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中國近代史上四個 摩登人物的登場

傅國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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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8日訊】早在十八、九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強大的知識分子力量,形成了一個有力的獨立知識分子傳統,換言之,從傳統的讀書人到近代知識分子的轉型,在俄羅早就完成了。相比之下,中國的這個轉型不僅起步很晚,而且曾經長期中斷,迄今為止,我們也不敢輕易斷言,轉型已經完成。

我常常想,中國知識分子的轉型開始於戊戌變法前後,主要以這幾個人為標誌:第一個人是張謇,他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戰爭那年中狀元時已經41歲。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他因緣際會,在故鄉江蘇南通開始實業救國生涯,當戊戌變法之時,他籌辦大生紗廠已進入第四個年頭,第二年,在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之後,他的紗廠終於開機生產了。在一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士農工商的排行中「商」仍居末位的的時代,一個狀元要以翰林身份去走一條前無古人的實業家道路,無疑是一個艱難的選擇。

第二個人是蔡元培,1892年他26歲那年中進士,他雖然認同維新變革的思想,卻不讚同康有為浮急的做法,認為中國這樣大,積弊如此深,不在根本上培養人才入手,企望靠幾道上諭一舉解決問題,未免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戊戌變法失敗,他並未被牽連,但他在當年9月毅然離開了翰林院,辭官南下,選擇教育救國之路,先是在紹興,後來輾轉到上海,開始他的近代辦學事業,他成為20世紀中國影響最大的教育家不是偶然的。

第三個人是張元濟,和蔡元培同是浙江人,同一年的進士,戊戌變法的百日間,他曾受到光緒帝的親自召見。變法失敗,他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隻身南下另謀出路。他有一個好母親,在他受挫之時給了他很大的安慰:「兒啊,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幾年後,他在得風氣之先的上海進入出版業,把商務印書館辦成了中國出版業的航空母艦。在出版這個全新的領域呼風喚雨,創造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他們之外,還可以加上第四個人,那就是辦報的汪康年,他和蔡元培、張元濟都是1889 年同科的舉人,1894年獲「同進士出身」的資格,但他一生走的是一條報人的道路,從1896年創辦影響過一個時代的《時務報》到後來的《中外日報》、《京報》、《芻言報》,他以自己辦報的實踐深深地介入了晚清中國。

以他們為標誌,這些都有科舉功名、擁有狀元翰林身份的傳統讀書人,終於告別「學成文武藝,賣於帝王家」的千年老路,在實業、教育、出版、新聞等不同層面,開創出各自的新事業,不再擠在從政這條獨木橋上,不再以做官為唯一目標,在他們多元的選擇背後是近代初露的曙光。他們走的道路已經偏離了朝廷這個重心,圍繞他們這些人和他們的事業,在中國歷史上,朝廷之外的重心開始出現。可以想見,19世紀末、20世紀初,張謇這些人物在幽暗的長夜裡冒出頭來,腦後一樣拖著長辮,嘴裡說著子曰詩云,他們不懂外語,當時還沒有看到過更遼闊的外部世界,但他們是不折不扣的摩登(Modern)人物,他們是歷史的「新人」,他們的登場才真正意味著近代史在中國的展開。雖然他們手無寸鐵,但他們都是創造歷史的人,他們帶來的一種全新的做人模式,他們提供的是新的價值,他們的追求在儒家學說、八股文和詩詞歌賦之外。有了他們,其他讀書人(當時的和後世的)就有了可以效仿的參照系,就會慢慢形成一種新的風氣,社會進步主要是一種風氣的影響,而風氣的形成靠的是個別具體的、活生生的摩登人物作出的示範。一百多年前,無論怎麼評價張謇拖著長辮在南通那塊土地上辦工廠、辦學校、做社會事業的貢獻,都不會過分,他影響的又何止是一代人。@(//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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