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6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李肅2008年4月25日華盛頓報導)中共中央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中國官方把這段時間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或者“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而非官方說法稱之為“大饑荒時期”。

對於這場災難，官方和非官方說法有一個共識，都認為中共發動“大躍進”運動，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標，浮誇風和“共產風”是重要成因。

“大躍進”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標，下面就謊報產量，搞虛假繁榮。毛澤東在1959年就曾經對自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說：“有很多的假話，是上面一壓，下面沒有辦法，只好說。”

*高層壓出來的假話騙了自己*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估計並正式公佈當年糧食產量將比1957年增產60%到90%，達到6000億到7000億斤。年底的時候又估計成8500億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領導層雖然已經知道上一年的糧食產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糧食的實際產量，還認為實際產量有5000億斤。

按照這種估計，中國人均糧食佔有量將達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糧食消耗500斤的水平。於是，政府告訴老百姓“放開肚皮吃飯”。到1958年年底，中國農村建立起“吃飯不要錢”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萬個，敞開口吃。

但是實際上中國的糧食產量遠沒有那麼多，後來核實的1958年糧食產量只有4000億斤。結果農民“寅吃卯糧”，沒過幾個月，家裏的糧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糧食吃光了，只有挨餓一條路。

*主推手曾有清醒時*

毛澤東對這種情況並非沒有察覺。1959年3月，毛澤東在鄭州開會期間，要求召開河南省“六級幹部會議”，瞭解農村情況。上萬名幹部參加會議，大到省委書記，小到生產隊長，誰都不敢講實話。

唯有洛寧縣一個生產隊長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講了真話，抱怨人民公社隨意調用農民的糧食、牲畜、家畜和財產，“80%的勞力都被調去煉鋼鐵了，地裡沒人幹活了。……人人都擠到集體食堂吃飯，……集體食堂已經坐吃山空，沒有糧食下鍋了，就用榆樹皮、野菜湊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鬧，好多人害上了浮腫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來了”。

毛澤東在3月8日親自接見了李成午，讚揚說：“一萬多人的代表會議，沒有人敢這麼講實話。成午同志說得好啊！看來，『共產風』是實。”

*毛批共產風 誓言搞右傾*

毛澤東還對在場的洛陽地委書記、文革期間曾經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的紀登奎說：

“我去年在北戴河會議上說辦人民公社，沒說叫刮『共產風』。……吃食堂飯，實踐證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須去掉食堂。”毛澤東還在鄭州會議上批評“拿共產主義的招牌，實際實行搶產”，批評農村的“共產風”“是掠奪，是搶劫”。

他還信誓旦旦地說：“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來跟我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裏告狀。”

有了毛澤東的尚方寶劍，1959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說：“糧食分配到戶，個人自願參加(食堂)，口糧依人定量，節余全部歸己。”還指示將自留地發還社員，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家禽。

*“革命兩面派”毛澤東*

1959年6月，毛澤東回家鄉韶山。當地老百姓告訴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飽。面對家鄉父老，毛澤東只好說：“食堂裡吃不飽飯，可以散了嘛。這個辦法也太費糧食。”

然而毛澤東心裏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這邊剛剛允許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邊馬上就在前往廬山會議的途中鼓勵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說：“食堂要堅持下來。”“不要去提倡食堂堅決垮臺，是堅決自願，堅決辦好。”

*錯事再多也是小事*

1959年6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重申要積極辦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開“廬山會議”。毛澤東在開幕式上說：

“有人說，你大躍進，畝產糧食多少多少，為甚麼糧食又緊張起來？為甚麼女同志買不到髮夾子？為甚麼肥皂、火柴買不到？說不清楚就硬著頭皮頂著，鼓足勁去幹。明天各種東西多了，就能夠說清楚了。總的是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

聽到與會者發牢騷之後，毛澤東就說：“總路線有問題，大躍進有問題，人民公社有問題。他們提出的批評，據我看，提出的儘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我說他們看錯了。”“沒有甚麼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幾千幾百件不對頭的，但從總的形勢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只能是一個指頭。”

*夾在頌歌中的婉言相勸*

當時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曾經積極宣傳“大躍進”，但是他在基層調查時看到和聽到許多“大躍進”災難的情況。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於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私人信件，對“大躍進”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評，主要是批評“浮誇風氣”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當然，彭德懷在信中並沒有少唱讚歌。他說“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公社化“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彭德懷只字未提毛澤東的失誤，反而多處為毛開脫。

在信的結尾，彭德懷說：“今年明年和今後4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15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4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引蛇出洞 故伎重演*

