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作者為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與亞太關係講座教授）

五月十二日，以四川汶川為中心，發生了裡氏八級強烈地震，撼動大半個中國。這次地震破壞嚴重，僅據中共當局公佈的數字，已經有將近七萬人死亡，數萬人失蹤，總共應該有超過十萬人失去生命，還不要說上百萬人失去家園。這固是天災，但其中不是沒有人為的因素。不過，在中共輿論宣傳的主導下，也在某種奇怪的民族心態中，這些因素似乎都很容易被掩蓋。這裡，擇其要者，提出幾點來加以討論和分析，以就教於有識者。

地震預報、學校倒塌等問題中的瀆職罪

首先，是有關這次地震的預報問題。確鑿的證據表明，國內國外，都有不止一篇已經公開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準確地預測到了在這一地區、這一時段有極高的可能發生強烈的破壞性地震。那麼，隸屬於中國政府的各級地震局，是不是在地震之前對此有足夠的警覺、觀察、研究和預報？如果地震監管部門沒有這麼做，應該以瀆職論處。如果他們這麼做了，確有相關報告呈遞黨國當局，而當局出於各種原因，不向民眾公開這些相關信息，致使傷亡慘重，則相關當局不僅負有巨大的政治責任，按照國際慣例應該謝罪下台，而且做出這種隱瞞決定的領導人也同樣犯有瀆職的刑事罪。現在，網絡上對這次地震的預報問題有一些議論，但是畢竟少從法律角度著眼。然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和行政法，這個問題是必須從法律上來追究責任的。此外，那些準確預報了地震的科學家，比如耿慶國等人，據說受到了相關部門的歧視和打擊。這之中，也不僅是所謂人才體制問題，而且同樣有法律問題，必須追究實施歧視和打擊的那些具體責任者的法律責任。是不是因為地震這樣的大災難，因為當局在地震之後的救災中表現良好，因此就可以無視有關震前預報的真相、無視憲法和相關的法律呢？恐怕那既是違背法治原則的，更是太漠視上十萬人民的生命代價了。

其次，是地震中學校房屋大量倒塌、大量學童死亡的問題。其中關係教育經費短缺的問題，這就指向政府問責；也關係學校建築質量低劣的問題，這則指向當地某些政 府官員與相關建築承包商們之間可能涉及利益勾連的關係。目前，失去孩子的學生家長們，已經開始採取集體行動，包括上訪、請願和下一步可能的法律動作。無 疑，這些家長擁有社會的普遍同情。在這個背景下，黨政當局，包括地方當局，雖然也採取了圍追堵截等一些比較具有壓制性的辦法，但還不敢對他們太過分。反過 來，當局倒是採取了一系列的軟辦法，例如放寬生育指標、發放賠償，又例如組織對於災區倒塌校舍的建築質量的調查，組織對於包括災區與全國其他地區在內的校 捨狀況的核查，還例如國家領導人在災區考察時不斷突出作出針對學童的親民舉動，等等，試圖緩和這個問題上的壓力。這些軟辦法，當然比硬辦法好，但是並沒有 在法治精神下指向問題的要害。從更加廣義的範圍來看，這一帶是地震活躍地區，這是早就知道的，為甚麼當地的絕大多數建築，包括學校建築在內，沒有認真實施 防震標準？如果政府沒有制定相應標準，政府有瀆職罪；如果制定了相應的標準但卻不去督促執行，相關部門也有瀆職罪；如果執行過程中弄虛作假，那就更應該追 究這些弄虛作假者的法律責任了。

救災物款分配與使用的公平與清廉問題

第三，是救災過程中的不公平與腐敗問題。隨著救災款項、物資等從四面八方大量湧入災區，如何公平、有效、清廉地管理、分配和使用這些款項和物資，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地方官僚多年來養成了顢頇和腐敗的作風，不是一次災難所能改變的，雖然一些官員個體可以在良心、責任感、對於懲罰的恐懼感、或者趁機表現以尋求提升的政治企圖心等多種因素作用下，展現比較正面的言行。而且，在救災的非常時刻，本來就沒有得不到民眾制約的政府官員，他們的權力其實是陡然增長了。當財與物通過非常規渠道滾滾而來的時候，這就更給了他們更多的腐敗機會。從國務院五月底的最近一次救災指揮部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來看，儘管當局三令五申，這個問題還是非常嚴重的。對受災民眾來說，這意味著他們難以得到及時、相應的幫助；而對於全國人民來說，並不是你把錢和物捐了出去就盡到了責任，而是應該繼續監督政府公平、合理、有效、清廉地使用這些錢和物，否則你的錢和物並不能真正幫助到受災同胞。捐了錢還要知道自己的錢是怎麼用的，這是理所當然的。有人在散佈一種誤解，認為那樣做似乎就是小氣，就是太在乎自己那點兒錢，這種誤解顯然是頭腦糊塗，而對這種誤解的散佈則明顯是別有用心。可以說，捐了 錢但求心安，不問效用，那才是一種非常小氣的做法，是很廉價的做法——拿自己的錢不當錢，也不認為自己的錢應該在受災民眾那裏發揮儘量大的作用，只圖自己 幾個錢買一點兒良心平安，難道不是很不莊重嗎？

