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7日訊】背景材料：（2008.6.28日，因女學生李樹芬溺水死亡，公安認為是自殺，導致民眾不滿，從而有兩、三萬人聚集，縣委、縣政府、縣財政局、縣公安局被燒燬，－－即6‧28事件）
所謂「真相」就是能讓人信服的「證據」，所謂的「證據」也就是親耳所聞、親眼所見……那幾個盲人還親手觸摸呢！是繩子？是柱子？還是一堵牆？無論從左從右還是從前從後，抑或前後左右繞了一圈，用手摸、用耳聽、用眼看，也只能得到表面的、局部的。要是用心去思考，從高處往下俯視，從未來的歲月裡回首當年，興許會少一些偏頗。
如今中國政府在河東，中國農民（市民）在河西。如果女學生李樹芬的確溺水死亡，正如報上、電視上所述，可河西的人是不太相信的。因為，河中間沒有裁判，沒有公證人。屍檢也是河東的人指定；報紙、電視也一樣是由河東的人控制；即使有少數幾個河西的代表在現場，代表們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只憑眼睛怎能看出真相；即使看清楚也不一定敢說（找哪地方去說？）；即使說出來後在報上、電視上對外報導時，也會被化妝。報上不是有一篇周姓的女學生的「陳述」嗎？那篇「中學生報導」讀起來就像聽政府報告。
如果女學生不是自殺，真相一定要等幾十年後才能揭開。因為公安最初的屍檢是自殺，要錯也只能錯到底。屍檢報告引起那麼大的騷動，要是第二次屍檢否定原來的結論，那不說明騷亂是正確的嗎？公安人員代表的不只是他們自己，而是代表公安機關、代表政府、代表黨、代表國家。因此，保衛「真相」也即保衛政府、保衛黨、保衛國家。有人願意用生命去捍衛。
貝‧布托被刺時現場有那麼多人、那麼多記者、那麼多攝像頭，可至今還未完全下結論，何況中國貴州一個小縣城的一個女學生在夜間溺水死亡。這也許是懸案，除非幾十年後有人掀翻歷史。
半個世紀前，貴州望謨麻山有數千人攻打區、鄉政府－－－望謨麻山事件。二十一世紀初貴州甕安市民燒燬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大樓。《貴州志》將怎樣記載這些歷史？有生之年人們能看到一個泱泱大國的執政黨的度量嗎？
一顆火柴可以燎原，做鬼亦英雄啊！
小生命已被安葬，甕安縣城也已平息，報刊、電視說明死亡「真相」將有助於抓捕和量刑。除此之外，「真相」沒多大意義。然而，李樹芬的死能引起那麼大的騷動的原因才是最最最重要的。－－行政不作為或亂作為，司法（公安）機關不做事或亂做事。
拿了納稅人的錢卻不做事或亂做事，老百姓與政府的積怨就愈來愈深，人民內部矛盾演變為敵我矛盾，騷亂遲早會發生。此前有許多，此後還會有許多，不是張三的死引起就是李四的死引起，只是規模有大有小罷了。中國需要政治變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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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並非春夏秋冬每天都是好日子，你不碰人，人會碰你；你不找政府，政府會找到你的門，人間沒有世外桃源。一旦你不幸找政府或與政府有某種牽扯，也許就會有苦果吃。不是哭笑不得就是不知所措，甚或走投無路。
十多二十年來，我碰到太多太多的太無奈的故事，即使把南山的竹子砍光，也寫不完。這些經歷使我食無味、寢無安，更不用說那些當事者及其家人。借6‧28平台，隨機揀起幾個故事簡要敘述，公諸於眾。一是想讓當事者及其家人放鬆放鬆（包括我），二是想尋得世人的憐憫，三是告慰死者英靈－－倘若有死亡的話。
無奈的故事
故事一：89年，胡耀邦總書記去世引發載入中外歷史的八‧九學潮，當今一個貴州小縣城裡的女學生死亡引發了震驚寰宇的甕安6‧28事件。然而，漫天星斗、恆河沙數般的死亡猶如「小玲玲之死」，人沒了，影子也沒了。
