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4日訊】今年，2008年，是中國大饑荒50週年。從1958年到1961年，在中國發生了人類有史以來死人最多的一場大饑荒。上海大學教授金輝指出：”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到四千零四十萬。”縱觀中國歷史，1949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的二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零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而毛澤東一個大躍進，餓死的人就至少相當於二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數的總和。三年大饑荒，過去中共官方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然而中央氣象局的統計材料顯示，那三年的中國氣候實際上是很正常的。並沒有出現嚴重的自然災害。大饑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1962年初，中國剛剛走出三年大饑荒的深淵，國家主席劉少奇對即將赴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李葆華說：”回去以後，把前三年的歷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

這裡，我向大家介紹一本關於大饑荒的書，書名是《人禍》，作者是旅美學者丁抒先生，由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於1991年出版，是有關中國大饑荒的第一部專著，堪稱中國大饑荒研究的奠基之作。後來，作者又對此書做了增訂再版。作者從合作化運動講起，講到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吹牛皮放衛星大刮共產風；再講到廬山會議反右傾，變本加厲，最後講到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收集了幾乎當時一切可以收集到的資料，並予以細心的歸納整理，以夾敘夾議的方式，既描述了這場大饑荒的狀況，又分析了它的成因與後果。每一個想認真瞭解和深入研究大饑荒這段歷史的人，都不應該錯過《人禍》這本書。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迪亞.森指出的那樣：”人類的饑荒史的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饑荒發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饑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部落，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經濟，發生在一黨專制的新興獨裁國家。但是，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饑荒。”

我們知道，共產黨開大會發佈公告，總愛說什麼”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但事實上，共產黨卻往往是從錯誤走向更大的錯誤，從罪惡走向更大的罪惡。毫無疑問，毛澤東是大饑荒的罪魁禍首。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有人為毛澤東辯護，說毛澤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是什麼”好心辦壞事”。是的，李志綏也說過：”毛一再號召’講真話’。即使在今日，我對共產黨的夢想早已全然幻滅之時，我仍認為如果毛在’大躍進’初期便完全瞭解真相，他可能會及時制止那場大災難。”當然了。我也這麼認為。天下沒有一個統治者樂於自己國家的經濟走向崩潰，正如同沒有一個統帥樂於自己的軍隊打敗仗。可是，一旦糾正錯誤可能會影響到自己至尊無上的權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完全相信毛是真心實意地想瞭解真相。誰說暴君不喜歡聽真話呢？他只是不喜歡講真話的人。所以暴君常常分不清真話假話，所以暴君常常被謊言所包圍。我同樣相信毛是願意糾正自己錯誤的，只要這種糾正無損於自己的英明形象。然而，除非事態惡化到無法掩飾的地步，毛才有可能完全瞭解真相；此時再出面制止已經談不上”及時”，那勢必會損害到自己不容挑戰的權威。在這種情況下，暴君寧可將錯就錯，甚而變本加厲。暴君尤其不能容忍別人先於自己指出錯誤糾正錯誤，因為那在暴君看來便有謀反奪權的重大嫌疑。五九年廬山會議就是明證。儘管說到後來(六一年六二年)，毛不得不作出讓步，那麼他從此便對那些比自己正確的同僚懷下了不可原諒的忌恨。在很大程度上，毛髮動文革正是為了對當年的退讓進行報復。無怪乎彭德懷、劉少奇會成為文革中在劫難逃的犧牲者。

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早就指出，在極權統治下，往往是最壞者當政。因為極權主義的理念本身就是錯誤的，當共產黨用強力推行它那套理念時，勢必導致慘重的失敗；這樣，共產黨就面臨又一次選擇：要麼，它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這就必然導致一黨專政的瓦解。要麼，它強詞奪理，文過飾非，以錯為錯，甚至變本加厲，用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先前的錯誤，用更大的罪惡去保護先前的罪惡。毛澤東和中共所做之事，縱然說在一開始還可能有好心辦壞事的成分，那麼很顯然，越到後來，好心的成分越少，越到後來，越是壞心辦壞事。

由此可見，唯有結束共產黨一黨專制，我們才能從根本上結束這些錯誤與罪惡。這就是我們在大饑荒50年後應該得出的結論。@

－－北京之春2008年5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