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6日訊】1970年春，「文革」仍在高潮。以前的「歷史問題」是許多人慘遭迫害的原因，此時二十八歲的青年中學老師劉心武，當然沒有「歷史問題」，所以不必擔心被 當作「歷史反革命」被揪出來。不過，他卻十分害怕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因為當時稍有不慎，說錯一句話、甚至沒有說錯話也會被人「上綱上線」，而日記、書 信之類，更是「危險品」，許多人只因日記、書信中的一句話便成了「反革命」、「階級敵人」。此時，他只能謹言慎行「過日子」，只求「不出事」。
那時他還單身。一天，一位比他年長的同事夫婦兩人請他到家裡吃飯，在同事家的書架上，他發現有本「文革」前出版的一位埃及作家的小說《日子》。同事兩口子 老家是雲南的回民，在「文革」初期「破四舊」時沒等紅衛兵上門抄家，主動處理了許多圖書，可能由於家中前輩好幾位都曾在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留過學，而《日 子》描寫的恰是愛資哈爾大學的生活，所以還是冒險將此書悄悄留下。他與同事夫婦是彼此「信得過」的朋友，就從他們家借回此書。那時候，只有「信得過」才能 彼此借書。
回到宿舍，當他打開這本書時，突然從中掉出一張折疊得很薄的紙，未加考慮，便展讀起來。原來是雲南老家一位親戚寄給同事兩口子的一封家信，末尾註明的時間 是那一年的新年。但是，「我讀完不禁從床上驚跳下地，把信湊攏電燈正下方又讀了一遍，心裡馬上亂了。」因為「那是一封報喪的信。告訴他們家鄉那一片地方在 1月5日深夜發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幾乎都塌光了，壓死了很多人。信中還一併列出了與我那位同事及愛人有關的一個名單。」名單很長，前面開列的是類似哥嫂侄 甥叔姨舅那樣的至親，後面則是一些鄰里同窗，最後說還有許多受傷者，「茲不詳贅」。
「那晚，在昏暗的燈光下，我捏著一封別人的信，呆立了很久，驚詫莫名。雲南1月5日真的有那麼大的地震發生嗎？報紙上沒那麼報道過，廣播裡沒那廣播 過。」如果真的發生了地震，「光與他們倆位有關的親友就死了那麼多，那地區一共該死了多少人呢？」「在『文革』時期，像我這樣的普通的中國人，被一種『革 命思維』所訓練，那思維邏輯裡，不要說人禍一定是資本主義社會才有，就是天災，也應該是資本主義國家首當其衝。我們這邊即使偶有天災，也終究是人定勝天， 怎麼會死掉那麼多人？而且，報上沒那麼說、廣播裡沒那麼播，那事情就應該是沒有。散佈、傳播報紙上廣播裡沒有的消息，便一定是造謠。造謠不僅可恥，而且有 罪。再說，革命者應該懂得：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應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算真的死了那麼多人，這封信竟只是純客觀地報道死訊，寫法也成問題。」
該怎樣處理這封信，使劉心武非常為難，以至輾轉反側，徹夜失眠。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很難理解一封信何至於此，把信還給人家、說明無意中看了私 信，道個歉順便問候安慰一番不就行了？但在那個「非常」年代，「正常」行為往往會鑄成大錯。他與這位同事彼此「信得過」，但在交談中他們從未對劉提起過家 鄉的地震、親人的死亡，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說出這些，「現反」無疑，他們和寫信者都將被「專政」。現在，同事、朋友中交談這類事太正常不過，但那時就是「犯 罪」。劉心武也知道，如果他把信還給同事，同事夫婦一定會緊張萬分，因為這種內容的信已被別人知道，若再擴散，他們的結果一定不好。很可能，同事會為有他 人知道這封信、自己是否應向「組織」上交這封信而左右為難，如果上交，自己可能沒事，但肯定會連累寫信的親戚。
他們是否記得這封信夾在書裡？劉心武也沒有把握。隨後的幾天，他注意觀察，同事的眼光並未和他對接，也未主動接近他。他主動湊到同事身邊幾次，甚至小聲 說：「那本《日子》挺有味道……」但同事卻完全不接這一茬兒，眼神木然，並無探詢成分。他斷定，同事完全不記得把信夾在書中了，但又想同事的妻子可能會想 起此信，沒準會向他問及。但過了一周，他們夫妻二人均未提過此信，於是，他決定不提此事，把信夾在書中不動聲色到同事家裡，逕直把書插到書架。但臨到行動 時，又猶豫起來，因為搞不好會弄巧成拙，問題反而複雜化。思來想去，他最後把書還給他們，卻把信悄悄燒掉了事。「這樣他們就永遠不會因為我看到了他們的私 信而產生任何一種心理反應。我將永遠守口如瓶，是的，我只看過《日子》，而沒看到，也不曉得，那一年的1月5日在雲南發生過那樣可怕的地震。」（劉心武： 《我是劉心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251頁）
劉心武沒有提到或者根本沒有想到，其實他當時還有一種選擇，就是把這封信上交「組織」，這樣他「為革命立了一功」。如果他特別天真、單純，就會這樣做，因 為完全「相信組織」、「相信革命」，當時這樣單純天真的人確實很多。如果他非常自私、狡詐，也會這樣做，因為自己會因此得某些好處，當時這樣自私狡詐的人 也委實不少。但不論是天真單純還是自私狡詐，結果卻都一樣，收信人和寫信者將大倒其霉。而他未將此信上交而是悄悄燒掉，說明他既不那樣天真單純，也不那樣 自私狡詐。不過，只要想起曾經悄悄燒掉別人私信，他總還是感到自己做了「虧心事」。
其實，他大可不必為此感到內疚。在那個畸形年代，這確實是「最佳選擇」，不然，那兩口子將長期惶惶不可終日。劉心武和他的同事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學老師，並 無「異端」思想，更無「窺測方向、以求一逞」的「狼子野心」，他們與其他千千萬萬普通人一樣，只想平平安安地過「日子」。然而，在「全面專政」的年代， 「政治」一定要侵入一切領域，就是要干預尋常百姓的尋常日子，讓平民百姓都沒法正常過日子。古往今來，堅決鎮壓「反對者」的時代、朝代多得是，不足為奇。 然而，干預並無政治思想、野心的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到如此程度，如同事鄰里之間不敢談年景收成，要談，不論豐年災年，只能說「大豐收」，否則就是「惡毒攻 擊」，更不敢談自己家鄉的天災和親人的不幸……這樣的時代、朝代還真不多見。《日子》中的一封普通家信就讓劉心武如此焦慮不安的日子，確是最荒誕、畸形、 難過、可怕的「日子」。所以，劉心武祈盼：「真實情況不再被封鎖為秘密，日子不要再讓它特殊而應使其永處正常狀態，而像我曾做過的那種虧心事，越離得久的 後輩們，越必須經過多層詮釋，才能費勁地懂得，那究竟是為了什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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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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