小玲玲的父親因妻子、妻弟常常諷刺挖苦其無能，跳江自殺。小玲玲從鎮上升入初中到縣城就讀，她是全校第一個報名的學生。第二個學期因舅舅說：「女孩子讀書做什麼。」剛開學幾天，小玲玲喝農藥自殺。消息傳來，全班女生都哭了。我和同事去她家看望，奇怪的是幾百米外的鎮政府及各單位好像並不知道此事。世態炎涼啊！冷漠啊！冷漠啊！
－－外國人打罵自己的孩子，鄰居都要報案。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小土堆就在鐵路橋上十幾米處，興許早已被野草埋沒，沒了蹤影。
故事二：阿琴到廣東中山打工沒多久與同鄉戀愛住在一起，因小伙另有新歡，於是經常打罵阿琴，阿琴曾兩次打電話給她父親說：「他老是打我，我活不了啦。」相隔兩千里，父親也無奈，阿琴喝了農藥。
屍檢結果沒有懷孕跡象，但有幾處傷痕。因是自殺，公安不立案。我趕到中山後，等了三天才討得「不予立案通知書」。我認為小伙已構成虐待罪、傷害罪。分局讓我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讓我到市檢察院，接待人員要等領導來了再說。返回後打電話、寫信到中山市婦聯、市檢察院，沒有結果。
公檢法沒了負擔，小伙甩開了包袱，阿琴的父親卻賠了女兒，還有三、四千元的路費、食宿費……
－－中國有上億的農民工，在家鄉都不一定受到保護，更何況遠離故土。
故事三：水庫裡撈出一具屍體，阿平被抓。次日公安把他帶回鄉辦事處，沒有用手銬銬他，興許是準備放回家，阿平卻在鄉辦事處割腕自殺。太奇怪！鎮政府民政部門給200斤玉米。幾天後，另一家人被抓（與阿平不認識），關了好幾年，至於是否判刑我不得而知。
阿平妻遠嫁他鄉，兩個女兒由親戚撫養，因民政部門說：「阿平的死不明不白，其女兒不能享受低保，」阿平的長兄阿賢才找到我。據阿賢陳述，我估計因阿平生性膽小（曾因與妻子吵架就準備自殺），這次受逼供、威嚇……不知道自己將被放回來，以為還要受折磨，故自殺。阿平不是罪犯，可又為何自殺？公安不能解釋，管它呢。
把材料送到縣公安局、縣府、人大、政法委，以及地區公安局、地區檢察院。某位領導（兼朋友）打電話給我：「阿平可能與那件案子有關，」我說：「這麼多年你們還沒結案？不管怎樣，你們至少給一點安葬費，他的兩個女兒也應該領取低保啊。」－－不是他不想幫，而是現行體制幫不了忙。
好幾個月前，從阿賢那兒得到消息，阿平的兩個女兒還是被低保遺棄。
小玲玲自殺沒人理睬，阿琴自殺使她父母賠了女兒又賠錢，阿平的命雖然值兩百斤玉米，但貽害兩個女兒。警世名言－－好死不如賴活啊！
故事四：寨鄰們都說老王的那個鄰居會放毒藥，因此老王嫁女兒時沒有邀請鄰居，鄰居夫婦及兩個兒子衝到老王家把老王和妻子打成重傷（有法醫鑑定），在鎮醫院花了8000多元醫藥費。
派出所問鄰居：「你們為什麼要去打他？」鄰居說：「因為他們說我會放藥。」老王每到趕集日就到派出所反映：「你們不抓他，他家要出去打工了。」過了新年，到了農曆二月底，派出所還是未抓人。鄰居夫妻、兩個兒子先後到外地打工去了。
老王打了好幾次電話，又從300多里外趕來找我。他把材料交到公安局，公安局不收，「你去找派出所吧。」
老王的醫藥費、食宿費……有一部份還是借高利貸呢。
－－被告不請吃飯，原告也不請吃飯，隨你們誰咬誰，咬不著我的薪水就行。
所長曾是我的學生，他本來穿的是白衣服，可是進了染缸、進了沼澤地，愈是掙扎就陷得愈深。
故事五：50歲的老王還能活二、三十年，二十歲的阿軍卻只相當於孩子。
從浙江打工回來的阿軍晚九時左右到江對岸（鄰縣）去找工友。在村中間被兩個小伙「你看我幹什麼？」，隨即被用棍棒打死。
阿軍的父母第一次和鄰縣公安打交道是去領5000元喪葬費，除此之外阿軍的父母和同去的那幾個小伙（現場目擊證人）從沒被人問過。當阿軍的父親去向公安瞭解情況時，罪犯已被判刑送往勞改農場。一個判5年，一個判3年。
法院不給判決書，阿軍的父親就在法院辦公室下跪，院長發話：「複印給他一份。」
我只有寫申訴材料（而非上訴材料），由他請人送到省高院、省人大。一年過去，杳無音訊。當時我問：「那個院長是你們寨子的，他怎麼不幫點忙呢？」阿軍父說：「他從小在城裡長大，哪能認我們這些親戚？」「聽說那家人花了10萬塊。」
