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4日訊】柳浪聞鶯的仲春時節，《自由聖火》也在漫漫冬日之後勃發了新生命的萌芽，她汲取自由的春風、雨露與陽光，最終結出了纍纍碩果，其標誌便是這近五十年來，中國自由文學終於有了如此規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躬逢其盛，自由文化運動亦以悲天憫人的菩薩心願，在鼓勵與扶持「獨立思想與自由寫作」的文化層面之外，亦時時關注著中華大地的苦難現實。今日之中國，迫切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充滿著人道主義、人文主義和人本主義內涵的文化運動，尤其在當代中國知識份子那種整體性的墮落與頹廢的景況下，中國當代文化需要的不是憤世嫉俗的犬儒，更不是為暴政者與既得利益者鼓吹的二丑偽類，中國所需要的是「自由文化運動」這樣有勇氣、有決心又有成果地對抗中國精神整體墮落的精神力量。

當今之中國，確如一個巨大的鐵屋，人們或碌碌以求生，或蠅營狗苟，或醉生夢死，稍有獨立思想的人，在如此一種禁錮中的重濁空氣下，苟延殘喘，「自由文化運動」對於獨立思想者，就如打開鐵屋一角的輕風，帶來和煦的陽光，帶來新鮮的空氣。文明與愚昧、自由與專制的較量，正猶如這鐵屋裡的光明與黑暗的鬥爭。雖然只有這稍許的陽光、稍許的清風，然而星星之火，終可以燎原。從《自由聖火》開辦以來，那些無法在鐵屋裡表達自己的獨立思想與自由寫作者，終於在這片聖壇上獲利了他們自由自在地表達與思考的機會。或許理性的思維在暴虐的權力面前顯得微不足道，然而借用康德的話說：「世間最強大的武器，正是藉助於言論、觀念、文學與藝術的創造而表現的。思想將潛移默化地影響人的心靈，進而影響社會，影響數代的思潮。」

2007的《自由聖火》，「自由文化運動」高擎「人道主義」的大旗，更以「中國苦難文學」為核心，關注著現實的苦難，亦深刻關注著心靈與精神層面的苦難。「自由文化運動」的作者，以筆為犁，在堅硬而冷漠的專制暴虐所冰封的大地上，著力開闢出一條能夠開啟理性、民主和人權的光明大路。自古及今，中國那「沉默的大多數」除了默默流血，苦苦呻吟外，卻沒有什麼人能夠為他們發出聲音。作為統治性的專制暴虐的壓迫力量從政治、宗教、社會、倫理、教育、風化、時尚等種種方面，霸佔著權力的話語，壓制著人道主義與人本主義的獨立思想和自由創造的力量。而中國傳統下的知識份子，要麼熱衷於與暴虐統治者同流合污，成為他們的吹鼓手與幫兇；要麼是自求多福，悶聲發大財，完全沒有社會良知與悲天憫人的情懷。正如袁紅冰先生所言：偽類知識份子，「是一群早已喪失夢想能力的卑俗的實用主義者，他們的心只能聽懂現實厲害權衡的召喚。」

除了主觀方面的考量，當然這一切還有客觀的原因。在當今之中國，封鎖獨立思想與自由寫作，恰如封網以禁錮人們的自由表達與自由交流一樣，這種種所作所為，恰如傳統歷史上那各種各樣的文字獄、搜書焚書。出版檢查制度與網絡封鎖過濾，為的只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強迫灌輸，竭力以一種統一性的思想來封閉一切自由思考的可能性。在這樣一種壓迫性的政策下，所以的文化與精神層面的活動，都只有為了維護統治權力話語的專制。專制惶悚於人們同情心的表露，進而害怕這樣的同情心成為一種憤怒的對於制度的批判，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何在當今的中國，那些自發的對於受苦受難者的幫助與志願者的行為，總是遭受到官方或明或暗的打壓，最近的例子便是在今天新年前南方初遭大雪時，官方意識形態與媒體所表現的那種一貫的冷漠。

然而，同情與悲慘，正如自由一樣，天然地存於人心。追求自由與自我尊嚴的人，正是那些對於他人的苦難有著敏感而悲憫的情懷的人。只要有機會，這樣一種天性中的同情心與對自由的追求，就會生發出來，不論外部世界有怎樣的壓力，怎樣的打擊，或者是形諸文字，或者以群體抗爭的方式釋放出來。可以這樣說，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頒獎典禮暨中國苦難文學國際研討會的精神意義，正是著意於深刻探討精神層面的悲憫情懷及自由精神在暴虐現實與權力話語下的抗爭。

