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6日訊】奧爾森說：「集體行動的產生必須滿足兩個先決條件：第一是社會中存在著能夠迫使人們願意去努力謀取集體利益的激勵機制，第二是人們出於對某種超越性精神價值的維護和追求，自願分擔責任並積極捍衛這一目標」。前者賴以產生的前提一般情況下多是諸如族群爭端、生存共同體遭逢不可抗力或外敵入侵等來自來外部的某種勢力的干預和侵犯，出於客觀形勢所逼而必須抱團結盟以共同抵禦外侮，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集體力量以保障共同體的生存和安全，這是一種基於人的自衛本能和理性自覺，是人在極端處境之下的責任意識見之於社會的具體表現。眾所周知，生存是人的社會屬性和價值實現的起點，是人的社會關係建構的生物學前提，但它不是人的目的，不是人的社會關係和價值追求的最高體現。相反，如果把人的命運感和幸福參數指定並侷限於形而下區間，將人的自由和發展權蓄意貶低為「生存權」，則儘管我們有源於對「生存共同體」利益和安全維護與捍衛的本能衝動，但由於單純地追求利益或僅僅侷限於滿足「物質主義」的價值取向，必然會使我們無法透過現實的幽暗，體會到人世生活在更高層面上的風彩和氣派，因此就很難有超越性的追求並借此抵禦不可知命運中的各種困厄，於此便很難在短暫而風險疊出的人生中找到立足的支點，便不可能高蹈遠慮並由此產生持續不斷的精神動力，以支撐我們努力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以我們才見慣了太多的失敗，太多的氣餒和委過於人的怨懟，才有太多的社會積弊和互不相讓的專橫與霸道，才使得我們的社會公共生活背負了太多的羞辱，從而不能為世界提供有高度的智慧和文明。
有鑑於此，我們需要一種精神上的皈依，「一種斯賓諾薩的那個存在於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而不是同人類命運和行為有連累的那個上帝」﹙愛因斯坦﹚，倘能如此，我們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擺脫起於人的原欲而終於罪孽的世道糾纏，就有可能消解海德格爾所體會到的那個「煩」，然後心平氣和地應對經驗世界中的得失榮辱和悲歡離合。所以，我們希望有神意的存在，期待能夠詩性地棲居，企求愛與信仰的救贖能將我們從不堪承受的命運感中引向光明的彼岸，同樣是愛因斯坦說過：「僅有物質的富足並不意味著幸福，耶穌、佛陀和摩西所給予人類人精神的啟示意義，要遠遠超過任創造性的見解和發現」。我們知道，信仰是人類克服有限性焦慮和生存恐懼的精神救贖，是人的本質在社會學意義上的最高表述，它是人們擺脫形而下荒謬感和內在衝突的心靈慰藉，也是人在無限時空中懸置的最「有意味」的生命形式和社會標準。蓋因如此，只要人一旦有了信靠和仰望，心中便自會有支撐其生活的原點和根基，因而便能產生追本溯源，探索主客觀世界的原理性思考，從而由內向外孕育出抵禦人性向下墮落的內在機能，將人的良性因子發醇壯大並衍生成人人心儀的普適性人文倫理，從而最終為人的處境改善提供健康的人性基礎，使得和諧自為的法理與制度性的文明建設成為可能。
由是觀之，它不僅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人的破壞性本能，將人欲導向富有創造性、建設性的光明前景，還能依此路徑疏導公權領域遠離偏執和暴戾，遠離基於權力和強勢資本自私自利所行的不公不義與社會壓迫，最終釜底抽薪從人性和人心的深層維度有效化解歷史與現實爭鋒中鬱積的怨懟和憤懣，從而在根子上瓦解權力與資本專制主義賴以存活的文化基因和民意基礎。所以，我們有理由堅信，信仰不僅僅是對我們所感觸到的某種法則的誠信和遵從,它還能最終提供給人以人精神的慰藉，並讓人在不可把持的現實頓挫中看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園，從而便有了求生迷途中的方向感和心理歸宿。然而，長期以來，我們總是沉湎於歷史的「侷限性」，背負著累積的反面經驗和惡劣記憶久久不能釋懷，不能解套。所以，在檢索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歷史境域中，我們看到的總是一路承續著、輪迴著無所不用其極的反文明、反人道的公權戲路，演出著動輒刀槍相向、反攻倒算以人為敵的所謂階級仇、民族恨，由著無良的專權寡頭驅策著在人間搞內耗設困局，從而謬種流傳一次次越出人所應當持守的倫理底線，為著當下的利害得失不惜將心肝拆解、將人性滅失，然後一次次禍己害人淪為政治攻伐的冷血工具，從而在歷史與現實的利益格局中一以慣之地崇信以力相搏，讓暴力和一朝得勢的驕狂裹挾著將人的罪性意志盡數渲洩，最終給本來就不堪承受的民族命運套上永遠無法拆卸的惡政符咒！所以，儘管我們胼足抵手繼「往聖」拜圖騰乞盼明君賢臣臨朝解救，但卻始終無法開啟文明的當下為美好的未來奠基，看不到人之作為人在社會屬性上的榮譽回歸。
