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4日訊】最近，我的一個老朋友死了。這個老朋友叫黨治國，1954年以陝西省理科狀元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水利系。1957年因替他的老師黃萬里辯護被打成「右派」，發配到北京最遠的木城澗煤礦勞動兩年，回校工作後因不堪忍受侮辱，憤而返鄉，當農民兩年，礦工十年。「文革」中又因言論獲罪，先後被判死刑、有期徒刑20年，坐牢十年後平反。這個人的一生充滿坎坷，但他從沒有放棄過獨立思考，尤其是晚年，獨居斗室之中，寫下了大量的有價值、有見地的好文章。因而，在遺體告別儀式上，單位領導盛讚他的這種不怕犧牲，勇於克服困難的精神。朋友們也對他的這種頑強毅力，尤其是「鋼鐵般的意志」讚歎不已。

我當然知道，這是追悼會上的套話，但我總覺得這話有那兒不對，這種表揚有什麼地方是對死者不公的。一個人能夠坦然面對艱難險阻，當然值得讚美；但在讚美之前，我們是不是也該問一下：這些艱難險阻是從哪裏來的？

就人類目前的「困難」而言，我認為無非有兩種：一種是天上掉下來的，比如，地震、瘟疫等自然災害；另一種是人自己製造的，比如戰爭、環境破壞、以及由制度導致的各種不幸和災難。這些困難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無法避免的，比如像戰爭這類災難，雖然是人為造成的，但作為一個普通百姓實際上又是無能為力的。而縱觀黨治國的一生，他的所有困難都不是由地震、瘟疫、戰爭等無法避免的因素引起的，他的所有困難都是由人禍造成的。既然是人禍造成的，那麼，我們在禮讚黨治國非凡的人格和勇氣的同時，是不是也該譴責一下給他製造了困難的人和制度？簡單地講，就是要我們「不怕犧牲」也可以，但在「犧牲」之前，我們至少得問一下：這「犧牲」是不是值得？要我們「克服困難」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在「克服」之前，我們至少得弄明白：這些「困難」是從哪裏來的？我們為什麼總有克服不完的困難？具體到黨治國身上，我們讚美黨治國「在豺狼虎豹面前大義凜然」也沒錯，可是在讚美之前，我們能不能問一下：這些豺狼虎豹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還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就像電視劇《西遊記》中孫大聖唱的：「剛擒住了幾個妖，又降住了幾個魔，魑魅魍魎怎麼就這麼多？」

不錯，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災難給了黨治國以動力，使得他能夠從自身的體驗出發，寫出一系列切中要害的好文章；但誰能保證，假如黨治國命運順遂、環境優裕，就一定寫不出好文章？或者比現在更多？我們現在設想一下，假如黨治國的青年時期不是在礦井裡，而是在實驗室和研究室，那麼，他當然發明不了「黨氏鑿巖機」（黨先生在礦井挖煤時發明的一種提高鑽探技術的機器）；但以他的天賦和智商，誰能保證他不能發明別的更多更好的機器？假如黨治國的人生盛年不是在刑場上和牢獄裡，而是在大學裡和講堂上，他當然不會把一本《資本論》讀七遍，進而提出帶有濃重體制烙印的「共有制」；但誰能保證，他不會通過閱讀大量的西方經典，早幾十年提出「土地私有制」和「自由才是人的本質」等一系列宏論偉議？假如他的晚年不是沒有工資、住房和醫療保障，以古稀之年獨居斗室之內，寫下的文章又無處發表，而是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稿約不斷，有病能看醫生，就一定不會取得更大的成就？假如黨治國的一生不是被迫離婚，夫妻劃清界限多次，而是天下的美女都追慕他，就像星星追慕月亮，以他樂於為美女效勞的天性，是不是會寫下更多更美的篇章？

這樣，我們也許少了一尊偉岸的英雄人格，少了一個臨危不懼的道德典範，但我們是不是可以讀到更多閃耀著黨氏特有的靈光和妙思的文章？這兩者究竟何者更有價值？人格力量當然可以激勵好多人，可以讓更多的人擺脫生命的庸俗，走向精神的至大光明，但社會在變，時代在變，人們面臨的身內身外的困難也在變。古人面臨的困難，在我們現在看來就不算什麼，就像我們現在面臨的困難，將來的人們也不覺得是困難一樣。隨著時代的文明進步，今後的人們也許就不再需要「鋼鐵般的意志」了。「匡衡偷光」的例子只能說明漢代的人淳樸，現在有誰真的在鄰家的牆上捅一個洞，人家不把你揍扁才怪！「頭懸梁，錐刺股」是古代讀書人的好榜樣，但現在再把孩子的頭髮吊起來，用錐子扎他的大腿，法院就會判你「虐待兒童罪」——因為這違反了《未成年人保護法》；「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當作一種精神看當然不錯，但真要這麼做，就覺得不大衛生，所以顏回短命。

苦難、天災培養了一批英雄人格，但終究是少數。可以想見，在離婚、殺頭、父子反目、黑白通吃的監獄、棍棒加電擊的法庭面前，大部份人還是選擇了投降。只有極少數意志超凡，像黨治國這樣的英雄男子漢，選擇了激流勇進。我們現在只看到貧窮和苦難成就了像黨治國這樣的英雄人物，而看不到被貧窮和苦難擊倒在生活背後的大多數普通人；甚至就黨治國先生而言，我們也只看到他在專制、強權、貧窮和暴力面前表現出的大無畏革命精神，而看不到這種種苦難對他的身心摧殘，實際上他最後的肺癌就與他早年的礦工作業有關。一句話，我們只看到這種「苦難哲學」對人的激勵作用，而看不到這種「苦難哲學」對罪惡的屏蔽效應。結果是，抬出了幾個傷痕纍纍的英雄，放走了一批罪惡滔天的元兇。

試想一下，如果我們的「輿論導向」幾十年來不是執著於這種「壞事變好事」的混賬邏輯，而是像小孩一樣「好就是好，壞就是壞」，甚至學一學梁山好漢的「冤有頭債有主」，也不至於是今天這樣；尤其是這種自虐式的輿論宣傳，使得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沉浸在一種「受虐狂」的幻覺症狀裡，以為苦難可以造就偉人，從而大大地耽誤了我們對正義的追求、對罪惡的追究以及對制度建設持之以恆地批評與關注。

是醒來的時候了。睜眼看看世界，低頭想想身體。苦就是苦，樂就是樂，麻木就是麻木，幸福就是幸福。不存在一種自外於人類的「特殊感覺」。全人類只有一種人性，那就是求樂避苦，貪生懼死。因而，最最要緊的，是消除罪惡，懲罰犯罪，繼而改善我們生活中不合理的、阻礙我們走向幸福的制度和組織，而不是美化罪惡，硬奏凱歌，製造各種自欺欺人的迷夢。

願黨治國先生的靈魂在天國安息!

2008年5月5日，時距黨治國先生逝世12日@

轉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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