在今天苦難重重的中華大地上，通過自由表達所導致的思想啟蒙，以及基於維護個人尊嚴與權利的群體抗爭，人權與自由的觀念正在變得深入人心。今天的人民，迫切需要那些能夠基於個人尊嚴與價值，而作出獨立思考的自由表達的知識份子，這樣的知識份子，本著他的「人道主義」情懷而行事，才能稱得起「社會良知」與「公眾良心」。 筆者深為贊同袁紅冰先生的一個論述，在當今中國的知識份子群體中，「知識的墮落是最深刻的民族悲劇。因為，知識對良知、正義和真理的背叛，必然導致民族人格的非道德化。『偽自由知識份子』正是由於非道德化而腐爛的中國民族人格所孕育出的人格怪胎。」今天的中國，並不需要這樣的「偽自由知識份子」，而是需要那些對於表達之權利有著本真的道德心與良知的人道主義者，他們勇於表達並捍衛自己的觀點。思想自由與自由表達，不僅涉及到出於個體性的對於維護個體性尊嚴的重大倫理價值，而且更涉及對於社會規範及社會結構的功能性的問題，對於整個社會的苦難的認識與理解，具有著特別重大的價值與意義。

對於具有獨立思想的人道主義者而言，社會背景下的苦難現實，使得精神層面的「心靈苦難」變為了一種尤其難以忍受的存在。文學與藝術所崇尚的獨立自由的精神，從它們本身的形式便構成了對於專制暴虐背景下的話語權的挑戰。那些能夠以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深入細緻地描述並反省當代中國的苦難現實與心靈苦難的作品，直接構成了對於官方話語所宣揚的歌舞昇平，形勢一片大好的和諧社會的反諷與衝擊。在這種關注苦難的現實背景之下，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有著尤其特別的意義。作為文學家與藝術家的知識份子能夠在實際上揭示現實，捍衛自由的崇高，從而能夠從社會輿論角度對於民眾的引導，甚至在更深刻的意義下，這些作為文學家和藝術家的知識份子還能運用他們所掌握的符號權力，在現實生活的實際中干預社會，甚至引導社會潮流的發展。如上種種正是由此而「拉開了一個偉大文學時代的序幕。」筆者所理解的「『中國苦難文學』的價值目標在於：讓當代中國管轄範疇內的心靈苦難昇華為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詩和人性的悲歌……」，便是如法國知識份子史所表現出的那樣，從伏爾泰到左拉，直至薩特和五月風暴，「獨立思想與自由寫作」的法國文學家與法國藝術家，他們在對社會的發展和良性循環中所起到的巨大的精神推動作用。

無論是「自由文化運動」還是「中國苦難文學」，作為一種自由文化的表達與自由文學的創作，其現實性都取決於這一文化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空間，筆者多次強調，自由文化運動的旨歸，一定會不僅促進並推動文學藝術領域的發展；促進在當代中國的苦難現實中，那些人道主義、人文主義與人本主義思想的發展；而且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而言，「自由文化運動」最終將有助於由獨立自由的公民所組成的公民社會的發展與建立。目前的中國，苦難重重，她所面對的一個尤為悲劇性的事實便是：基於獨立而尊嚴的個人之上的公民社會始終無法成長起來，在二十一世紀普世民主化的世界大潮前，中國人依舊未能建立起普遍性意義之下的自立的個體。除了由於暴虐專制的壓迫與控管，嚴重缺乏對於人權或個人權利的依法保障外，那些所謂的掌握著話語權的知識精英或所謂的「獨立知識份子」，有意無意地充當著愚化民眾的工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們或在體制內發出附和喉舌的聲音，或者從所謂「獨立知識份子」的角度，為專制制度唱讚歌。這兩類人有一個共同的突出特徵便是自私與冷漠，其後果便是，無論是主流或另類的文化與思想，當被如上種種人士所把持時，其結果就是無論是現實的苦難，還是心靈與精神層面的苦難，都變得無人關心。

幸而還有在自由聖火照耀下的浩浩蕩蕩的自由文化運動，擎舉起「人道主義」的大旗，在崇尚獨立思想與自由表達的精神感召下，有著仁心大願，而又具有獨立思想與自由表達的人們，他們以「吾筆寫吾口」的方式，關注社會現實的苦難，義在改善受苦受難者的物質生活，並改變社會的不公與罪惡，還大地一個公平與正義；他們更以「吾筆寫吾心」的方式，關注著人類精神層面的苦難，義在改變當今中國時代精神所表現的那種冷漠、自私與麻木，從而帶來中國文化在風尚與制度方面的變化，進而對於全人類的思想的提升起到一種促進的作用。

思想，具有理性與悲憫精神的思想，將以自由聖火心手相傳的方式，直麵人類現實與心靈深處的苦難，必將最終促進社會的整體進步，以及個體性在精神層面的進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謹賀「自由文化獎」頒獎典禮暨苦難文學研討會圓滿成功！祈願「自由文化運動」如人權聖火那樣傳遞，於人心結下「自由」與「悲憫」的種子，並永遠光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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