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我學過意大利語，法語和德語。而在這個我似乎無法再回到中國的夏天，我計劃把這段時間用來學習阿拉伯語。我的目標是：在我30歲的時候，除了漢語和英語，再掌握10門語言。我如此(飢渴地學習外語)，因為我相信語言是通向理解的橋梁。拿中國和西藏來說吧。如果更多的中國人學習藏語，而更多的西藏人學習中國的更多事情，我相信，我們這兩個民族（peoples）能夠更深地彼此理解；而現在我們之間的危機，我們也能夠和平地克服。當我試圖在中國的和支持西藏的校園游行者之間調停的時候，站在中間立場的我被中國人抓住、誹謗和恐嚇。遊行結束之後，這種恐嚇仍然在網絡上繼續著，而且我開始收到恐嚇電話。然後事情變得更加糟糕：我在中國的父母也被威脅，不得不躲藏起來。我在自己的祖國成為了「不受歡迎的人」。

這是一段令人恐懼不安的經歷。不過我決定，即使冒著威脅和辱罵，也把它說出來。如果我保持沉默，也許同樣的事情將來什麼時候會發生在另外一個人身上。

下面是我的故事。

當去年八月我第一次來到杜克大學的時候，我曾擔心我不會喜歡這裡。杜蘭姆，杜克所在的地方，只是北卡州的一個小城,而我來自有430萬人口的大城市青島。但是最終我適應了，而且現在我深深地愛上了這裡。這裡的人們來自世界各地，構成了一個複雜的環境。聖誕假期時，所有的美國學生都回家了，但是對中國學生來說回家的旅費太貴了。因為宿舍和食堂都關門了，我在校外租房子住了三個多星期，和四個西藏同學一起。雖然我們來自同一個國家，可是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親眼見過一個西藏人，更別提和他們交談了。在這段時間裏，我們每天一起做飯，一起吃飯，一起玩牌和下棋。當然，我們也討論我們在中國的兩端長大所經歷的不同的生活。這種交流開闊了我的眼界。我一直認為雪域高原是個浪漫的地方，很久以來都對西藏懷有好奇和嚮往，不過我從來沒有去過那裏。現在我瞭解了西藏人懷有一種和我們不同的世界觀。我的西藏同學們是信仰堅定的佛教徒，他們的信仰啟發了我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義。就像所有的中國人被教育而成為的一樣，我曾經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不過我現在看到了更多的東西，看到了生命還有靈性上的一面。

在三週裡我們談了很多，當然我們交談時都是用的中文。在好一些的中學裡藏文都不是教學的語言，藏語現在已經是一種瀕危的語言，面臨著滅絕的危險。西藏人必須接受漢語教育來在我們的極端資本主義化的文化中勝出。這讓我感到很難過，讓我產生了願望去學習他們的語言，既然他們已經學習了我們的。4月9日傍晚發生的事情讓我想起了這些回憶。當我走在從餐廳去圖書館學習的路上時，我看到了廣場上舉著西藏旗和中國國旗的對峙的人們。在此之前我沒有聽說有關遊行的任何事，所以我感到好奇，想去看個究竟。在兩群人之中都有我認識的人，我在人群之間穿行，詢問我的朋友們的看法。兩群人站得涇渭分明，互相完全不交談，我感覺這樣很愚蠢。根據我的經驗，這種局面經常是由語言障礙造成的，因為很多在這裡的中國人是科研人員和工程師，他們都對自己的英語能力沒有自信。我認為我應該試圖讓兩群人走到一起，開始一些交談。讓每個人能夠用更寬的立場去思考問題——這也是老子、孫子和孔子教導我們的。我的父親也曾經教育過我，觀點分歧沒有什麼可怕的。不幸的是，現在的中國人裡面有一種被廣泛接受的看法：批判性思考和不同政見總是會造成問題，所以每個人應該保持沉默，營造和諧。很多事情都是由我在支持西藏活動的組織者後背上書寫標語「解放西藏」引出來的，那位組織者是一個我認識的美國人。事實上我這麼做僅僅是出於他要求我這樣做，並且以我幫他寫了之後，他才會和中國遊行者對話為交換條件的。我怎麼也想不到中國人會如何抓住這件清白無辜的事情作為把柄。雙方的組織者確實一度進行了溝通的嚐試，但是並不是很成功。中國遊行者們認為，作為中國人，我應該站在他們的一邊。支持西藏遊行者們大部份是美國人，他們並不真正瞭解問題的複雜性。事實上，雙方都是閉目塞聽的，每一方都拒絕考慮另一方的立場。我覺得我能夠幫助大家，試圖把一場吼叫的比賽變成一場意見的交流。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站到中間，力勸雙方心平氣和、相互尊重地走到一起。我相信大家有更多共通的地方。求大同，存小異。然而中國遊行者們——可能有100人或更多，遠大於藏獨遊行者的數量——變得越來越意氣用事、大喊大叫，不讓另一方說話。他們步步緊逼，推擠得對方——只有一打人的藏獨遊行者群體——抵在了杜克大教堂的門上，高喊著「騙子，騙子，騙子！」這讓我感到很難過。這太盛氣凌人了，所有的中國人都該知道這句諺語的：君子動口，不動手。

