖銳化的產物。當公權力肆意擴張，侵吞了弱勢者最後一絲生存希望，終於逼迫受欺淩者走上“你不讓我活，我死也要拉上你”的雙輸之路－－“共同死亡原則”一文正是對這些社會現象的總結與思考。比如經常與城管發生矛盾的攤販，這個群體的大多數是來自農村的流民或者城市失業者。他們沒有任何生活來源，被排斥在一切社會救濟之外，更無能力支付申辦執照的費用及銷售稅。

如何讓這群被“現代化列車”拋棄的弱勢者獲得一席生存之地，本是政府責任。但政府不僅不為這一人群的現實生存境狀考慮，反而將他們視為城市的瘡疤與垃圾，在“整頓市容”的名義下必欲除之而後快。這些生活朝不保夕的弱勢群體，長年生活在城管動輒呵斥、沒收物品、肆意毆打的暴虐之下，毫無人的尊嚴可言，心中怨恨早已鬱積難平，在城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將他們擠壓至忍受底線，採取暴力反抗勢所難免。比如今年4月鄖西發生70老漢孟凡明刀刺城管隊長事件，當地民眾竟稱讚孟老漢是“為民除害”。 最近甕安黨政官員在反思事件成因時，也被迫承認當地早就彌漫著“仇富、仇警、仇官”情緒。這所謂“三仇”當中的“兩仇”是針對公權力的象徵“官、警”而發，即使是“仇富”情緒當中，也多少含有仇恨公權力的因素在內──在中國，與權力結合是致富保富的捷徑，尤其是在經濟不發達地區，資源的分配更不可避免地 朝權力傾斜。楊佳殺警案件獲得一邊倒的支持，也是因為這些被殺員警在公眾眼中只是體制的暴力象徵。

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中，“共同死亡原則”已被中國人反復實踐過了。最早的“共同死亡原則”見之於《史記‧夏本紀》。夏桀對民眾殘暴無比，還將自己比之為賜給民眾陽光雨露的“太陽”。受盡欺淩 的民眾無法忍受，指著太陽咒駡：“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每次王朝末年的農民大起義就是“共同死亡原則”的一次踐履。可以說，壞政治制度是共同死亡原則 這朵“惡之花”產生的土壤，官吏腐敗及橫行不法則為其生長提供了豐富的養料。

毫無疑問，暴力復仇與現代法制不合，也絕非政治解決的手段。我對此文特別關注的原因，並非主張人們去踐履“共同死亡原則”，而是想借此提醒中國執政集團，倘若他們還對國家（而非黨）懷抱少許政治責任，就必須考慮改變中國惡劣的政治生態，這是為民眾，也是為自己，因為並非人人都有機會移民他國。一場本應是慶典的奧運會最後卻讓政府與國民共處于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軍管狀態，其中蘊含的警示已經足夠多了。

轉自《華夏電子報》第2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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