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6日訊】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大學不僅是知識、學術的中心，而且是思想的中心、追求真理的中心，是要給全社會提供示範的。大學的獨特性決定了它不應該是一個行政機構，大學校長也不是一個普通的行政職務，一般要選擇有學術成就和道德威望的人出任，這個角色要有所承擔，有所為，有所不為，始終能在是非面前保持自己獨立的判斷，做社會的中流砥柱，而不是隨波逐流，唯唯諾諾。

簡單地說，大學校長的首要職責就是守護基本的大學理想，或者說大學的核心價值，就是不斷地說出真話。這不是什麼高調的要求，而只是一條底線。如果連大學校長都不能講真話，不敢講真話，一個大學又如何能得到社會的信賴？由此而言，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先生公開叫停喧鬧多時的「本科教學評估」，直言這種泡沫化的評估重創學術誠信，無非是他的底線行為。如同幾年前他在第三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毫不諱言地指出：「現在的學術風氣，在各個學校已經降到了最低點。」這本來就是他應該說的話，不說，就是沒有盡到責任，就是沒有守住底線。

然而今天的大學，底線早已模糊，在利益至上的推土機下，大學在不斷膨脹的同時，精神道德水準正日漸流失，伴隨著大學在物質化數字上的越來越大，是大學的精神氣度、追求越來越小。在公眾的眼裡，昔日籠罩大學頭上的光環已漸漸黯淡，來自大學校園的腐敗醜聞，一次次把它醜陋的一面暴露在世人面前，最新一個蒙羞的版本，即是廣西師大等高校的校長在年輕的評估組女秘書面前催眉折腰的新聞。只有把朱清時校長的言論，放在這樣一個現實的環境下，我們才能體會其意義，我們才能認識到即便是底線，在這個時代也不是很多人都能守住的。因此，這樣一個事實上的底線行為，看上去似乎就成了高標的要求，乃至是英雄般的行為。

在中國一百多年的大學史上，大學校長保持知識的自信和道德的自信，忠實於大學的核心價值，對不合理的政策、命令說「不」，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的先例。蔡元培做北京大學校長，曾一而再地以辭職等方式向北洋軍閥政府說「不」。1923年1月那次辭職時，他曾在上海《申報》發表一篇《關於不合作宣言》，他首先引用《易傳》的話「小人知進而不知退」，在他看來，退並不是單純的消極的舉動，「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氣象學家竺可楨做浙江大學校長，國民黨當局多次要求他開除左派學生，他總是斷然拒絕，理由很簡單：「此種政策與浙大作風大不相似，不能施行。」植物學家胡先驌抗戰期間在江西做中正大學校長，可以不執行蔣介石的「手諭」，敢於拒絕蔣經國遷校的要求。

在已經消失的那個時代，在進、退之間，他們只秉承良心的準則，無須考慮自己的利益得失。只講是非，不問利害，這是他們作為大學校長的底線。這樣的大學，這樣的校長給整個社會提供的就是道德的表率，社會敬重大學，不光是因為大學傳承高深知識，造就專門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學有道德上的承擔，竺可楨曾說：「亂世道德墮落，歷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學猶之海上之燈塔，吾人不能於此時降落道德之標準也。」

或者有人會說，時代不同了，要現在的大學、大學校長成為社會道德重心，太書生氣了。誠然，以蔡元培他們的高標準來要求，這是不現實的。但是，今日的大學校長只要主觀上有這個意願，想守住最後的底線，保有一點說「不」的能力，而不是什麼時候都順從上司的意志，對任何行政性的安排一概採取迎合的姿態，並非是不可能的。既然朱清時校長可以說，其他校長也可以說，說的人多了，公開說出真話，也就成了常態。大學的現狀不容樂觀，乃是因為眾人緘口，如果眾口喧騰，尤其大學校長都能向先賢看齊，至少守住一條基本的底線，多說真話，敢說真話，整個大學的生態就會逐漸改變，大學也就可以重新為自己贏得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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