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7日訊】一．小引
潘維一篇《敢與西方展開政治觀念競爭》①派給思想界一個任務：「開展在意識形態領域跟西方的競爭」。為此，首先要「解構所謂『普世』價值，說破這『皇帝的新衣』，把一個藥方應付百病的荒唐揭穿」。
什麼是潘維號召解構的「普世價值」和要說破的「皇帝新衣」呢？——是「如宗教般俘獲民心」的「自由民主」！是「『民主』與『專制』兩分的政治矇昧主義」！據說，這種「民主與專制」的兩分「傲慢地高踞於話語權的最頂端，解釋世界上發生的幾乎一切重要事情，輕浮地為一切重要的事情開同樣的藥方。如果治不好病，他們使被洗腦的人相信，責任永遠不在藥方，而在病人。」如果不是充溢字裡行間的強烈情緒，乍看到「政治矇昧主義」、「洗腦」什麼的，多半會把它們看成倒著說事的幽默。但不是。
這篇號召解構、揭穿、競爭的宏文，寫法特殊。道理是不需要講的，只管結論下得痛快便是；結論多得令人應接不暇，但是否自相矛盾、有無背離常識，管它呢，只要符合潘維自個認定的政治正確性，哪怕夢中囈語，哪怕逮誰罵誰、無端侮辱也無妨。
所以，潘維可以斷言「自由、民主、市場的『三位一體』與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一體』並沒有性質上的區別」，卻不履行告知義務：究竟誰說自由、民主、市場是三位一體。還可以斷然宣佈：「生存方式競爭的勝負從來都不取決於物質狀況，否則大清國怎會敗於小日本，延安怎能勝過西安，又怎會有『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民心向背決定戰爭的勝負。在當代，民心向背之爭主要是意識形態的話語權之爭。」卻對一個明顯矛盾不管不顧：如果「生存方式競爭的勝負」、「戰爭的勝負」真如他斬釘截鐵宣稱的那樣「從來不取決於物質狀況」，而只由民心向背決定，那麼清國肯定不該敗於日本，除非他能證明當時的民心向著日本。
至於侮辱性言辭，文中多了去。懷抱民主理想給說成「被洗了腦」，卻根本不理會被指者肯定會發出的一個無關乎政治態度而只關乎常識的質疑——突破信息封閉而拓寬了眼界的人容易被洗腦，還是自我封閉、井底觀天更容易被洗腦？對別國人民，也不無侮辱：南斯拉夫，「那裡的人民急於加入歐盟，自我分裂，並向西歐繳械投降」；「印度多數人民信奉『自由民主』」，生存質量「沒有因為改宗『自由民主』而改善」。好傢伙！南斯拉夫人民的選擇不合潘維政治偏好，就給定了個「繳械投降」。針對印度人民的「改宗」一說更是奇怪。印度一獨立就採用了民主制，而之前是四分五裂的王公統治和外國的殖民統治，再往前，是莫臥兒皇帝的統治。用「改宗」一說嘲諷奚落印度人擺脫王公統治和殖民統治而選擇了民主道路，莫非印度人命該接受王公或皇帝的「正宗」？說人家的生存質量無改善，也是信口開河，選票、言論表達和結社的自由使普通人也不乏力量感，他們可以不被官家欺負而活得有尊嚴，窮人無須提防一支未註冊准武裝力量的「踢掀砸搶和追打」，國家不富裕，但沒鬧饑荒、沒餓死人……難道「生存質量」可以沒有這些個維度？今天的西方人民在他筆下就慘得沒法說了：是被「『自由民主『之類的信仰煽動著」的「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
侮辱遠不止這些。當潘維把一批批思想者對我國自秦始皇起實行專制達兩千餘年這一事實的揭露指為「在我國影響很深」的「新矇昧主義」，把對自由民主的信仰說成需要「擺脫」的「思想桎梏」和必須「解構」的「政治矇昧主義」，這一來，所有反思歷史的思想者就都成了「新矇昧主義」的中招者和製造者，中國近百年的追求也成了一場虛無，而在亞洲最早進行共和試驗、開發民智、實行新聞言論自由，自然就統統成了自套枷鎖、由文明返矇昧的蠢舉。包括我父母在內的一批人，他們在自由民主理想激勵下放棄安全、優裕的生活而投身到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未來的鬥爭之中，按潘維的說法，也是被洗腦而落入了「政治矇昧主義」陷阱。可我知道，父輩們當初的選擇是獨立思考的結果，儘管南轅北轍的結果為他們始料不及，但獨立思考跟矇昧主義天然對立，這是一個基本常識。倒是後來有沒有被洗腦而少了獨立思考多了盲信，那倒真是個問題，值得通過若干個案研究來尋找答案。
