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8日訊】早在十八、九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強大的知識分子力量，形成了一個有力的獨立知識分子傳統，換言之，從傳統的讀書人到近代知識分子的轉型，在俄羅早就完成了。相比之下，中國的這個轉型不僅起步很晚，而且曾經長期中斷，迄今為止，我們也不敢輕易斷言，轉型已經完成。

我常常想，中國知識分子的轉型開始於戊戌變法前後，主要以這幾個人為標誌：第一個人是張謇，他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戰爭那年中狀元時已經41歲。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他因緣際會，在故鄉江蘇南通開始實業救國生涯，當戊戌變法之時，他籌辦大生紗廠已進入第四個年頭，第二年，在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之後，他的紗廠終於開機生產了。在一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士農工商的排行中「商」仍居末位的的時代，一個狀元要以翰林身份去走一條前無古人的實業家道路，無疑是一個艱難的選擇。

第二個人是蔡元培，1892年他26歲那年中進士，他雖然認同維新變革的思想，卻不讚同康有為浮急的做法，認為中國這樣大，積弊如此深，不在根本上培養人才入手，企望靠幾道上諭一舉解決問題，未免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戊戌變法失敗，他並未被牽連，但他在當年9月毅然離開了翰林院，辭官南下，選擇教育救國之路，先是在紹興，後來輾轉到上海，開始他的近代辦學事業，他成為20世紀中國影響最大的教育家不是偶然的。

第三個人是張元濟，和蔡元培同是浙江人，同一年的進士，戊戌變法的百日間，他曾受到光緒帝的親自召見。變法失敗，他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隻身南下另謀出路。他有一個好母親，在他受挫之時給了他很大的安慰：「兒啊，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幾年後，他在得風氣之先的上海進入出版業，把商務印書館辦成了中國出版業的航空母艦。在出版這個全新的領域呼風喚雨，創造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他們之外，還可以加上第四個人，那就是辦報的汪康年，他和蔡元培、張元濟都是1889 年同科的舉人，1894年獲「同進士出身」的資格，但他一生走的是一條報人的道路，從1896年創辦影響過一個時代的《時務報》到後來的《中外日報》、《京報》、《芻言報》，他以自己辦報的實踐深深地介入了晚清中國。

以他們為標誌，這些都有科舉功名、擁有狀元翰林身份的傳統讀書人，終於告別「學成文武藝，賣於帝王家」的千年老路，在實業、教育、出版、新聞等不同層面，開創出各自的新事業，不再擠在從政這條獨木橋上，不再以做官為唯一目標，在他們多元的選擇背後是近代初露的曙光。他們走的道路已經偏離了朝廷這個重心，圍繞他們這些人和他們的事業，在中國歷史上，朝廷之外的重心開始出現。可以想見，19世紀末、20世紀初，張謇這些人物在幽暗的長夜裡冒出頭來，腦後一樣拖著長辮，嘴裡說著子曰詩云，他們不懂外語，當時還沒有看到過更遼闊的外部世界，但他們是不折不扣的摩登（Modern）人物，他們是歷史的「新人」，他們的登場才真正意味著近代史在中國的展開。雖然他們手無寸鐵，但他們都是創造歷史的人，他們帶來的一種全新的做人模式，他們提供的是新的價值，他們的追求在儒家學說、八股文和詩詞歌賦之外。有了他們，其他讀書人（當時的和後世的）就有了可以效仿的參照系，就會慢慢形成一種新的風氣，社會進步主要是一種風氣的影響，而風氣的形成靠的是個別具體的、活生生的摩登人物作出的示範。一百多年前，無論怎麼評價張謇拖著長辮在南通那塊土地上辦工廠、辦學校、做社會事業的貢獻，都不會過分，他影響的又何止是一代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