－－錢比鄉里鄉親、甚至比父母的命還重要。
故事六：阿昌被人告強姦，派出所審問後放回來。一、兩個月後他去派出所問：「他家還在告我強姦，你們要給我澄清啊。」這下惹惱了所長，「你想要強姦？」沒多久，阿昌被抓。因為認罪態度不好，一審按強姦未遂判5年；上訴至中院，發回重審。第二次縣法院改判3年，律師又上訴，中院維持原判（終審判決）。
我從律師那兒拿到相關材料，那些所謂的「證人」「證詞」，前後矛盾，漏洞百出，並且都是原告的親戚。我向省高院申訴，阿昌的親戚卻聽信中院、檢察院的那幾個『朋友』的勸說：「申訴到我們這裡就行，即使到省高院也要發回給我們，」「只要我們幾個領導碰碰頭，問題不大。」我幾次打電話追他的那位親戚，「他們說主要是賠償問題，否則很好解決。」「乾脆等他出來再自己申訴算了。」
有一年了，阿昌已刑滿釋放，我們也沒有了聯繫。那位所長不能再為所欲為了。因一場導致8人死亡的礦難（每個死者得4000元安葬費），他被免職。
－－十多公里外的羅卜養，他的強姦冤案才是令人震驚，只因年代久遠（2001年），不再贅述。
故事七：十年前就讀中等專業學校的學生是省統一招生，有些還與政府相關部門簽訂定向分配合同。三、四年後畢業，政府不認帳，「現在財政困難，等一兩年再說。」這一等就是五、六年。其間，鄰縣來的縣長把他們縣晚四、五年畢業的近百名中師生聘來當教師，就是不要本縣的這些統招生、定向生報名競聘。
當另一個縣的中專生到省府請願靜坐後全部安排，他們就找我寫材料。他們去縣府好幾次，又到州府、省府，一、兩年過去，他們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樣，終於有少數人被安排到鄉鎮打工，每月工資150元。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們是在車站，他們準備到地區上訪。幾輛警車在那兒候著，不准他們上車。
我們沒有聯繫，因為他們不想讓人知道他們的窘境。
－－哪個時代，政府會耍賴？
故事八：中國最廉價的勞動是挖地和代課。代課教師有時既是校長、教師又是家長，一個人上一、兩個年級（複式教學），一個學校就一、兩個老師。他們往往都是在偏遠的鄉村學校，比公辦教師艱苦許多，可他們的報酬從幾十元到每月300元，只有公辦教師的六分之一。這麼廉價的勞動也有人做？「我們那些地方留不住人，孩子沒人教，我們也順便照顧家裏，一邊教書，一邊做點農活，湊合著吧。」我們第一次在一起吃飯，我沒讓他們掏錢，可第二次他們老早就把錢押在收銀台上。其實我與他們的處境也沒多大差別。
2008年4月，貴州省教育廳、人事廳、財政廳聯合下文：具有教師資格證的45歲以下並連續5年任教的，參加特崗教師（鄉村小學教師）招聘時只面試，不參加筆試。這是這些教了十幾二十年的代課教師生命的轉折點。可是，某縣教育局局長十年來不讓代課教師參加普通話考試－－－教師資格證（除了幾個例外），沒有資格證，那根救命稻草也就斷了。
他們準備到省城上訪，我說：「時間來不及了，你們把這份材料交給教育縣長。」局長差一點毀掉所有代課教師的一生，最後，縣府作了讓步，「只要有普通話等級證書就行，」於是，一些教師托朋友、托熟人，掏腰包到地區師專買「普通話等級證書」。最終結局我不得而知。
－－官位應是責任，是用來服務於人，而非用來害人。
故事九：何興德與何光是堂兄弟，因一片桐林地之爭反目成仇。鎮政府把土地判給何興德等幾戶人家，因為他們有土地證；何光從地區趕回，鎮政府撤銷原文件，重新下文，土地又被判給何光家。
幾家人告到縣府，縣府維持鎮政府決定。幾家人又起訴到法院，在這同時，何光還穿著警服，揣著手槍，指揮三親四戚去把何興德等幾家已有一尺多高的玉米翻耕（有照片為證）。幾家人到鎮政府反映，到派出所報案，沒人理睬；告到法院，法院不受理。我說：「等他家栽好後你們也去犁那片地，看看他家告不告，看看法院受不受理。」不出所料，何興德等幾家被判賠償1130元，當庭支付。
－－「只許他家放火，不許我們家點燈。」
