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0日訊】至今距汶川大地震已經一個月有餘。由於在地震剛剛發生之時，就有英國某媒體與國內寫手大贊中國當局已經“找到新的危機處理方式”，令世人刮目相看。所以我也一直在努力尋找新“嬗變”的蛛絲馬跡，盼著從中發現“中華民族的新希望”所在。

中國當局獲讚揚的依據就是這次救災反應“迅速”，媒體“如實”報導了災情。在這家權威媒體的影響下，海外居然認為中國媒體“自由”過一段時間。但我知道、國內媒體人當然更知道中國的媒體從未“自由”過。災情之嚴重確實被報導，但這並不標識媒體“自由”了，而是標識中國當局的“政治智慧”與時俱進。當年毛澤東要隱瞞餓死人的真相，緣於大饑荒是他與其政治隨從釀出的人禍；而汶川大地震是天災，所以可以如實報導，越慘烈越易獲得國際援助，越能顯得中國當局救災之艱難與愛民重民親民之意。

其實，只要在中國媒體有過採編經歷的人，都知道目前這一災情報導模式並無創新，還是“反戲正唱”的老套路，只報導政府在救災第一線的重要作用，國家領導人如何親臨救災前線關心災民，在救災中湧現的各種好人好事，民眾如何及時得到了救助，因而對黨感激零涕，……等等。這類報導的曲終篇往往是：由於党與政府的英明與大力救災，激發了人民的愛國愛黨熱情，因而更緊密地團結在黨與政府的周圍。

這一模式首創於1954年，那一年長江發生了百年罕見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損失慘重。如果報導災情，痛恨“負面報導”的毛澤東肯定龍顏大怒；不報導，等於將媒體說謊公之於天下。所以中宣部與《人民日報》苦思冥想了“反戲正唱”這一高招，將自然災害變成了人民擁戴毛澤東與共產黨的歡慶儀式。此後中國媒體一直沿用這一模式，只是根據不同情況添加點新佐料而已。而眾多外媒直到外國記者在災區採訪遭遇到各種人身限制與禁止採訪後，才算明白了中國媒體原來並未獲得“自由”。

每逢危機發生，尋找幾隻“替罪羊”幾乎是中國官方的慣伎。比如三年大饑荒的發生，是因自然災害加上蘇聯逼債；“文革”是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的陰謀。這次也不例外，只是沒法將地震說成是某反華勢力的陰謀策劃，於是改用另一種方式：一是不斷向國內民眾拋出國際社會的反華勢力，如 2008年5月20日新華網發佈“衡量人性善惡的尺度”，指名道姓地為一些人羅列了“幸災樂禍”的莫須有之罪；接著又由新華社旗下的《環球時報》出面發佈一個“侮蔑中國地震的黑名單”，依次為美國電影演員莎朗‧斯通、德國《明鏡》週刊、法國《解放報》駐北京女記者Pascale Nivelle、英國《衛報》、韓國線民留言、貝塔斯曼旗下的《明星》週刊。其實，榜上除了韓國線民留言之外，其餘的報導並非《環球時報》指控的那樣幸災樂禍。5月14日德國《明鏡》週刊刊登的評論文章，只不過說了“中國官方媒體充分利用了這次地震，用習以為常的政治口號把人民團結在黨的周圍”等語，因此上了黑名單。

國內找“反華勢力”有點不倫不類，於是用道德貶斥的方式設置幾個靶子，先是各種捐款排行榜問世，讓一些線民為捐款者的吝嗇義憤填膺；然後再有一個不太世故的範美忠自投羅網般地說了番真實想法，於是不僅範被教育部解除其從教資格，還連帶範信奉的“自由主義”也被人“打兔子帶摟草”地狠狠抹了一把黑，一些網文大肆讚揚專制中國的救災遠比自由主義的民主國家更無私更有效率。

在內有災害、外有“反華勢力幸災樂禍”的苦難煎逼之下，媒體與網路上的愛國主義似乎又高漲起來（網上帖子是否多為“五毛”所寫則無從知其詳）。這場“愛國主義國家遊戲”如果到此曲終奏雅，倒也算得上“圓滿成功”。可惜余秋雨仰承上意“含淚勸告災民”不要給“反華勢力”製造口實，王兆山不甘其後地發表了兩首“青詞”，代替近10萬死者發出“縱做鬼，也幸福”的感慨，這一下將民眾憋在心裡的怨氣全給引發出來，於是這兩個本來就是千夫所指的丑類終於也當了一回當局的“替罪羊”。

──轉自《華夏電子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