現今中國老百姓，潘維也沒放過。前引「端碗吃肉，放筷子罵娘」一說，直譯出來不就是說老百姓是忘恩負義、不宜好的一群？不就指他們吃政府喝政府的，吃飽喝足了就拿政府開罵？可是，此說內含的關於人民、人民與政府關係、究竟誰創造財富、誰供養了誰等一系列根本問題的觀念，我國政府官員怕是不便欣然接受，除非腦袋進水了。
不過，這類信口雌黃，提一下足以。真正需要重視的，是潘維稱要打一場意識形態之戰。這場戰爭是主要針對民主的解構和以自己的政治觀念跟西方展開競爭。
縱觀潘文，解構民主，大致幾步曲：第一，定位：民主是一種「政治觀念體系」或曰「意識形態」；第二，定性：這種意識形態是西方製造出來俘獲民心的現代宗教，是「國內外意識形態話語掌握者」當「普世」尺度來測量政權合法性的「空洞的概念」和「政治標籤」，體現了西方話語霸權；第三，後果：對整個世界來說，「自由民主」這種「征服者的武器，把當今世界帶入了政治矇昧時代」；對國家來說，「轉奉自由民主」不僅「不會使國家變得繁榮富強」，而且「會成為征服者支配和魚肉的對象」，據潘維說：「第三世界的『民主化』過程也是第三世界被邊緣化的過程」——這裡順便插一句：既然說自由民主觀念把世界帶入政治矇昧時代，自然就意味著此前是政治文明時代；說民主化使第三世界「被邊緣化」了，也就意味著民主化之前曾居世界政治舞台要津。這兩點本該用事實說話，但被潘維當成了無須提供事實依據的不言而喻之理，雙雙作為隱含前提連同其明確的斷言一起兜售。
而競爭，則是針對「世界的『主流』色彩」，以中國自己的意識形態「在歷史、文化等主要戰線發動進攻，而且戰而勝之。」
解構民主、解構普世價值，或者針對世界主流政治觀念的競爭，都不是可以當囈語或耳旁風的，果真搗鼓起來的話，後果是要每一個人來承受的，也是要後代繼續承受的。
二．民主是可以解構掉的意識形態嗎？
1．民主很實在，不是什麼浸透著黨派精神的意識形態和「空洞的概念」
潘維把民主界定為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馬克思視之為虛假意識的代名詞，視之為具欺騙性的觀念體系。曼海姆等現代思想家也指出了意識形態對思想的扭曲和操縱，認為這種觀念體系跟包含著人類探索未知成就的知識體系是不同的。中國是一個特別強調意識形態的國度，身處其中，對意識形態的這些特性是不陌生的，對意識形態體系漂亮言辭下隱蔽著的真實意圖，對它強烈的黨派性、排他性和對人們精神世界的遮蔽和操縱，也都不缺少認知和實感。
而民主制度是作為一種公民自治體制誕生的。
事物的起源往往可以提示這一事物基本特徵的重要線索。在民主政治的發源地古希臘，民眾對來自當權者威脅的覺察和擔心，使人民不能放心地把管理城邦的權力交付任何個人，而是創造了一種國家權力屬於人民的公民自治體制。
這種制度當然也有一系列觀念與之相應，比如權力觀和人性觀：相信權力具有的侵略性、擴張性和對掌權者的誘惑、腐蝕性，必定使任何不受制約的權力都對民眾構成威脅；相信人具有基本的理性判斷能力，在關係每個人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個人才是自己利益的最可靠看護者，但在種種誘惑面前特別在受權力誘惑時人的德性很脆弱——人性的前一側面使公民自治成為可能，後一側面使人民對掌權者的控制約束成為必要……。這些觀念是從經驗中提煉出來的，它們都很實在，沒有意識形態高調的虛妄性；它們的可觀察、可驗證，不同於意識形態把美好允諾無限後推而具有不可驗證性。而這些觀念折射的權利意識對人來說具有自生性而無須外部灌輸，跟意識形態那種壟斷事物解釋權，控制人的思想、遮蔽人們精神的觀念相剋而不相生。
