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8日訊】所謂良知或良心，實際就是一個人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個人的良心」，是一個人判斷事物的正確與錯誤的底線。而「社會的良心」，就是指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在自由民主的國度，人們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那麼中國的知識分子又如何？據說著名學者鐘敬文先生在去世前曾說：「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注意到鐘敬文先生把「是」替換成了「應該是」，陳述語態變成了虛擬語氣。我仔細研究歷史，得出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不是中國社會的良心，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沒有社會良心。他們沒有對社會的責任感和道義感，就如他們在個人的生活中，缺乏道義和責任的私德一樣。他們會為了一己私利，昧著良心，充當極權專制的走狗。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以及社會對他們的盲目崇信，這些無良心無良知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發展造成的極大的危害。

郭沫若和錢學森，讓我們來看看兩位當年文藝界和科技界的領軍人物的例子吧！ 1966年6月文革剛開始的，舉行過一次國際國內作家的聚會「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週年討論會」。郭沫若致閉幕詞，題了一首詩歌《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在向毛澤東表忠心之後，郭沫若還意猶未盡，接著向在場的江青肉麻地朗誦他的詩歌：《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詩歌是這樣的：「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公開表態，應當燒掉他寫過的所有的書。我們也知道，這個燒書、砸文物的歷史任務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讚揚的「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江青領導下的文革小組所支持、操縱的紅衛兵完成的，經過最高統帥和副統帥親自檢閱的百萬紅衛兵「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在首都又在全國打砸搶燒殺的偉大得無以復加的大革命中充當了歷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他拍馬屁甚至到了這個程度：迫不及待地說自己「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郭沫若一邊無恥地拍馬屁，一邊對自己的親人不管不顧。1967年4月，他的三子民英在部隊自殺身亡，明明是冤死，他還是向組織寫信，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他的二子世英被北京農大歹徒綁架關押，他不敢過問，見到周總理也不敢告知，還言不由衷地說「我是為了國家好啊」！

郭沫若號稱才子加流氓，為了私利反覆無常。有人諷刺他說是「軟軟腰肢，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還說他「大風起兮雲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文革」中郭沫若甘心當專制獨裁的走狗，把學術當作了政治宣傳。今天已經沒有什麼人讀他的書。人們提及郭沫若的時候，總是把他當作是無良文人的典型。古人告訴我們說「文人無行」，這話說得很對。有多少文人擅長窩裡鬥。得勢的時候，他們曾經拚命表忠心，惡狠狠地批鬥那些同行。可是卻想不到，下一個批鬥的對象，恰恰就是自己。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舉過文人郭沫若的例子，我們再來看看錢學森。早在「大躍進」時代的1958年，錢學森就在報紙上鼓吹「畝產萬斤」的科學性。當年農業大放衛星，危機四伏、餓殍遍野，餓死數千萬人。可是錢委員還故作嚴肅地說：「土地所能給人們糧食的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我們，還遠得很！」他說，太陽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畝產就可能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後，他為了迎合大魔頭毛澤東的狂熱，又經過「精密計算」得出畝產潛力是5.85萬斤。據說他的文章還真的糊弄住了大魔頭，毛澤東還天天擔心起「糧食多了可怎麼辦呀？」在勞動人民被極權專制壓迫，遭受人為的慘重饑荒的年代，錢學森公然大肆鼓吹「畝產萬斤」這套理論，明顯就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在自然科學工作者中，這種喪盡天啟的例子，恐怕不止錢學森一個人。無論是文藝工作者，還是科學工作者，極權專制的選才標準只有一個：丸劑那就是政治立場正確，「永遠跟黨走」。於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成了極權專制的政治制度的附庸 ，使得他們必然地喪失了社會良心。

除了郭沫若和錢學森，再舉一個經濟學家薛暮橋的例子。薛暮橋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並且在中央財經小組工作。對於「大躍進」的瘋狂，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員上報的數據是假的，但他仍舊指示下屬說：「現在大躍進的浪潮誰也頂不住，就按省委意見上報。」知識分子本來是與愚昧作鬥爭，與專製作鬥爭，傳播真理揭示真相的人。可是當時中國最有知識的那些人，根本沒有利用自己的知識，去喚醒勞苦大眾。他們不僅不能承擔起「社會良心」這副重任。相反，他們卻利用自己的知識、自己的地位使專制極權更加變本加厲。讓專制統治者的一切瘋狂愚昧的行為，變得合法化。
陳寅恪先生曾經說：「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對比於上述這樣例子，我更加佩服陳寅恪先生。依附於野蠻的極權專制，甘心作極權者的走狗，這些人不配叫作知識分子。陳寅恪先生還曾經說過：「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的中國，就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在共產主義的壓迫之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可以選擇沉默，選擇非暴力不合作。不管怎樣，也不應該跳著出來，心甘情願地為極權專制充當馬前卒。陳寅恪先生在當年的中國，也面臨著如郭沫若，錢學森和薛暮橋一樣的選擇，可是他卻在《對科學院的答覆》，寫道：「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陳寅恪先生能在那樣的社會氛圍中，依舊坦然地說出「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話，著實讓人欽佩不已。

極權專制下的知識分子問題，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知識分子的良知，涉及在共產極權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價值觀、文化、社會和國家制度的種種問題。暴虐共產專制統治下的思想史：謊言和欺騙，人的軟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賣…… 對於這些嚴肅的問題，人們往往下意識地選擇了遺忘。文革離開我們的時間並不太久，當代中國已經普遍地喪失了良知和誠信。「後極權」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些政治投機分子和道德虛無主義者。他們以玩世不恭的方式，追求個人的私利。一旦失去了個人的良知，也就不會再有什麼「社會的良心」存在了。

──轉自《自由聖火》(//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