不料，彭德懷這封對“大躍進”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讓毛澤東大為不滿。他將信印發給與會者討論。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張聞天、中國軍隊總參謀長黃克誠、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和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電力部副部長李銳不清楚毛澤東的態度，在會上發言贊同彭德懷的觀點。

毛澤東隨後亮明瞭態度，說“現在黨內黨外夾攻我們，黨外有右派，黨內也有那麼一批人”。於是，彭德懷等人受到圍攻。

*“彭大將軍”和前總書記“反黨”*

8月2日，中共中央在廬山上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毛澤東說彭德懷等人“要攻擊總路線，想破壞總路線”。“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的問題了。因為右傾機會主義在向著黨，向著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向著人民事業，向著六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進攻。”於是，彭德懷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

*以更荒唐的行動論證原來不荒唐*

之後，毛澤東再次要求全黨全國人民鼓足幹勁再躍進。中國人大委員長朱德對公共食堂不看好，認為“全垮掉不見得是壞事”，毛澤東就在會議上公開對朱德說：“總司令啊，你說食堂不好，在食堂問題上我們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還斷言說：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

結果，在“廬山會議”之後，不僅恢復了很多已經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達到392萬個，比1958年年底還多了50多萬個，吃飯的人達到4億人，占農村人口的72.6%。

*逼迫農民吃食堂 促成空前大饑荒*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轉的《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說：“食堂也是我們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中共中央批示說：“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

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將糧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國來說，能夠爭取占全體農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飯，就很好了。”有些省市“爭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飯，當然更好”。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轉一個報告時說：“食堂是當前農村中階級鬥爭尖銳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辦好食堂提高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結果多數省份吃公共食堂的農民接近90%，河南省達到99%。因此，本來能夠在1959年初制止的錯誤被毛澤東又延長了兩年。三年的農村公共食堂是中國那場空前絕後大饑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高積累 廣徵糧*

造成這場大災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當時的高積累政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當時，糧食等農產品是中國積累資金的最重要來源。1958年到1960年期間中國糧食連續減產，但是據中國紅旗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鑒》說：

“從1958年到1960年，積累率分別提高到33.9%、43.8%、39.6%，平均為39.1%。這三年積累額共達1438億元，比“一五”期間全部積累還多44%。1959年和1960年兩年的積累率是建國以來最高的。”

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後出口糧食最多的一年，達到83.2億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達53億斤。而積累的資金基本上都用於重工業和軍火工業投資，所以從1957年到1960年，中國工業總產值從704億元增加到1650億元，增加了1.3倍；而農業總產值從537億元下降到415億元，減少了22.7%。工業與農業的產值比例由5.7比4.3變為8比2。

為了保證工業發展，中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根據預估的糧食產量確定國家徵購和購買“餘糧”的數字。1959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1959年的糧食產量達到1萬3000億斤。1959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又把產量確定為5000億斤。

10月份根據各省的匯報，估計產量可以達到5425億到5603億斤。豈不知當時由於“反右傾”的壓力，各省紛紛隱瞞減產的事實，產量匯報水分頗大，實際上1959年中國的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產15%，只有3400億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會議上卻根據高估的糧食產量確定徵購數額與1958年持平。

這一年，中國政府徵購了1360億斤糧食，比1958年多360億斤，使徵購率從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後徵購率最高的一年。

*國計壓倒民生*

結果，農民只好將口糧當做徵購糧和“餘糧”交給政府，全國農民人均每天口糧不足一斤，重災區只有幾兩。《當代中國研究》主編程曉農說：

程曉農說：“收購是硬指標，農民的生活是軟指標。就是說，有了多少產品，不管受災不受災，國家要的這部份先滿足了，先拿走。剩下多少，分給農民。分多分少，是挨餓還是吃得飽一點，那就看天氣了。”

*農民吃糠菜 官員“反瞞產”*

農民缺糧，毛澤東對這個情況是清楚的。但是為了完成徵購任務，毛澤東寧可讓農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期間指示說：“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忙時多吃，閒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

在毛澤東這種指導方針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徵購指標，對農民強行徵購。一些地區還進行了“反瞞產”鬥爭，包括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領導的廣東省。

1959年1月27日，廣東省主管農業的省委書記趙紫陽向中共中央報告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瞞產造成的。要對瞞產幹部進行處分，甚至法辦。毛澤東批示說：“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

*危機 浮腫 死亡*

產量劇減，徵購額卻激增。中國農民1959年的人均糧食擁有量只有1958年的77%，加上公共食堂吃糧既無計劃，又無節制，從1958年底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糧食危機了。