第四，是救災過程中可能忽視的許多所謂次生災害問題。這次地震，受災面積極大，後續災害問題也很大。就後續災害問題來說，就包括可能的強大餘震、疫病、環境污染等很多問題。所謂堰塞湖所造成的洪水危險，也是一個重大的後續災害。在受災最為嚴重的北川縣所出現的水容量巨大的唐家山堰塞湖，這一階段以來一直是救災過程中主要對付的一個目標，為此已經撤離近百萬人口。在這樣的主要目標吸引輿論注意力的同時，其他問題相對就被掩蓋了，但這並不意味著那些問題的破壞性就不大，對受災民眾的威脅就不大。比如說，那一帶是軍工及核武器的生產基地，因為地震而失去控制的放射源污染問題；又比如說，當地有大規模的化學工廠，受到地震破壞而產生了水源、空氣與土壤的嚴重污染問題。這樣的問題也許不會有立即的巨大破壞作用，但其長程的後續災害，及由此產生的民眾健康、環境生態、經濟和社會問題，都會是非常嚴重的。如果由於政治上的考量，故意掩蓋這些問題，那就是在向人民犯罪。誰掩蓋，誰要負法律責任。

不能任由大地震掩蓋其他災禍

就 受災面積來說，四川當然首當其衝，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其他鄰近地區的災情就可以被忽視、被掩蓋。比如說，由於最近胡錦濤到了陝西考察災情，中國官方媒體才第一次提及陝西也是’重災區’——這是’五一二’大地震發生將近二十天之後才這麼說。此前二十天，又沒有貽誤這裡的救災行動？按道理，甘肅南部的災情，應該至少與陝西南部同樣嚴重。可是，在這次救災中號稱’開放’的中國官方媒體，卻幾乎完全不報導那裏的受災情況。那裏究竟有甚麼神秘的事情出現，讓中共官方對 當地情況如此諱莫如深？軍工或核秘密？伊斯蘭回民在造反？由於信息的不透明，許多地震災區到底出現了甚麼情況，外界不得而知，大家的眼睛實際上是在被中共 媒體所指揮，不往哪兒看，當然也看不到。這種對災區顧此失彼的忽略，太不公平，也太不人道。那裏的民眾得不到關注和救援，這也明顯是天災後的人禍！

最後，還有那些由於所謂’舉全國之力抗擊地震災害’所掩蓋的其他問題。最明顯的例子，是那種在安徽首先發現、繼而覆蓋大半個中國的所謂’手足口病’——說是 ‘所謂’，是因為迄今中國衛生當局並沒有清楚地說明過這究竟是種甚麼病。截止五月十三日，根據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告訴到訪的美國衛生部長的數字，全國已經發生六萬九千例，死亡三十八人。可是，自從十三日之後，到本文撰寫之日，整整三個星期，好像這個傳染病在中國忽然不存在了，忽然停止了傳染，全世界（當然首先包括中國）再沒有哪怕隻言片語對這方面的疫情有所報導。再一個例子，是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這個問題本來已經很嚴重了，當局原來發誓要在今年把 它控制在百分之四點八。可是，五月份的實際升幅，卻達到了與去年同期相比上漲百分之八。對此儘管有相關報導，但是明顯地被有關抗震的’主旋律’給邊緣化 了，沒有人出來負責任地解釋，這對民眾生活意味著甚麼，為甚麼政府沒有能力達到自己提出的控制通貨膨脹的指標。近年來，中國天災人禍不斷，尤以今年為甚。但是，在當局的操作下，這場大地震把這些災禍都給掩蓋了，而在人們的心理上也把它們都給淡化了。問題是，就像當年的’非典’危機所顯示，一旦脫離了民眾和媒體的關注與監督，這類事情只會更加惡化，直到不可收拾，受害的還是中國民眾。由於當局能夠從這次大地震救災當中獲得巨大的政治利益，由此藉機掩蓋其他危 機，任由那些問題禍害民眾，這難道不也是天災中的人禍嗎？