可以說，民主從理唸到制度都極其平凡。民主認可和包容人的利己天性，對人的認識平實而低調，不試圖去改造人。不像那些把不切實際的道德高調作為制度之人性要求的體制，非得把大量精力耗費在對人的改造、控制上。因為這種平實性，民主制度無須靠折騰人性來維繫，但人民——民主制下，人民是擁有平等投票權、發言權和平等法律地位的公民的總體，而不是一個具政治排斥意味的意識形態用語和由權勢者壟斷瞭解釋權可以隨心使用的政治符號——在自治實踐中自我教育；公眾的福祉不依賴一個頭頂神聖光環的聖人或者一個天縱英明有著「十全武功」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人，而是由普通民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如何實現對自己命運的掌握？相應的原則和措施同樣實在。公民平權原則、統治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權，授權必須通過自由、公開的選舉來進行，為防範選舉產生的掌權者僭越權力、侵犯公民權利、危及人民的主權地位而設立制衡、監督、問責、彈劾機制，等等。這些原則和措施具有中立性和可操作性，跟意識形態的黨派精神無涉，更不是什麼「空洞的概念」。
現在越來越多國家的人民選擇了民主，理由也是高度現實的。誠然，現代民主政治中相互競爭的黨派為了凝聚政治共識和實現力量整合，都各有一套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但是決定它們在政治競爭中勝負的主要是現實政策。黨派意識形態固然可以對部分人的選擇產生影響，但多數選民並不在意什麼意識形態，而在意跨黨派跨意識形態的價值原則能得到多大程度體現，在意每一種政策對自己現實利益的影響。台灣地區剛結束的選戰就很說明問題：多數選民不管兩黨有什麼理念，但關注一條：什麼對民眾最有利，對台灣最有利。
2．民主、專制不以東方、西方為分野
就民主所依託的那些基本觀念來說，如，作為民主制前提的公民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以及對權力本性的認識，前者跟人最深刻的人性需求相符，後者給人們以警示——斷不可把維護個人利益、增加社會福祉的希望寄託在當權者的善性上，對社會和其中每個人來說，最大的危險來自無制約的權力，乃是一條被歷史和現實反覆驗證的鐵律。只有民主的制度建構以及它所保障的公民自由和權利，能夠有效應對這種危險。就此而言，說民主具有普世性或者說包含著普世價值，並不為過。
但潘維卻描繪出一幅「『民主』與『專制』兩分的政治矇昧主義」「傲慢地高踞於話語權的最頂端」的圖景。這樣的描繪和指控不僅反映潘維的陰謀論思維，還透露出他自己恰恰已經陷在對事物截然兩分的思維之中。這種思維使他假定了東方跟西方在價值觀上的對立，假定民主、專制是以東、西方為分野的，並指控民主是「西方」對第三世界、特別是對東方國家進行洗腦和思想征服的工具，必須解構掉。然而，無論歷史還是當代的事實並不支持這樣的分野，更不支持基於這種分野的民主作為「洗腦」、「征服」工具的陰謀論。
西方歷史上跟東方一樣有專制主義，它曾長期存在於教廷和世俗社會。就世俗方面，西歐專制王權在17世紀前後達到極盛。但最終在跟民主立憲的鬥爭中落敗了。
民主的價值突破西方範圍，被越來越廣大地區的人民所瞭解和追求，是在經歷了給人類帶來空前劫難的極權主義災難之後。通過瞭解，就有了比較；通過比較，被遮蔽的（比如作為民主根本關注的人民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可以實現解蔽。而「洗腦」、「征服」，對這樣的過程來說，風馬牛不相及。