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後來回憶說：“到1959年新年之後，挨餓的人多起來了，開始發現餓死人的事情。”河南省的情況特別危急，在1958年年底已經發現浮腫病人17萬5000人，死亡6000多人。

*濫用民力 豐產歉收*

當時的中國軍隊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元帥說：河南省由於大量徵調農民“大煉鋼鐵”，“大辦工業”和“大辦水利”，1958年有一半糧食爛在地裡沒有收穫。

然而到了1959年，河南省糧食減產，只有195億斤，以吳芝圃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卻將產量估計成400多億斤，並且據此徵購了75億斤糧食，使徵購率超過38%，同時還外調了將近15億斤糧食。

*信陽慘案 奪命百萬*

在“大躍進”年代誕生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陽地區在這個時期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1959年，這裡的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產50%，只有20多億斤，但是卻虛報為72億斤。結果，政府徵購糧比上一年增加18%，達到總產量的50%。許多徵購糧和“餘糧”是各級官員和民兵打、逼、搜出來的，先後有1萬多人被逮捕，死在監獄和拘留所裡的達700人。這樣，農民全年的口糧就只剩下100多斤，僅夠吃三、四個月的。

中共承認，“信陽事件”有50萬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國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1960年11月12日到信陽進行調查。5個月之後，陶鑄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100多萬了。”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根據信陽地區17個縣市的縣誌推算的結果也是100萬人左右，大約占河南省在大饑荒中死亡人數的一半。

*為何不開倉？為何不搶糧？*

然而據當時的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張樹藩回憶：“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共產黨血肉相連的人民是多麼聽話，多麼遵紀守法，多麼相信黨。”

政府不及時開倉放糧賑災，這實在令人匪夷所思。農民不敢搶糧庫，則未必是他們相信中國共產黨。《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說：

胡平說：“如果是沒有早期『鎮反』、土改那種殘酷血腥，大饑荒年代的農民、中國人就未必會那麼順從。雖然大饑荒一來，貧下中農照死不誤，但是為甚麼那些農民都不敢起來反抗，他們就是從以前的歷史運動中就已經知道，共產黨是惹不起的。”

*懲地縣官員 保省委書記*

由於“信陽事件”死人太多，中共中央對這裡的官員進行了處罰。地委書記路憲文被判處無期徒刑，近千人被撤職，將近300人被判刑，包括50個縣級以上的官員。但是在“大躍進”中執行毛澤東指示最堅決的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還照樣是中共中央委員，只是換一個地方當官了。

*城市減定量 農村斷口糧*

在1959到1961年間糧食短缺期間，農村和城鎮有很大差別。在1957年，中國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高於城鎮人口4.3%。而在1959到1961年這三年間，農村人均年消費糧食328斤，比1957年下降20%，而同期城鎮人口人均消費糧食只下降了2.6%。城鎮人口面臨的是糧食定量減少，但是仍然有供應保證；但是農村人口沒有糧食定量保證，面臨的是斷糧。

*禁止逃荒 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楊奎松說：“饑荒、沒有糧食吃，並不意味著一定餓死人，更不意味著大量餓死人，因為農民在這種情況可以逃荒，而且中國很多地方的農民都有逃荒的歷史。他一到天災或者整個情況不是特別好的時候，或者說那個季節不適宜生產糧食，那麼他們全家大小挑著擔子，推著車就出去逃荒、要飯。那麼過一段時間，災荒過去了，或者天氣轉好了，他們又回來生產。

“而各地也為了應付災民，長期都有粥棚，包括從清朝一直到民國，都有救濟，都有粥棚、賑災的這種活動。所以一般的饑民通常能夠得到社會的救助。

“58年以後，特別是出現這種饑民大量被餓死，它很大問題是因為58年以後實行了戶口制度，把農民牢牢地拴在農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夠隨便跑。所以會出現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饑民，不讓饑民出村。那麼這種情況下，當然會造成人員的大量餓死。”

中共中央也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於1959年2月4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3月11日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要求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收容和遣返“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

*八方告急 國庫空虛*

1960年，中國糧食進一步減產15.6%，只有2880億斤，農民的人均糧食佔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減為307斤。各省餓死的人越來越多，官員們不敢再吹牛了，反過頭來紛紛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濟糧。但是需求量太大，國庫空虛。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說明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幾乎挖空。中國政府只好把毛澤東在延安時代的話又拿出來說：忙時吃干，閒時吃稀，不忙不閒，半干半稀。還給城鎮人口減少糧食定量，就連中南海裡的黨政領導人也開始“省吃儉用”了。

