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0日訊】知青回城作為改革開放三十年紀念的一個重要內容，已經出現在不少媒體的系列報導中，我看見其中一些變味的歷史記錄。

傳統的歷史書裡，總是一些功成名就者的身影在晃動。知青史本來不是這樣開頭的，因為它藉助文學的形式，以傷痕為內容，以控訴為目的。這類文學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像北島等人就不承認「傷痕文學」，認為那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政治宣傳。不過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些文學還是有意義的，至少它記錄了一些小人物被捲進荒誕運動之後的悲慘命運。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這種記錄突然改變了方向。歷史畢竟「江山代有才人出」，那時候知青一代正好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當年的控訴者中不少人變成了成功人士。他們回眸歷史時，覺得與其把自己的青春描繪得淒淒慘慘，還不如打扮得壯懷激烈。於是一股「青春無悔」的熱潮席捲全國，「傷痕文學」中的苦難記憶被成功人士的溫情懷舊取代，他們通過展覽、影視、回訪等方式緬懷自己的動人青春，甚至一些餐館也因為打扮成當年的模樣而生意火爆。

我並不是要批評這些成功人士的記憶。任何歷史都是敘述者的建構，每個人在不同的處境中「話說當年」都會有不同的內容和色彩。遺憾的是，那些失敗者往往沒有發言的機會，我不知道他們是否也「青春無悔」。歷史有時給人一種錯覺，彷彿當年「上山下鄉」的那1600萬知青，個個都成了知名作家、著名導演、企業老總、政府官員，事實肯定不是這樣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混淆個人記憶和社會反思、審美立場和制度規範。在個人記憶中，任何人的青春，無論何種處境中，都可能是「陽光燦爛的日子」。那些寂寞而彷徨的青春、那些偷雞摸狗的事情，都可以變成記憶中或藝術上審美的題材，這是無可指責的，甚至是值得讚賞的。但是從社會發展上看，那無論如何都是一場荒唐的運動。具體地說，「上山下鄉」是當局者以一代人的青春來應付「文革」中破壞生產、「紅衛兵」組織鬥爭導致社會混亂及大量失業的危機。這些被稱為「知識青年」的人們，其實只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他們的學業被中斷，去到陌生的農村，為農業生產出力，跟農村為了安置他們付出的努力比起來，當是得不償失。而他們從農民那裏接受的「再教育」，回城之後也沒有用場，被認為是損失掉的光陰。

這一代人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們回城之後的拚搏奮鬥，為了「奪回」這些損失掉的光陰，他們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使整個國家都處於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亢奮狀態中，這種狀態一直持續至今。他們作為社會中流砥柱的這二十多年來，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奇蹟時代。但是這些並不能歸功於他們在「文革」及「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經歷，別的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證明，如果沒有那些經歷，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顯然會更好。

那一場運動的開始，很多年輕人懷著「滿腔革命熱情」主動去到農村，但是更多的人，則是被政策強迫驅趕。值得注意的是，當一個人的整個青春年代都被綁架了的時候，他就難以避免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就是對綁架者產生感情和依賴。所以並不奇怪的是，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時候，一些阻礙正好來自當年的「知識青年」。他們以為徹底反思「文革」就會否定自己的青春歲月，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完）

作者長平，資深媒體工作者、時評人。（路透中文網）(//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