法院維持鎮政府、縣政府的決定，把土地判給何光家。幾家人上訴至中級法院，中院維持原判。本來想幫他們申訴，因為有些忙，「等一段時間再說。」還沒有來得及申訴，法院就來爭議地現場執行，此時鎮政府卻有人站出來說：「他們已申訴，暫緩一段時間吧。」第二次來執行時，何興德等幾家到現場強烈抗議，執行庭說：「你們再阻攔，就抓你們去坐牢。」我打電話給他們說：「你們就讓他們抓吧，事情鬧大了才好呢。」
執行庭第三次來執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何光的哥哥對執行庭說：「不用執行了，這片土地還給他們算了。」
無論是何興德幾家，還是何光家，以及鎮、縣政府，縣法院、中級人民法院、法院執行庭……三年多來大家都被折磨得夠嗆，現在總算塵埃落定。兩級政府、兩級法院及執行庭，看在何光的面子上抑或不想欠那幾餐飯的情，絞盡腦汁、想方設法，甚至冒著危險幫何光家爭那片土地，結果何光的長兄不領情，－－不是被戲耍了嗎？
故事十：我們幾個以前的同事到某縣去辦一所小規模的私立學校（沒多久被當地政府以種種理由勒令停辦）。2004年5月3日凌晨1時左右，鄰近村子7個年青小伙（還有幾個學生）撬開鐵門，踹開房門，闖進小賣部搶東西。住在裡間的我和妻子被吵醒，趁他們吼叫：「拿錢來！拿錢來！」我溜出去叫醒同事。他們把我妻子反手按在地上搜身，我衝過去一拳把那人打倒在地，其他人跑掉又回來把那人拖走。
半個小時民警趕來，到村口繞了一圈回去。
因鄰居認識那幾個人，第二天早上刑偵隊韋教導員卻說：「那個傢伙不願講那幾個人的名字，」另一刑偵隊員說：「你拿手銬出來看他講不講。」問了一些情況，他們返回。
聽說那幾個小伙到處借錢準備外出打工，我把情況寫給公安局長（局長熟悉我的名字），局長給了點面子，教導員回來解釋說不立即抓人的原因（並出示立案決定書）。好幾天後，我又把情況反映到縣政法委。根據《刑法》第263條：入戶搶劫的，最低刑期是十年。
公安局也曾到縣中學找唸書的那兩、三個學生，不過後來打工的已去打工，唸書的還繼續唸書。
那是非之地不敢長住，我們舉家外遷。幸好那時女兒還小，沒有記憶，在妻子面前沒有人敢提那件事，她會發抖，「那天晚上太恐怖了！」偶爾托人打聽，「他們還沒有人去坐牢。」
我還沒有忘記，但我又能為家人、為自己受到那樣的傷害做些什麼呢？
……
走投無路
本來我打算結束這段旅程，可是我實在不忍心丟下阿貴。
阿貴是無奈、無助的中國農民的縮影。他的無奈、他的無助的告狀史足以寫成一部電視劇。從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每一集都是悲劇。即使將來某一天，他的願望得到滿足，即他能把農行的貸款還上，但他這麼多年的花銷，這麼多年的浪費，這麼多年的精神折磨（包括他的家人）……怎能補償？正如五十年代的右派，二、三十年的煎熬、痛苦，等到平反昭雪時，老之將至，來日無多矣。
89年，阿貴向農行貸8000元造林，200畝林地已基本完工。可是兩年後縣政府世行貸款造林工程把他的那片林地劃歸林場，他的樹苗幾乎全部被拔光，林場重新栽杉樹。近二十年的告狀旅程之序幕就此拉開。
他無數次去找各級領導，也好幾次面見林場負責人（官已升至廳級），他到縣城、到市裡的次數數不清，即使我同他不期而遇就不下二十次。他還到過省城，2007年還與幾個同伴到北京國家信訪局（那幾個同伴也各有各的說不完、道不盡的無奈的故事）。
20年前的8000元貸款本應給他創造80萬的財富，現在卻因那8000元貸款折磨他一生、毀了他一世。他知道那是深淵，但不告不行，農行不時催他還款，利息又不歇一口氣，林場沒有了，他有退路嗎？
他是一個有責任感的男子漢，不可能丟下妻子兒女。其實如果不是我用坐牢去抵，那林場還將有更多的阿貴。
十幾年前我寫過他，世紀初那一、兩年我曾把他的材料隨同前述的羅卜養等等寄給前任總理……6‧28那幾天他碰到我，現在我寫他，將來我還要寫他，因為他的無奈的故事將永遠不會完結。
貴州民間人士
韋登忠
20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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