當然，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期，17級以上的中級幹部每個月可獲額外配給黃豆兩斤、白糖一斤；13級以上的高級幹部(廳、局級)豬肉2斤、雞蛋2斤、白糖1斤；8級以上的高級幹部(省、軍、部級)豬肉4斤，其它物資加倍，高級知識份子也有一些照顧配給，

*大饑荒結束大躍進 毛澤東終於認錯*

最苦的還是農民。1961年5月17日，副總理李先念給毛澤東寫信說：“目前國家糧食庫存實在挖不動了，群眾的底子也空了，餘糧區、缺糧區都很緊。幾個著名的高產區、餘糧區實在調苦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大為降低。”

這時，毛澤東才被迫停止“大躍進”，指示中央領導官員到地方上“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人在各地調查之後，紛紛寫信、寫報告或者打電話給毛澤東，告知公共食堂、共產風和“浮誇風”弊病。

毛澤東被迫承認：“我們有時也是唯心主義的，例如食堂，沒有調查……沒有聽取群眾的。”“過去的錯誤，主要是中央和我負責，我負主要責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終於決定解散農村的公共食堂。

*城鄉人口比例劇變*

“大躍進”期間，由於大辦工業，大批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當工人。1960年，中國職工人數達到5969萬人，比1957年增加2868萬人，城鎮人口1960年達到1億3000萬人，比1957年增加3124萬人。

與此同時，農業勞動力人數由1957年的1億9310萬人急劇下降到1958年的1億5492萬人。這不僅突然造成農村勞動力不足，導致農業減產，同時增加了吃商品糧的人口，進一步造成糧食供應緊張。

*壓搾農民 大辦……*

此外，各級政府普遍對農民實施“一平二調”，就是“平均主義和無償調撥物資”，既打擊了生產積極性，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費。

全民大煉鋼鐵、大辦工業、大辦交通運輸、大辦水利、大辦文教事業，大多數是通過農村人民公社無償調用農民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實現的。1958年中國“全民大煉鋼鐵”和大辦工業，人民公社派出數千萬社員參加。全國上百萬小高爐，有60%以上建在農村。新建的7.5萬公里公路，有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參加修建的。

大辦水利先後動員了7000萬人，最多時有1億多人同時在修水利。儘管新增灌溉面積4億多畝，但是據官方估計，實際見效的可能不到5000萬畝。

*公社成了“母社”*

與此同時，地裡的農活卻沒有人干了，一部份莊稼爛在地裡沒有收穫，耕作質量也下降了，例如，1959年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196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報告說，農忙的4、5月份，全省參加田間勞動的勞動力只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48%，而且女多男少，老多壯少。有些人戲稱，人民公社變成了“人民母社”。

儘管毛澤東1960年11月28日曾經做出《永遠不許一平二調》的批示，中共中央也曾經在1961年6月19日作出《關於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徹底退賠的規定》，但是在人民公社存在的幾十年裡，對農民的“一平二調”從來沒有停止過。

大饑荒發生以後，為了減輕商品糧的壓力，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到6月間決定把“大躍進”期間招進城裡當工人的農民“下放”回鄉，在1961年和1962年將城市人口減少兩千多萬。

周恩來說：“這是一個中等的國家搬家，這是史無前例的，世界上也沒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絕後。”毛澤東還得意洋洋地說：“兩千萬人呼之即來，揮之則去。不是共產黨當權，哪個能辦到？”

*假勝利沖昏頭腦 瞎指揮減少種糧*

大饑荒還有一個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國在這個期間減少了播種面積。1958年11月23日，被“高產衛星”沖昏了頭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武昌會議上說：“農業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糧食而論，搞到一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外一個場合，毛澤東還說：“我看一個人平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只要幾分地就足夠吃了。”這年9月，中共副主席劉少奇在江蘇視察時說：“這樣再過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種糧食，三分之一種樹，三分之一休閒。”

隨後，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的決定。1959年，中國糧食播種面積比上一年減少了9.1%，其中夏糧播種面積比1958年減少了20%，即1億1000萬畝。以1957年中國糧食畝產量計算，這相當於1959年中國減產339億斤糧食，相當於總產量的10%。

*死亡知多少？1400萬到5000萬？*

“大躍進”給中國帶來的最大損失是大量農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於這場大饑荒呢？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正式公佈過數字。中國國內外的有關資料和學術著作提供的數字從1400萬到5000萬不等。