我感到很害怕。但是我相信我是在試圖增進雙方互相的理解。我在兩群人之間來回穿梭，大部份時間都在和中國人用我們的語言交談。我一直力勸每個人冷靜下來，但是看上去只是令他們更憤怒了。一些中國年輕人——我們叫他們「憤青」——開始對著我叫罵。很多人不知道，在中國人這一邊，也有很多人支持我，說著：「讓她說話。」但是他們的聲音被少部份喪失冷靜者的叫喊聲淹沒了。因為我說了些英語，中國這邊的一些人指責我，叫我只說漢語。但是美國人不懂得漢語。一些中國人認為不說英語是在體現民族尊嚴，我認為這樣想很奇怪。語言是一種工具，一種用來思考和交流的工具。

在遊行的最高峰，一群中國人圍住我，指著我,說:「記得柴玲嗎？所有的中國人都想用汽油燒死她，你看上去就正像她那樣。」他們還說我精神有問題，我應該下地獄。他們問我是從哪個地方來的，我是哪所學校畢業的。我告訴了他們。我沒有什麼好隱藏的。但是然後情形開始感覺起來就像一群憤怒的暴徒快要攻擊我了似的。最後，我在警察的陪同下離開了遊行。回到我的宿舍，我登錄了DCSSA（杜克華人學生學者聯合會）的網站和郵件群，看看人們怎麼說。杜克華人學生學者聯合會的一名幹部錢方舟（音），沾沾自喜地說：「我們確實給了他們點顏色看看！」」我貼了一封公開信，解釋我沒有支持西藏獨立，就像一些人指責我的那樣。但是我支持西藏的自由，就像中國的自由一樣。所有的人都應該有自由，基本權利受到保護，就像中國政府宣稱的一樣。我希望這封信能夠引發一些實實在在的討論，但是人們只是更厲害地指責和奚落我而已。

第二天早晨，一股風暴席捲了網絡。我的照片被貼在了網上，我的額頭上打印著「賣國賊！」的字樣。然後我看到了令人驚恐的事情：我父母的身份證號都被貼了出來。我非常震驚，因為這些信息只能來自中國警方。」我看到了我父母在中國的家的詳細地址，和號召人們去給「這個無恥的狗」一點教訓的帖子。然後我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我收到很多電話恐嚇我的人身安全。這很諷刺：我努力去阻止的東西，全部加諸我的身上了。我第二天早晨和我母親通了電話，她說她和我父親要去躲藏起來，因為他們也受到了生命恐嚇。她說我不該打電話給他們。從那時開始，簡短的電子郵件成了我們唯一的聯繫方式。另一天，我在網上看到了我父母家的照片：門口倒扣著一桶糞尿。更加頻繁地，我聽說玻璃被打破和門被貼上猥褻標語的消息。並且我被告知，在集會討論對我的制裁之後，我的高中撤回了我的畢業文憑，並且加強了愛國主義教育。我理解人們如此情緒化和憤怒的緣由：在西藏發生的事情確實是悲劇性的。但是要把我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是不可接受的。我相信獨立思考的中國人明白這一點。因為那些人彼此煽風點火，表現得像暴徒一樣，所以事情才變得這麼糟糕。

現在，杜克大學警方保護著我的人身安全，而中國網絡上的打擊還在繼續。但是和那些誹謗我的人預期相反，我沒有束手無策，偷偷逃跑。而我的回答，就是公開這件令人羞恥的事情，為了保護我的父母，也為了讓人們能夠反思自己的行為。我再也不害怕了，我決定檢驗我言論自由的權利。

因為語言是通向理解的橋樑。

本文原文原載《華盛頓郵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