大難當前更不能排斥理性問責

當然，說句公平話，這種’掩蓋’和人禍背後，也有人們的心理因素。當全國的注意力、乃至全世界對於中國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四川地震的時候，其他的嚴重問題就似乎一夜之間在中國都消失了。現在出現只談地震救災不及其他的狀況，其中應該有當局故意引導的因素，但是，再說一句公平話，這也不光是當局的問題，而是也顯示了這個民族的致命弱點，那就是情感化，單一思維，嚴重缺少是非、公平、法治觀念。人是感情動物，情感強烈並沒有甚麼不好；可是，人也是理性的動物，一個人如果總是用情感代替理性，情緒上來了就喪失思考能力，那恐怕也不是此人之福。面對四川大地震，這麼多同胞遇難，大家情感強烈，這不僅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很正面的——那就是說，這證明這個民族還富有同情心，還沒有完全被強權和金錢所異化。但是，如果以這種感情為藉口，排斥思考，排斥理性，排斥問責，排斥批評，那就不大正常了，更是非常不正面——所謂不正面，就是說，對於這個民族本身的利益，沒有甚麼好處。

也許，這並非整個民族的弱點，而僅僅是一些所謂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媒體精英的弱智，而這些弱智者偏偏佔據了主導民族思考的優勢地位。不錯，中共領導人這次對於地震的反應異乎尋常地快，也表現出了對於救災的充分重視。由此得到了國內國外不少掌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鼓掌的人，因此就不容許別人提出質疑、提出批評、提出警告，拿甚麼’ 大難當前，不許說三道四’的大帽子壓人，那就很不好理解了。強調’大難當前’，你是說民眾的大難呢，還是說中共政權的大難呢？如果是說民眾的大難，那麼，很明顯，相對於十萬民眾死亡、幾百萬民眾喪失家園，領導人哪怕做得再好一些，也不僅是應該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十全十美、一絲一毫都對得起民眾的，有人為此提出一點批評，不是應該受到歡迎嗎？當然，如果說話者擔心的是中共的命運，不過是借死難民眾說事，要壓制批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沒有這等危機，沒有這等在危機中賺取的榮耀，尚且不能容許別人說話呢！

回顧我們民族的健康心智

一件事情做得還算好，批評者就沒有張口的權利了；看見同胞死亡，反而不能容許對於死亡原因的思考和批評（注意：這裡並不是批評死難同胞！），而只准哀傷或讚揚（注意這種自相矛盾：大家都在哀傷，可是有人可以在哀傷中分心去讚揚政府，別人不可以在哀傷中’旁生枝節’去批評政府），這都是情感化、單一思維、不論是非的典型表現。十分情感化的情感，其實往往並不強烈，至少並不深沉，就像兒童的哭泣，可能看起來比成人的更為哀傷、更為激烈，但忘得快，情緒轉換得也快。十九年前，天安門前也是情感振奮，’六四’之後也是群情悲憤。可是，曾幾何時，那些在天安門廣場振臂高呼要民主要自由的人們，那些在六月上旬的紐約、巴黎、東京遊行示威的同胞，早已經’鹹於維新’了——他們現在都擁護當前的中共政權。當然可以擁護，就像可以反對一樣；問題是，他們自己發現他們昨天的強烈情感都是錯誤的。當然，一個人可以明天發現自己今天的錯誤，這也許是進步的表現；問題是，如果別人今天就指出了他們當時並不完全正確的時候，他們明天只會更加記恨這樣的人。他們今天的情感更強烈，就像在歡呼奧運火炬、仇恨藏族同胞（請告訴我，你們認為藏族是你們的’同胞’嗎？如果是，為甚麼要仇恨他們？如果不是，為甚麼藏民不能獨立？）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誰能告訴我，這究竟是表明他們的情感最為豐富呢，還是表明他們的情感其實很廉價呢？

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事情千頭萬緒；在這樣的大國進行現代化建設，更是如此。一個巨大的危機來了，把其他問題全都掩蓋起來，我認為不是建設現代化民族的一個好辦法；任憑危機來調動和支配情緒，也許會很有戰鬥力，但卻同時也變得不寬容、不理性、喪失反思能力，我認為也不是一個偉大民族健康、成熟的表現。我已經說過，近年內不再評論中國時政。這次躊躇再三，當然也有擔心說這些話要為人、為這個政權所忌恨的私心。最後，還是破了一個例，實在是十萬同胞的死亡深深震撼我的心靈。在巨大的悲哀來襲的同時，我感覺我還有理性、有責任感，這種理性和責任感促使我寫了以上的話，希望四川地震在掩埋了十萬同胞的生命、百萬國人的財產之後，不要再掩埋太多東西。不要再掩蓋真相，不要再掩蓋責任，不要再掩蓋其他荼毒民眾的危機，也不要再掩蓋我們的健康心智。庶幾，人禍可以減少，天災或可禳之。

2008年6月1日，汶川地震逝者’三七’之日

此為祭，並為’六四’十九年祭

（為紀念六四19週年，《動向》特選此稿提前上網）(//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