舉兩個最近的東方例子。一是不丹王國在國王主導下向民主轉型。國王的一番話道出了理由：「我可以努力做個愛民的國王，但我無法保證不丹代代都有好國王，為了不丹人長遠的幸福，我們必須推行民主，一個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國王看得明白，對於不丹人民的福祉來說，制度保障遠比國王的賢能可靠。另一個例子是台灣地區。台灣走向民主，是威權政府在強大民意之下解除黨禁報禁後，人民適時作出的政治選擇。而剛結束的大選還證明，台灣的民主在走向成熟。這個事實打破了所謂華人不適合民主或者即使轉向民主也只能是劣質民主的咒語。
民主，曾經不過是一個小小城邦的自治試驗。由這個試驗激發的信念能夠在後來專制主義呈強勢的漫長時期延續下來，民主政體能夠在專制政體似乎如日中天的近代重新崛起並在20世紀以不可阻遏之勢向全世界傳輸，是因為由民主政體所體現的人民與國家之間合乎理性的關係以及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對公民自由判斷的鼓勵和尊重，使民主遲早要成為世界廣大範圍內人民的政治追求。可以說，民主訴求就潛藏在人們內心深處，也許需要通過某種契機去激發或喚醒，卻決不需要洗腦和強加。這樣說吧，民主最初是出現在西方，近代的重新崛起也是在西方實現的，然而這只證明了民主作為人類偉大的自治試驗，是由西方開始的，卻並不意味著是西方的專有物。其他地區的人民在民主與專制之間的決定性選擇，是通過瞭解、比較而發現民主的價值之後作出的。
而作為一種政體，民主曾經只侷限在少數人範圍，也曾經十分粗疏，但它具有突破自身侷限和在不斷摸索中調整、完善自身的潛力，能夠通過吸納人類創造的一切良治方式和優秀的政治思想（特別是憲政思想及其制度安排）來改良自身、豐富自身以獲得應對各種挑戰的力量。
在民主所體現的價值和民主制度的改進力這雙重意義上，潘維把民主當意識形態解構，都不會有結果。
三．中國可以自外於世界民主大潮嗎？
民主跟中國相剋嗎？中國人拒絕民主、不需要民主嗎？不！中國人追求民主已達百年。而反專制反獨裁，爭取一個自由民主的未來，更是共產黨成立以來就作出的歷史承諾。但過去百年追求，也許有人會說是百年迷思；歷史承諾，也可能此一時彼一時。真正使這個問題沒法迴避的，是現實：官本位下的官尊民賤，使憲法載明的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被現實演繹成法律在平民頭上利劍高懸，卻對官員「寬仁厚德」；人民時常處於被監護狀態，權力卻無往而不在自由之中；而權力自由狀態下的「權力下崽」、權力濫用早就不是秘密，日前人大校長紀寶成在《人民日報》撰文抨擊的公務員「自己給自己製造權力」現象，其實是常態，諸如公務員個稅繳納情況成國家秘密（根據南方都市報3月30日顧則徐文）、被記者揭露的官員差警察千里迢迢趕赴報社拿人之類趣事頻頻上演；官員陞遷沉浮的決定權在上而不在下，則使民眾無可奈何地眼看一些官員帶「病」陞遷，無可奈何地眼看著部分官員不明財產越來越巨大，還得時不時忍受官家拿荒唐事來噁心你，比方說，醉死、嫖死、賭死了，還得要你當烈士供奉……
所有這些問題無一不是權力缺乏制約的直接惡果。民主起源從某種意義說是民眾對覺察到的危險的反應。中國人不遲鈍，對來自權力的危險不是沒感覺。事實上，我國原本就因缺乏制約而傾向於專橫和腐敗的權力利用經濟轉軌時期一些不確定因素迅速擴大自我授權致使專橫和腐敗更趨嚴重，這早就超出了社會容忍度。如何管束權力，是我國面臨的最迫切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對政府與人民、與構成人民的個體的關係作明確定位的問題是繞不過去的。而這正是民主的核心關注。
