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4日訊】中國三年饑荒是因為取消了國際國內的糧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許飢民出門討飯，最後只有餓死一條路。防止饑荒再次發生的不只是增加糧食生產，更重要的是讓百姓有交換的自由，有流動的自由。何況沒有自由糧食也增不了產。所以說：自由是抵抗災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過去的二十世紀的一百年中，因為饑荒而餓死的人，總數大約為七千萬人(但是在前一個世紀，即十九世紀，餓死的總人數超過一億人)，比地方病和流行病死亡的總數略少一些。大體上又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之和。這都沒有算上因饑荒導致的生育的減少和營養不良而夭折的人數。在這過去的一百年中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饑荒，就是中國的1959-61年的大饑荒。所有的重大的饑荒都是因為戰爭或獨裁專制，真正因為人口過剩和經濟落後而餓死的不是最主要的。人口過剩和經濟落後都會造成普遍的，但是都是小規模的死亡。

在二十世紀以前，饑荒的主要原因還是糧食的生產趕不上人口的增長，也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起作用。糧食不足那時候是全球性問題，各處地方都存在糧食生產問題，到處都有人餓死，但是都是小規模的。現在二十世紀以後，我們完全有把握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已經過時了。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市場的發達，糧食既充足，又能夠方便地流動，大規模餓死人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條件下才會發生。但是在十九世紀之前的幾千年裡，確實是糧食的生產不足成為人類發展的障礙。人口的繁殖是幾何級數的方式，而糧食的生產是以算術級數的方式增加。新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到更偏僻，更遙遠的地方去開荒種糧。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到西部地區農民在高山峻嶺的半山坡上開墾，產量極低，運輸的成本極高,，但是人們不得不到這種生產條件極為不利的地方去謀生。按照我們現在的看法，這些地方根本是不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是馬爾薩斯的規律把他們趕上去的。

馬爾薩斯的理論已經過時的看法可以從近幾個世紀人口和壽命的變化得到證明。在十九世紀以前的幾千年裡人口增加非常緩慢。根據Angus Maddison(英)的研究，公元以後到十九世紀的1800年中，人口的年增長率不到0.1%，但是從十九世紀以來到現在的二百年中人口年增長率達到 1%以上，增加了十幾倍。至於壽命，在十八世紀末平均壽命是26歲，這是人類幾萬年掙扎的成果。而此後不到二百年的今天，全球人口的平均壽命已經增長到 67歲，壽命的年增長率增加了50多倍。十八世紀末是人類發展的轉折點。是什麼導致了這種變化，值得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來研究。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人類歷史上頭一次可以做到消滅饑荒成為容易的事。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終於被徹底克服。這是人類一個巨大的成就。現在大家所說的大饑荒，和歷史上的饑荒比較，是十分有限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饑荒都是發生在經濟落後而且是在戰爭的環境中。餓死的人數頂多只不過幾萬人。確實，當今世界上患營養過剩和肥胖病的人數早已超過餓死的人，也正在超過挨餓的人。

是什麼導致了饑荒死人？經濟落後的國家比較容易餓死人。貧困不僅僅是生產不足，而且是基礎設施的不足，很少有保險，儲藏，貿易，公共行動等補救措施。衛生和醫療的落後都擴大了饑荒造成的後果。當今世界上受饑荒威脅最大的國家都是人均收入最低的國家，如安哥拉，索馬利，埃塞俄比亞，莫桑比克，阿富汗。由於國家窮，一旦發生饑荒，很難迅速克服，其後果會延續多年。

糧食歉收會導致饑荒。饑荒往往發生在極端氣候期間，如乾旱，水災，使得糧食嚴重歉收。但是歉收既不是饑荒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即使是經濟最落後的國家裡，也都有相當的彈性來調整豐歉。我國學者宋國青對我國因為氣候特殊而減產的情況作過分析，他得出的結果是氣候影響產量在一個局部地區可能是很大的，但是就全國範圍而言，只有總產量的百分之一。因為各地的豐歉會彼此抵消。在全世界範圍內氣候影響產量的程度就更小了。不過他的分析不包括氣候變暖等長期變化的後果。

