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4日訊】中國工會的百年史，是一部誕生，發展，變異，墮落的歷史。

民辦工會：乾淨的工會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的萌生和發展，19世紀中葉產生了最初的工人組織。它們多半以行幫、幫口的形式出現，具有分散、狹隘、排他和迷信的色彩，但卻是工人互濟互助，團結禦侮的利益組織，是孕育工會的胚胎。

19世紀末，各地出現了「娛社」、「研究會」、「促進會」、「自治會」「哥老會」「聯合會」等各種帶「會」字的現代工人社團。進入20世紀，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工人隊伍急劇擴大，到1919年已達200多萬人，勞資糾紛也隨之增多和加劇。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受英美等國工人的啟發和影響，中國工人在沿海沿江城市廣泛建立了工會組織。

這時的工會，基本上是自發組織建立的，沒有明顯的政治勢力侵入，是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民辦工會。工人們不滿僱主的盤剝欺壓，最初只會分散地採取與僱主吵鬧，破壞機器設備，搶奪倉庫等手段進行反抗，收效甚微。工會的出現使他們學會了談判、罷工、集會、遊行示威等方式，局面大為改觀。據史料記載，從1840年到1919年罷工次數逐年增加，1918年就發生33起。罷工規模從幾十人、幾百人發展到數千人。罷工方式從車間罷工、全廠罷工發展到行業同盟罷工和總同盟罷工。罷工的主要要求是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反對打罵工人，收回礦權，抵制日貨等等。這時的工會因未被政黨染指，而成為中國工會史上「最乾淨」的工會，也因此為中共的御用史家故意輕忽和貶低。

黨辦工會：瘋狂的工會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第一個決議，是它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成立產業工會的決議。從此中國工會邁入了一個屈辱、無奈、變態的世紀。

為了獨攬工會的領導權，中共把自己封為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而把工會說成是群眾性組織，從而全盤接管工會的領導機構。對不願歸順的工會則打成「黃色工會」「工整會」「改組派」「工改會」等，加以圍剿。其領袖人物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甚至肉體剷除。

中共在工會中嚴厲批判「單純的經濟鬥爭」，把工會維護工人切身利益的行動指摘為「尾巴主義」、「右傾」、「經濟主義」。工會不是政黨，不以執政為目標，但中共強制工會把經濟鬥爭「上升」為政治鬥爭，使它成為奪取政權的工具，而完全不顧工人的死活。

中共從來不是工人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它虛情假意地支持工人改善待遇的鬥爭僅僅是作為掩護自己，「爭取群眾」，「孤立敵人」的一種手段，或說策略。自從被中共挾持以後，工會就變得面目全非。以1927-1928年武漢的湖北省總工會（前稱中華全國總工會）為例，經劉少奇、李立三、向忠發、陳賡等一班共產黨人的「改造」，它完全變成了一個公開的軍事組織。它的總部下設三個大隊，每個大隊設3個小隊，下設區聯隊，有步槍2000多支。還有1萬多名14歲上下，戴紅領巾，拿棍棒的未成年人組成的「勞動童子軍」。在同興裡和血花世界設立講習所和訓練班，灌輸反叛思想和軍事技術。從總工會發出的系列指令是： 「武裝暴動」，「飛行集會」，「厲行赤色恐怖」，「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工頭」，「立即做到電燈不亮，電話不響，電報不通，自來水不流，交通斷絕」。工會經常處決人犯。1927年11月29日在震寰紗廠，省總工會主持3000人大會，當場槍斃了混在人群裡的5名改組委員。這時的工會已完全蛻變成類似基地蓋達組織那樣的恐怖組織。

官辦工會：骯髒的工會

中共奪取全國政權以後，依靠國家的力量把中華全國總工會扶持成唯一的工會組織，並迅速完成了對產業工會和地方工會的吞併，從而實現了全國工會掛一個牌子。

在相繼整肅了李立三的「工團主義」，賴若愚的「經濟主義」之後，工會學會了如何面對新的僱主：昨天帶領他們反對資本家的共產黨。「做黨聯繫群眾的紐帶，共產主義大學校，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支柱」成了工會工作的指導方針。於是小組生活會、思想匯報、技術革新、職工夜校、文化宮代替了靜坐、罷工、遊行、示威。工會的全部工作都是設法使工人的經濟要求和政治權益被稀釋和霧化，並千方百計讓他們感覺生活在幸福之中。

但反抗一直存在。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內全國有一萬多工人罷工。1966年11月以臨時工合同工為主甚至建立了全國性的「全紅總」和「工代會」，試圖擺脫全總，另起爐灶。到1989年全國終於出現了一系列獨立的勞工組織，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的「工自聯」，這個真正的獨立工會有2萬多會員。中共撲滅它們的武器是軍隊、警察和監獄。

在國家法團主義的架構下，工會變成國家政權的一種輔助性、依附性機構，而不再是一個利益團體。它被完全納入國家政權體制內，而成為政權結構的組成部份。它的管理體系被國家供養。做為交換，工會承諾幫助國家控制工人，並阻止對工人的階級利益表達和自發組織的出現。

面對失業、下崗、買斷、礦難、拆遷、農民工、暫住證、欠薪這一系列工人的悲慘遭遇，工會徹底失聰、失明且失語。在此起彼伏的罷工、集會、遊行、示威、抗議、絕食、請願、上訪等「群體事件」中，工會的角色不是代言，而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在遼陽、海城等工人請願事件中，工會幹部被指派混進罷工工人中蒐集情報，幫助黨查出事件的組織者。至此，工會已完全墮落成執政當局的走狗。它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個黃色工會更壞一百倍。

沃爾瑪是一個低成本運營的無工會企業，但在中國，它樂見工會組建，並情願額外支付工資總額百分之二的款項做工會經費，就是因為它終於明白了「中國的工會不是美國的工會」。在勞資糾紛中，中國的工會總是替資方說話，因為平息勞方的抗爭，是黨改善軟環境以吸引外資的「大局」。

中國工人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已經不指望工會，而普遍寄希望於外國客戶的「國際社會責任標準」安排（SA8000）。這是中國工人的悲哀，也是對中國工會的莫大諷刺。

——原載香港《動向》2007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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