沒錯，民主不包醫百病——潘維所謂「一個藥方應付百病」之說本身就是個偽命題——，但民主釐清權力來源，在人民與政權的這一根本政治關係上解決權力的最終歸屬，給權力這匹野馬套上羈勒，把它導入正軌發揮正常的服務職能而難以為禍社會；民主沒法讓腐敗絕跡但會使官員因腐敗成本高昂而望而卻步；民主並無保證決策最優的野心，但保證決策的公開、透明和儘可能廣泛的參與，保證及時糾錯；民主以公民權利為前提，相信和鼓勵公民的自由判斷，在民主制度，選舉權、表達自由、結社集會自由等使公民有必要的手段參與和影響國家政策，有必要的手段對政府及官員進行約束。一人一票的平等選舉權是其中最重要手段之一。定期舉行的選舉（當然是全程自由、公開的選舉而不是在欽定名單上畫圈的把戲），對於在利益、價值、生活追求上千差萬別的公民來說，是以選票自由表達意志的重要時刻。通過千萬選民的意志碰撞和交匯過程決出的領導人，無論是否符合選民各自預期，但他們的意志都加入到結果的產生過程之中。而對政府來說，公民手中的選票不僅提示著政權合法性的最終來源，選民的預期反應也對政府構成根本性約束……
當然，潘維有他自己對現實的判斷。通過一個反問——「為什麼不肯承認六十年的巨大進步也是在這個政體下獲得的？」——就既把「六十年的巨大進步」說成無可置疑的事實，又把現有體制的優越當了不容懷疑的定論。只是，不知道「六十年巨大成就」是否也包括「挖」出五十萬右派？三年大饑荒？革「文化」命、停課停產、把國家經濟推向崩潰邊緣？誠然，如果限定在最近三十年範圍內談「巨大成就」，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事實。但以下重要事實可以視而不見嗎？其一，作為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主要因素的工人勞動的高強度、高工時與低工資、低保障和惡劣條件，這個事實跟勞工群體民主權利的嚴重缺失直接相關。其二，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以及社會不公導致的貧富懸殊埋下了重大社會隱患。其三，中國人承擔的制度成本之高，從政府及官員的耗費（包括著名的三「公」消費）遠超GDP增長速度可見一斑。其四，國庫裝得很滿了，政府權力越來越大了，但提供的公共服務越來越少了……這些事實說明，制度有病，即使經濟快速增長，人民卻沒能享受到應有的實惠，特別是廣大農民、廣大勞工和城市貧民處境艱難。一個學者，如果真正在意國家的健康發展，是不可以迴避嚴酷真相的。而以「六十年的巨大成就」來證明制度優越和排斥向民主的轉型，依我看，在這種堅持和排斥中，還暴露出潘維在乎的只是政治意識形態和制度符號，至於人在這符號之下的狀態和感受，似乎沒放在眼裡。然而，談政治觀念競爭而不考慮人的生存狀態和感受，是不是太目中無「人」了？
四．潘維要我們拿什麼去競爭？
「解構」民主的目的是要拿自己的政治觀念跟西方競爭。自己什麼樣的政治觀念？潘維這篇文章末尾只說了「在知識界確立對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覺，也就是對中華發展道路的自覺」，並擺開了跟國際主流價值對立的架勢：「我們不是為對立而對立，是為擺脫思想桎梏，為中華的生存而對立。」可是拿來跟國際主流價值對立的「我們自己的生存方式」究竟是什麼，卻語焉不詳。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國問題——核心價值觀的迷失》②中挑明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自覺，首先是對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覺。」說穿了，是要人們效忠中國政治傳統，欲用來跟民主政治競爭的自然也是它了。不過「說穿」這一點的不是別人，是潘維自己。他用一種七拐八彎的奇怪論證方式繞到了這個結論上。
他先承認：「人民與政府的關係應當如何？這是個政治價值觀問題。」但緊接著一番話撇開涉及這一根本關係所迴避不了的「應然」與「實然」問題，以似是而非的斷言——「一切出色的文明都以一個獨特的政治文明為核心，政治文明凝聚在政治制度中」——，他要說穿的結論就露出了一個頭頂蓋。也許擔心人們不明白他的意思，潘維又說：「政治價值觀集中體現為如何看待人民與政府的關係，特別是關於應當如何遴選政府官員，以及應當如何約束政府的觀念。倘若精英們認同的政治價值觀過於「西方」，致使流行的政治價值觀與中國實際的社會條件不兼容，就會撬動並扭曲人民與政府的關係，社會就不可能和諧。」