政治制度不良和爭戰是饑荒的主要原因，它對饑荒的責任遠遠超過經濟落後和糧食歉收。但責任者往往把饑荒的責任推給了經濟落後或氣候不好。人民權益的喪失會惡化饑荒的後果，使得本來容易克服的困難變成災難性的。比如1931-33年發生在前蘇聯的大饑荒，當時蘇聯的人均GDP是現在非洲經常受饑荒侵襲國家的三倍。同樣地，發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北朝鮮的饑荒，他們的人均GDP也比大部分現在有饑荒的非洲國家高得多，但是他們的損失卻大得多。這些例子說明由於比較好的公共管理，可以迅速採取補救措施，大大地減少饑荒的損失。阿馬蒂亞。森教授專門研究饑荒，他說現代饑荒不同於歷史上的許多饑荒，往往是糧食的分配機制被破壞，而不是沒有糧食的供應。森的研究提醒了許多學者去研究饑荒發生時的分配狀況。他們發現在饑荒流行時周圍有足夠的食物供應，但由於分配上的障礙，挨餓的人得不到供應。分配的障礙有許多不同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場被破壞，有錢也買不到糧。另外一個原因是沒有錢買糧食。這時候不是沒有糧，而是沒有錢。只想辦法去增產糧食，不注意提高百姓的收入，就搞錯了問題的對象。收入不提高，糧食再多照樣會餓死人。不過因為窮而餓死人是很個別的，在二十世紀以後不可能是大規模的，當今時代大規模餓死人都是因為人為對市場的阻隔，使最重要的供應渠道失去作用。

在今天，饑荒的防止是容易的。運輸費用大大地下降了，糧食儲藏成本很低，信息傳播非常迅速，國際的饑荒救助到處可得，營養和醫療的知識大有進步。在這種條件下大規模餓死人是非常特殊的事，它往往是和極權政治或戰爭相關。斯密（一位現代學者，和十八世紀的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同姓同名）就說，現代的大饑荒無例外地是政府濫用權力，採用錯誤的措施所造成。而且他們還想方設法掩蓋真相，森教授甚至還說，民主和饑荒是互不相容的。民主政治能夠讓信息不受障礙地傳播，能夠整治腐敗，避免政府的權威被濫用。

更重要的是要讓市場發作用。在市場能夠正常發揮作用的時候，饑荒很容易從別處獲得糧食而被緩解。世界市場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全球性的缺糧，也從來沒有發生過因為糧食禁運而餓死人。相反，倒是許多饑荒因為國際援助而得以避免。中國1959-61的饑荒和朝鮮前幾年的饑荒就是因為取消了國內市場，又隔斷了國際市場的作用。否則饑荒絕不會那麼嚴重。市場對於防止現代饑荒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兩個國家的饑荒更因為不允許人口的自由流動而格外嚴重。糧食不能流入，如果人口能夠流出，也不會死那麼多人。市場的自由參與，人口的自由流動，都涉及人的基本權利。如果把人圈定在一個小圈子裡，不許可商品和人口的任何流動，糧食只能自給自足，那麼任何原因造成的局部供應不足都會造成饑荒，都會餓死人。所以饑荒造成的最大威脅來自於對人們自由的干涉。或者說，抵抗饑荒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而不是增產糧食。更何況沒有自由，糧食也很難增產。

饑荒死亡人數的統計是非常困難的。中國1959-62大饑荒的死亡數字，一般專家估計為1400萬到4300萬之間。這兩個數相差極大。我自己對這個統計作過很粗線條的，但是也是最基本的研究。其方法如下：當年的人口數是上一年的人口加上新出生的，減去死亡的。死亡的人口中包括正常死亡和餓死的。從頒布的人口統計數字可以知道災荒前後的人口數，如果能夠找到此期間新生人口和正常死亡的人口，剩下的就是餓死的人口數。但是新生人口和正常死亡的人口數是未知的，所以只能求助於假定。如果這兩個數和災荒以前相同，沒有變化，可以算出餓死的人是4200萬。但事實上災荒年代新生人口肯定會減少，所以實際餓死的人到不了4200萬，大約是3500萬比較可信。我國學者金輝對三年災荒的死亡人數有過更徹底的研究，他對公佈的人口數有懷疑，因而作了更全面的比較和分析。

在現代社會中大規模饑荒發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對我國更不是一個威脅，因為我國的經濟實力有就有了巨大的增長，人均收入比1960增加了近二十倍，社會的組織化有了徹底的改進，專制已經消退，對外開放使中國融入了世界經濟，物資的流通十分方便。所以大饑荒事實上已經成為過去。可是我國的許多政策還以防止饑荒作為前提。比如為了糧食安全而保護耕地，導致城市的用地供應不足，房價飛漲。我們應該瞭解現代學者對饑荒的最新看法。@(//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