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一個中午，日本中部長野縣的一座小城，陽光猛烈，當地中小學生在著名的音樂指揮家小澤征爾指揮下，舉行了一場銅管樂合奏表演。成百上千名日本人眯著眼睛，黑壓壓地圍成一片。

　　也許是看孩子表演的心情殷切，家長們進入露天的演出場地時，難免有些擁擠，卻禮貌而克制，決無混亂。演出開始后，在小澤征爾指揮下，家長們自發地与孩子們唱起同一首歌，表情虔敬，而歌聲之整齊一致，猶如事先排練。記者置身其中，望著不遠處的一座日式古堡，產生了一种超現實的感覺。

　　表演結束后，人們本來已經站起來，正准備四散离去，突然有一位攝影師站在梯子上，號召大家重新蹲下，照一張全景照。他沒用大喇叭，就這么喊了一嗓子，眾多的男女老少居然回到原來的位置，擺好姿勢，微笑著等待快門按下。

　　個情景令記者惊异。

　　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菊花与刀》里說，每個民族都有一幅觀察生活的透鏡，一個民族的焦距和透視法使該民族獲得一种全民的人生觀，而透過這一透鏡看到的景色是上帝安排就緒的。在那個時刻，記者真的感到了因為焦距和透視法的切換而帶來的驟然眩暈。記者同時也相信，“上帝”給日本的透鏡或許是特制的。

　　這個國家有著最為頑固的頻頻參拜靖國神社的軍國主義份子，也有大江健三郎那樣為和平奮斗的讓人肅然起敬的知識分子。在表面上，這里看不出富人和窮人的差別，到處整洁干淨，人們工作勤奮，极其講究秩序和細節。快到上班時間，西裝革履提著公文包赶地鐵的男人低頭疾步行走，但是轉眼之間，他們就可能在遍布大街小巷的電子游戲廳的喧囂中大肆發泄，或者蜷縮街角，成為穿戴整齊的醉酒者。明治神宮，穿著老式日本鞋的工人打掃落葉時動作快得好像背后有人鞭打，讓記者感到這是一個极為刻板机械的人群；但离這里沒多遠的原宿，打扮夸張的新新人類又把這种感覺完全掉了個儿。一個衣冠楚楚的年輕男子，可以在電梯里當著眾多女性的面，翻閱色情雜志。而那些表面上看起來非常端庄單純教養良好的女性，也可能是成人雜志的讀者……

　　据說很多人到日本后，都會陷入迷惑當中，如在電影《迷失東京》里，那位美國過气明星面對一身正裝闖入他房間、突然倒在地上大叫大嚷的日本婦女，大致也處于同樣的困惑中。

　　大江健三郎在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詞中說：現代日本無論作為國家或是個人的現狀，都孕育著兩重性。他在名為《我在曖昧的日本》的演講中說，把國家和國人撕裂開來的“強大而銳利的曖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种形式表面化。而他所理解的這种曖昧的根源在于，日本現代化方式不被西方也不被亞洲理解的孤立處境。

　　這真是個矛盾重重的國度，這种內在的分裂往往讓人覺得無法將之壓縮到一個時空中去。在日本采訪期間，記者曾兩次得到日本陌生人的傾力相助，一次是買錯了車票，地鐵站里分發廣告的一個人帶領記者去退車票，然后幫記者買了新的車票，直接送到乘車的檢票口；一次是記者迷了路，求助的那位警察一聲不吭地走了很遠，把記者帶到住處門口。

　 “為什么日本人這么熱情？”當我向一位在日本工作多年的中國同行感慨時，他說他也問過日本朋友類似的問題，對方的回答讓他惊訝。那位朋友說，事實上，日本人對這樣的事情未必真的熱情，或者心甘情愿幫你。但是只要你找到他，他就認為這是“他的事情”了，要承擔責任，因此要做到最好，即使他很厭惡。

　　可以印證這一觀點的是，在日本的地鐵里面，几乎沒有人主動為老年人讓座。据一位正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女生說，她當初扛著巨大沉重的箱子來到日本，發現沒有任何人愿意地幫上一把。那時候她不知道，其實只要她一開口，最冷漠的日本人就能變成最熱情最負責任的日本人。

　　因此，在中國人和日本人看似同樣的行為后面，可能是兩套完全不同的邏輯思維方式。

　　在日本的初次近距离觀察，都會讓我們极不平靜。記者在日本的強烈感受，往往遠胜于造訪其他國家，首先可能是因為兩國未結清的曆史恩怨，另外就是雖然具有同一膚色但內在差异巨大。踏上日本國土，意味著一切有關日本的認知碎片：鐵臂阿童木、731部隊、本田轎車、佳能相机、山口百惠、靖國神社、幫助中國民間索賠者的日本律師、寅次郎……与現實中日本的各种圖景迅速擠壓疊合進這片狹窄的時空。

　　這种強烈的刺激會導致兩种完全不同的認知。

　　一群樂于被攝影師指揮的和善禮貌的男女老少，一群在高樓大廈的窗戶后面徹夜不眠如同工蜂般勤奮的上班族，与在二戰期間屠殺別國民眾時毫無人性的士兵，与至今仍屢屢參拜靖國神社的軍國主義分子，居然同屬一個民族。本尼.迪克特給我們的的示也許是，描述日本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想一個形容詞，同時在字典里找出一個反義詞來作為補充。她在《菊花与刀》中對此种矛盾性的表述就极為經典：“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布，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質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現出來的。”

　　記者遇到的一位資深的中國同行認為，樂于被攝影師擺布的民眾和毫無人性的戰犯，事實上有著极強的邏輯聯系。日本人太“乖”，強調集体觀念，認同等級制度，情義大于是非善惡的判斷，而戰爭中的殺人行為對他們來說不過是執行上級命令而已，因此很難有很深的負疚感。特別是因為遵守秩序，他們的性格處于長期壓抑之中，這种能量在戰爭中就可能被變態釋放，一如在和平時期他們沉溺于電子游戲中的暴力。

　　一位日本左翼知識分子亦對日本人的這一點表示憂慮，因為中國的傳統觀念是“和而不同”，而日本人秉持的“和為貴”卻意味著，如果大多數人同意一個東西，反對者往往會自動選擇妥協。這使日本社會更容易高度同質化，因而也更具危險性。

　　中國人在日本最痛苦的是，日本人炫耀的近現代化過程中的赫赫奇跡，大多与中國曆史上的屈辱有關，如記者來到櫻花爛漫的上野公園時，感到宁靜而祥和，但回國查資料，卻發現那里是中日海戰之后日本狂歡的重要場所。1895年的《紐約時報》記錄了當時的場景：“各式各樣的花車上挂著用竹竿挑著紙糊的或用柳條編成的人頭，表示被斬首的清國人，搖搖晃晃地開過來，引起人們的哄笑。”

在情感上，日本大概永遠會是令中國人情感复雜的國家，在訪問日本十日之后，竟然使并不新鮮的一句話重新在心中涌動，而且變得格外強烈：國人當自強。

　　作者： 在南周混過 轉自驛釗傳媒學習小組 文章來源:中國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