再接下來，是潘維在「如何看待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如何遴選政府官員」（三個問題中「如何約束政府」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不見了）的問題上拿他心目中一反一正兩個例子作對比。現代民主及其價值觀自然是反例：「而今，流行於全球的政治價值觀是選舉，是直選，是多數決定，是人民組成階級和利益集團，由集團的代表爭奪政府權力，通過佔有政府權力來保衛和促進本集團的利益。於是，政治成為政府權力的拍賣場，相對勢大者贏。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這種政治價值觀變成了人民與人民、人民與政府激烈衝突的催化劑。」中國是正面典型：「中國因擁有自己獨特的核心政治價值觀而擁有獨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從而能自立於世界文明之林。在歷史上，中國靠儒家精英集團來領導；在今天，中國由一支稱為『共產黨』的『先鋒隊』來領導。兩者之間顯示著社會結構和政治價值的傳承，異曲同工。」不過，潘維在把現今跟歷史一脈相承的政治關係格局當正面典型時，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倒是已在不言中，那就是統治與被統治關係。可是如何遴選，看不出來。但潘維在該文另一處給了答案：「繼承中國政治文明傳統，靠考評考選的『績優』原則來公開透明地選拔」。話說得閃爍其詞，可意思很清楚，所謂考評考選不就是現正用著的任命制嗎？不就是在官員去留問題上繼續排斥人民的決定權而繼續由上級圈定嗎？——看到這裡，我有點好奇，潘維在把民主政治醜化成「政府權力的拍賣場」和推舉中國現行官員遴選制度時，有沒有想過中國官場歷史上就盛行、現在越發盛行的買官賣官現象？
到此為止，潘維認為可用於跟民主政治的價值觀競爭的東西便已經呈現出來。其實，他所呈現的一切，是不是可以拿去跟主流政治價值競爭，先得看看用它解決我們自己現在的問題是不是管用。而管不管用，沒必要費筆墨，事實早就擺在那裡了。可是潘維要人們固守傳統的政治價值觀，還把這上升到「對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覺」的高度，實在太邪門。按他意思，我們歷史上形成了皇權至上、官尊民卑的政治價值，就得世世代代固守；既定關係是什麼樣的，民眾就得拿這當最不可動搖的關係來接受，不如此，就缺乏了「對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覺」。這一來，潘維就在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上一勞永逸地否定了人民的選擇權；而且否定這種根本性權利，甚至連烏龍理由都沒給一個。
然而，排除了人民的授權，人民對權力的產生、轉移、使用統統無法控制，這樣的政治能夠是文明的嗎？如果談不上政治文明，談何「對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覺」？
至於還拿它去「為中華的生存而對立」，除了把中國推到世界文明發展趨勢的對立面，給中國威脅論提供口實，恐怕別無效果。當然，如果在國內思想領域搗鼓起這一套，那可又是一場重新統一思想的意識形態運動。而這，中國從來不缺少，也從來沒有真正中斷過。只是，這種運動現在再怎麼搞，怕也是難以再現昨日輝煌了，但這會阻撓向民主轉型的進程，卻是一定的。
2008-4-3
① 環球時報
②該文發表在《領導者》第十九期。筆者引自天益網站。@(//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