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估計約2200萬人；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的計算為3000萬人；中國著名學者茅於軾的估計是3500萬；國際權威的《不列顛百科全書》稱中國這場大饑荒為20世紀最大的饑荒，“造成多達2000萬人喪生”。順便說一句，這些字句在中國出版中文版時被刪掉。

總之，這場大饑荒造成了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是各方學者的基本共識。時事評論家陳破空說：

“絕大多數都是農民。而這樣餓死人的總數恐怕比歷史上中國歷朝歷代餓死人的總數還要多。而歷朝歷代餓死人往往是通過蝗災啊，戰爭了，兵荒啊，洪災啊等等這些造成的。還沒有過經過政府行為，收歸土地、胡亂施政造成的這個一個人為的饑荒。”

*人禍重於天災*

誰應當為這場災難承擔責任呢？中共副主席劉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劉少奇還曾經激動地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錯誤就是那麼一點*

但是毛澤東的態度是“現在形勢大好，缺點錯誤是部份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廬山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滿不在乎地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甚麼了不得。”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會”上，面對各級官員的強烈不滿，毛澤東被迫“自我批評”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楊奎松說：“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實際上全黨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這個『大躍進』出了問題了。作為毛來講呢，承認劉少奇講的『天災人禍』問題，只不過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災，不是『人禍』。從他的思維方式來講，他從來強調的是動機。動機是好的，即使事情錯了，也是可以原諒的。”

*醞釀文革殺機*

然而毛澤東對被迫認錯一直耿耿於懷，認為劉少奇與他離心離德。就在“七千人大會”以後的那年夏天，毛澤東批評劉少奇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我周遊了全國，從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區的同志談話，每個省都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來並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這兩年講困難講黑暗合法，講光明不合法了”。

*三年自然災害？*

從此，“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就變成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再後來又變成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似乎災難的元兇是“自然災害”了。

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談到這場災難時說：“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

大饑荒年代的確存在自然災害，但是據統計，1959年受災農田兩億畝，糧食減產200到300億斤，1960年成災農田3.7億畝，糧食減產300到400億斤。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只占糧食減產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研究人員在對那三年的氣象數據進行分析以後甚至得出結論說，這三年是中國“風調雨順”的三年。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楊奎松說：“我們讓學生去做過各個省的這種統計，就是歷年的自然災害的情況。現在有十幾個省的資料統計出來，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嚴重的天災的情況，歷史上的災害情況不是說這幾年就特別重。所以從這個情況來看呢，『天災』的說法應該說不太準確。

“而且在過去國民黨時期，在古代也有過各種各樣的天災，也出現過這種大量饑民的情況，但是餓死人這麼普遍，或者說這麼大的數字，這個也是歷史上罕見的。所以肯定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災害』的問題。主要我覺得還是一個『人禍』的問題，是政策的嚴重失誤。”

*毛澤東決定提前還債*

蘇聯當年是否逼債了呢？當時的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一書中回憶說，1960年7月16日，蘇聯決定召回在中國的蘇聯專家，但是並沒有提出還債問題。是毛澤東自己決定提前還債。

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請蘇聯欠帳。周恩來說，中國尚欠蘇聯80億盧布，要10年才能還清。毛澤東說，延安時期那麼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多了，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

於是政治局決定，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就在毛澤東指示提前還清債務的同時，大批的中國人正在死於飢餓。

*如此“蘇修逼債”*

蘇聯不僅沒有逼債，而且還向困境中的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據中國總理周恩來的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借20萬噸糧食。蘇聯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

1961年2月27日，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提出鑒於中國發生食品供應方面的困難，蘇聯願意以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並且表示中國對蘇聯易貨貿易中沒有交貨的價值10億盧布貨物可以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中國還對此表示“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

*餓死國民事小？對外援助事大*

另外，在大饑荒年代，中國一直沒有停止對外援助。根據副總理李先念《關於1961年和1962年國家決算的報告》，中國從1958年到1962年一共對外援助23億6200萬元，主要對象是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亞洲和非洲國家。

中國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鑒》不再把“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說成是大饑荒的原因了。這本書寫道：“由於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從1959年起至1961年，全國農業總產值連續出現大幅度急劇下降，農業連年減產，造成市場供應緊張，人民生活嚴重困難。”

*民族巨禍 誰人負責？*

中國官方現在認為，“大躍進”失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毛澤東承擔，但是中國現代改革的領導人鄧小平為了維護共產黨威望，不惜讓所有中共領導人共同承擔責任。他說：

“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然而時至今日，這個“集體”並沒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懲罰和追究。同時，人們也沒有看到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對“大躍進”時期非正常死亡的數千萬人承擔了甚麼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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