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2日訊】二○○四年一月，民營電台「希望之聲」開始了兩個小時對華廣播，同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大紀元》刊載了《九評共產黨》社論的第一評，我在讀完第一評後，馬上意識到這個社論的特殊意義，立即指示編輯室製作語音版，在以後的十幾天裏，《大紀元》每兩三天推出下一評，而「希望之聲」也是亦步亦趨地推出了一集一集的語音版。二十天後，電台又拍板增加時段，大膽購買了第三個小時的三百千瓦大功率的廣播時段，整小時播報《九評共產黨》社論節目。次年三月，我們的記者瞭解到因為收聽這個節目，北京市面上的短波收音機賣脫銷了，而後來來自台灣的短波收音機生產商的消息說，他們二○○五年對大陸的出口就增加了三成。

歷史上有些事情的發生似乎是不經意的，《大紀元》的這篇奇文推出時，沒有大手筆的公關，沒有合縱連橫的通路推廣，甚至到今天也沒有人知道作者是誰，但是，偉大的作品一定是帶著它的真理，而且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自《九評》推出到今天，根據我們電台的瞭解，這部作品在大陸默默的、廣泛地流傳，如水銀瀉地，又如春雨，潤物細無聲。其影響中國、甚至世界的作用，也許只有當地底已經滋潤透徹，融化到表面的冰雪時，人們才會驚覺。

吳葆璋先生是一個有慧眼的人。當然，我以為，所謂有慧眼的人一定是無私且持心直正的人，才可以不會為雜念所干擾而得出判斷。我在很早就注意到吳先生的文章和言論，在當今紛紛擾擾的理論和看法中，能夠一下抓準事情的本質。在二○○六年七月，我終於有機會和儒雅可敬的吳先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一晤，從炎熱的憲法大道的路邊，到清涼的Smithsonian博物館的餐廳內，在整整一個下午裏，我瞭解到了吳先生為了真理於八九年走出中共新華社之後，通過法國廣播公司中文部為中國人民做了多少事情。而在如何辦媒體，如何能為中國帶來真正的新聞自由方面，我又從吳先生這裏得到了諸多寶貴的教益。

但是，直到我讀到這部書的書稿，我才能體會到吳葆璋在這幾年退而不休的生活中，為中國人民做的更多的事。吳先生不僅向華人，更重要的是，向西方國家和社會，以他獨特的經歷，實實在在的故事，用觸動思想的筆鋒，提出準確到位的觀點，講清中共的本質和中國問題的本質，以及西方社會如何真正幫助中國的關鍵。

作為從高科技軟體轉入創辦獨立媒體的我，幾年來實在是一段奇特的經歷，我親身見證了一個龐大的，也許現在還不廣為人知的，重建真實、重建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最終重建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偉大工程，眾多的炎黃子孫懷著對國家的拳拳之心，頂著壓力，甚至冒著生命危險，不眠不休地工作，為中國打造自由媒體的平台，不僅成績蜚然，也讓我對中國的未來深具信心。但是，在真相撲朔迷離，世事紛擾，真假難辨的今天，誰能讀準這一切？吳先生是少數能把握這一變化的智者，對此，我不僅是欣慰，簡直就是讚歎了。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被漫漫長冬凍得已經麻木和沒有信心的人們，可知春天已經來臨？而吳葆璋先生，則是春天的使者。

（《萊蒙湖畔望春回》序，原題「春天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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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葆璋先生從事新聞行業四十餘年，是一位在新聞界頗受敬重的資深媒體人。「六四血案」爆發時，當時身為新華社駐巴黎記者的吳先生在法國電視中看到中共軍隊屠殺學生的場面後，憤然交了辦公室的鑰匙，義無反顧地離開了新華社。此後，1989年底，吳葆璋先生通過公共考試進入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任中文部主任，直至2003年退休，現定居法國首都巴黎。

《萊蒙湖畔望春回》書中收錄了二十篇吳葆璋先生的專訪及各地演講稿，主題大都圍繞中國問題及大紀元推出「九評」後的觀察及反思。內容從2005年元月第一篇「九評」發表後，吳葆璋先生接受大紀元專訪：《九評》填補現代人類思想史空白，到2008年在法國隆斯索尼埃市討論會上的講話：救救奧運囚徒，與會發言地點遍及歐洲各國及台灣。

吳葆璋先生的發言內容精闢，事前準備演講稿的態度非常嚴謹，文章讀來鏗鏘有力，對中國的現況及面臨問題，以國際視野，指出真正幫助中國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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