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1日訊】糧食價格的上漲，不僅意味著有數百萬的人要忍饑挨餓，同時也會帶來政治上的不穩定，海地、埃及和科特迪瓦等國目前的狀況就是明證。儘管能源價格攀升以及糟糕的天氣也都與糧食問題有一定關聯，但事實上，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供求關係無法得到及時調整，以適應新的環境。而它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則在於世界糧食貿易不夠充分。

貿易限制帶來的危害可能在大米的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明顯。雖然大米是全世界一半左右人口的主要糧食，但它受保護和受管制的程度非常高。跨國貿易的大米僅佔世界大米總產量的5～7%左右；這個數字對於農產品而言是相當低的。

因此，儘管價格上漲－－準確的說，自2007年到現在，各類大米的價格幾乎翻了一番，但高度分散的市場就決定了大米無法通過貿易流通到最需要的地方。

大米的低產量並不是主要問題。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估計，全球的大米產量去年增長了1%，今年的預期增長量為1.8％。這樣的增長速度的確無可稱道，但它也決不會導致饑荒。

下面的這個數字或許更能說明問題：明年大米的國際貿易量預計將不僅不會增加，反而會下降3個百分點。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大米產區，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中國、柬埔寨及埃及等國最近都對大米的出口做出了限制。

從表面上看，限制大米出口的選擇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個國家當然不願意在困難時期將寶貴的糧食出口到別的國家。但是從長遠來看，這一做法只會帶來與決策者初衷相反的結果。

限制出口的政策給農民們傳遞的信息是，他們的糧食作物在市場最需要的時候最不值錢。因此，他們也就沒有動力種植、收割並存儲足夠的大米或其他糧食作物，以應對困難時期。

這種扭曲供求關係的傾向在菲律賓也很明顯，在那兒，囤積大米以備不時之需者，就會被政府追蹤並逮捕。

商品市場上，高需求導致價格攀升的現象並不鮮見；而且在短時間內，也很難依靠供給的增加來滿足新增的需求。但問題是，供給與貿易能否增長，以使市場價格回落。

限制大米貿易的政策很可能會使短缺與高價成為永久性現象。出口限制政策出台的背後，是其決策者將大米貿易及生產視為一種零和，甚至負和博弈，即一國的收益是以他國的利益受損為代價的。而在世界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這樣的觀點很難將一個國家引向成功發展之路。

貿易不受歡迎的現象反映了一種影響廣泛且令人擔憂的趨勢，即對世界生產總量增長，包括農業生產，做出貢獻的是貧困國家。總的來看，無論是富裕國家還是貧困國家似乎都能從這一趨勢中受益，因為前者可以著重於生產其他物品和服務，而後者則可以生產更多的財富。但事實上，限制貿易會降低人們對全球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

比如，大米的需求上升，深受共產主義教條規定束縛的越南農民，就並不總是能夠迅速做出反應。因為他們在國內運輸和買賣大米的自由，都是受限制的。

貧困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嚮往往也最強。更糟糕的是，全球的大米貿易有一半左右控制在政治性的國家貿易機構手中。

事實上，當今世界很多商品，包括石油在內，之所以會出現短缺，是因為有大量的生產與貿易發生在效率相對低下、體制相對僵化的國家。雖然我們已經習慣了矽谷的反應速度，但就商品的生產而言，其他國家還有很多相關的制度和組織還剛剛踏入現代社會。換句話說，世界各地的商貿體系仍差異懸殊。

包括非洲部分國家在內的許多貧困國家，其大米的實際產量都遠低於其實際生產能力。而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大米供應鏈中的腐敗、設計拙劣的灌溉系統、糟糕的道路交通狀況、沒有安全保障的產權制度、欠缺思考的土地改革計劃以及對大米的價格控制。

一個國家的大米生產能力並非僅僅取決於它的天氣狀況，同時也受其相關制度的影響。比如，昔日曾為世界大米出口大國的緬甸，如今卻正處於經濟失序，飢民遍佈的混亂之中。

當然，發達國家對此也要承擔部分責任。例如，日本、韓國和台灣都推行了維護當地稻農利益的保護主義政策；西班牙、意大利的大米種植也處於歐盟補貼的護翼之下。美國每年為補貼國內稻農的開支則高達數十億美元。

從短期來看，通過補貼鼓勵國內生產可以減緩世界市場的壓力，這似乎是件好事。然而，實際上，其長期效應仍然是破壞性的。

因為在發達國家的補貼政策下，像泰國這樣的低成本大米生產國，就不會像在更自由的世界市場體系中那樣，調整生產以滿足更多的國際需求。在大米需求上升的時候，這些國家就會因存量有限，新種穀物生長週期長而無法滿足新增的需求。另一方面，富裕國家受保護的大米則會因為價格高昂，從而使貧困國家饑荒問題的解決成為奢望。

在金融市場混亂之際，宣稱米爾頓-弗裡德曼的親市場教義屬於過去而不適於未來的做法，最近變得時髦起來。更令人傷心的是，就糧食生產，這個被公認為全人類最重要的活動而言，弗裡德曼先生的自由貿易理論還需耐心等待光明的到來。

【作者泰勒-科文是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

－－原載：《天道網》，2008-06-05(//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