究其根源，乃是我們總是繞著當下、盯著眼前，患得患失將人行世間的目的和意義指向「功名利碌」這一狹窄的價值區間，因此我們一以慣之地只務實不「務虛」，只講得失不講是非，只考慮後果不計前因，所以不習慣於遵循人與自然的內在規定性，然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從而基於人的本質意願為社會立法。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太多的自怨自艾和自我否定，因而總是被限定在務實理性和物質主義的當下戮力和折騰，對於人之於人的社會定性和定義太過簡單、太過仄逼，只知道「人生一世，吃穿二字」，迷信世俗拯救和榮華富貴烘托出的當下光鮮，從而畢其功於一役龜縮在名利場中左衝右突。由此，我們也求知、也努力，甚至不惜當血本拼家底，「修身正性」積極問鼎天下獻身「政治」，但其動力卻僅限於能夠有朝一日登堂入室搏得皇帝輪流坐，明天到我家，抑或金榜題名「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即或有衝決個人私性意志的宏闊理想介入公共事務，所謂經邦濟世的高蹈遠慮，其終極旨歸仍然是光宗耀祖、宣示個人在形而下層面的得失榮耀，既看不到知識的本質是喜悅、是智慧，是托舉精神超越庸常以展示窮究天地萬象無限性的美感，也不能由此洞悉人的有限性從而激發出對永恆價值的痴心追問，由於沒有超越事功的衝動和熱望，便無法獲致探求原理和本質的心理動能。既已如此，在中國，由於沒有超越性的人文關注和追本溯源的宗教情懷，所以便沒有持續不斷的精神動力，皇帝一旦大權在握便不再思考政治，商人一朝盆滿缽滿就不再注目於經濟，士子嬴得科舉進身則不再探討文化……。所以，托克維爾在對法國大革命進行反思時寫道：「無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動了當時有教養的階層，使他們投身了革命。而使人民行動起來的則是滿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變地位的願望，前者的熱情終於點燃並武裝了後者的怒火和貪慾……」。
是的，由於我們不信奉超驗的價值，不相信終極裁判，所以沒有可以持久依憑的內心信靠和謙卑的仰望，因而便沒有緣於信仰和某種超功利的「社會主義」和國家意志，甚至也沒有意識形態上喧囂一時的所謂「民族主義」。所以，返觀我們一路走過的朝政變亂，儘管歷盡滄桑、生靈塗炭，但我們卻自始至終都沒有關乎信仰或主義的世俗爭端，所以有學者指出：在中國，如果沒有現實的利益誘惑和關乎自己安全和福祉的利害考量，一般很難為了精神的救贖或傳播某種思想而做到有效的社會動員，也正是緣於此，我們才不會有因捍衛宗教信仰、文化觀念和愛情而戰的歷史記憶，沒有基於信念、榮譽以及民族和國家尊嚴的社會化動力機制，所以也就不存在通過良知和道德抑制罪性的文化心理，因為每個人都無需對自己的行為產生的惡果向最高的審判者承擔責任，再加上列朝累積的壞法統、惡經驗太多而且太殘忍，所以，人們參與政治的熱情大多既不是基於無私的信仰和慷慨的悲憫，也不是發端於社會責任和人的榮譽評價，更多是「滿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求改變地位的願望，是現世暴富的慾火煽起的熱情點燃並「武裝」了人的勇氣和膽略。也正是導源於這一價值遵從，朝野之間都普遍奉行權力的非法輪班和暴力換血，使得幾乎所有的參與者和「勝算」者都必然因過度耽於權爭內耗，所以常常急火攻心「操勞」成疾，從而使其心理畸變並普遍養成暴戾、刁蠻和偏執等挫折型人格。所以儘管也奠基加冕、稱王封侯，甚至也抄襲文明圖表搞民主稱共和，但其舉止樣態也絕不會因「養尊處優」而修煉出多少有教養、有體面的精神氣質，羅素有言在先：「受過傷害的心靈是可怕的」。也正是基於這種社會政治生態，我們才為了免於恐懼、免於饋乏，免於直接的肉體傷害而大面積「放權讓利」甚至集體退出公共領域，從而成為大國專制威權之下沉默無為、麻木老道的治外草民！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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