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4日訊】一
2007年，北京市師大附中（原師大女附中）90週年校慶，宋彬彬當選「知名校友」——榮譽名稱。此事引起網沸。宋彬彬曾是文革重要人物——紅衛兵運動的象徵，北京市大附中是著名中學，宋彬彬當選「知名校友」寓意什麼？ 民眾何以議論如潮？這不是一校一人之問題，而有關文革和紅衛兵運動的歷史與評價，顯示中國當今乃至未來文明價值的界定和選擇。此體乃大，並非小題。
1966年8月5日， 北京師大學女附中學一些紅衛兵批鬥毆打黑幫，包括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和汪玉冰。五個人身上被倒墨汁、戴高帽子、脖 子上掛牌子、強迫下跪，紅衛兵對他們用帶釘子的棒子毒打、開水燙等等。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折磨，卞仲耘致死、胡志濤骨折，另外三人重傷。（參見文革史家王友 琴「學生打老師」,作者當時是該校學生）2006年，90歲 高齡的林莽先生撰文回憶：「卞仲耘領頭走在前面，她的臉全被墨汁塗黑，兩個眼珠子的轉動就特別顯眼，像兩點明明滅滅的鬼火……。更為卑劣的是還強迫她遵從 紅衛兵的命令大喊：『……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鬥！我該死！』」「 在這一行被勒令游鬥的走資派兩旁，都有紅衛兵押著，都是女學生，大多戴著紅衛兵的袖箍，紅布黃字。她們手上大多握著短棍，有的還執著長槍， 是木槍。……棍子像雨點般 打在她們的頭上，特別是那個患有高血壓症的卞仲耘，喉嚨又早已沙啞，挨棍子就最多了。」 「卞仲耘終於倒了下來。那一倒下，許多紅衛兵就湧到她身邊，惡狠狠地喊：『你別裝死！起來！再不起來，老子踢死你！』」「 她起不來了！另一個女紅衛兵從盥洗室端來一盆涼水，兜頭向她潑去，沖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實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離開。」（林莽「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
在這場血案發生時，宋彬彬是該校革委會和紅衛兵的領導、學生黨員。當日晚，也是宋彬彬等人去北京飯店見了吳德，匯報卞仲耘之死。而且該校的第一張大字報正是宋彬彬和另外兩個高三學生貼出的。（參見王友琴「學生打老師」）北師大校友陶洛誦見證：「8月5號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校長和梅樹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場高台上被打的時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後。我聽到她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 紅衛兵頭目第二天在學校的大喇叭裡恐嚇：『任何人不許往外說，誰說出去誰負責。』」 毫無疑義，對這起血案中，宋彬彬負有責任。
十數日後，「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戴紅袖章，毛對她說：「要武嘛」。次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發表宋要武文章「我給毛主席帶上了紅袖章」，說「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了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 」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北師大女附中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自此，紅衛兵暴行席捲全國。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其文件「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列舉紅衛兵功績：「在8月20日到9月底40天內，北京共打死了1772人。」有關紅衛兵的暴行，已有許多記述，這裡不再例舉。
二
宋彬彬在《八九點鐘的太陽》中辯解，「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她還辯解，兩報發表「我給毛主席帶上了紅袖章」，事先她並不知曉。即使真是如此，宋彬彬也還是難脫其責。去掉理想的光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紅衛兵：1、效忠最高領袖；2、實施殘酷暴力；3、追求極權權力和統治；4、非人性、橫掃文明（砸爛封資修）；5、崇尚血統特權；6、 瘋狂虛妄。人們將紅衛兵比喻為青年法西斯，不為過，「紅衛兵」的命名即有黨衛軍的寓意。我們否定紅衛兵，多在其暴行，但這不夠。紅衛兵有其政治綱領、背景和目的，也有其意識形態，其上求極權統治，下毀人性、文化，顛覆文明。於這樣的組織，暴行是其必然的形式。66年紅衛兵暴行橫掃社會，進入了每個人的生活。紅衛兵集中顯現了極權政治，並將暴行推倒極致。40餘年過去了，我們至今沒有對此歷史完整的清理和記錄，反而遮掩塗改，甚至黑白顛倒，紅衛兵的遺患也至今深存中國民族的肌體與社會，宋彬彬當選「知名校友」可為一例。
如果我們完整地去認識紅衛兵運動，那麼宋彬彬是否親手打過人就不那麼重要，即使她在某個時候也曾反對武鬥，但作為一個紅衛兵頭目及紅衛兵運動的一個象徵，她對這部罪惡的歷史仍負有責任。這裡我特別要分析一下她給毛戴紅袖章事件。1966年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展覽館接見紅衛兵代表；7月31日毛寫了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一封信；8月18日毛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毛是紅衛兵運動的發動者和總後台，毫無疑問他是罪魁。毛接見紅衛兵有幾個目的：1、動員青年學生作為他的政治勢力；2、向劉鄧官僚集團顯示他的政治力量；3、鼓動狂熱，啟動全國自下而上的「革命」。將黨極權變為毛個人極權，這是毛發動文革的主旨。「 8.18」實是毛將「人民革命」推向高潮的誓師大會。
駱小海記：「８月６日，在天橋劇場舉行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討論會上，清華附中紅衛兵聯合人大附中和北航附中紅衛兵散發了《緊急呼籲書》，提出制止打人。呼籲書同時也遞交給了當時出席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康生當場表示了讚揚……。不料《呼籲書》報入八屆十一中全會後，被毛澤東批評，認為這是壓制群眾運動。」（《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序）1966年8月中旬至11月底，毛8次接見紅衛兵1100多 萬人，而這正是紅衛兵暴行最為猖獗時期。顯然，毛是有意縱容鼓勵紅衛兵暴力。他清楚，要摧毀劉鄧各級官僚，奪得權力，不能只靠大字報，還需要群眾暴力。 毛在天安門城樓接受宋彬彬戴袖章，並說「要武」，可以說是偶然的，但是就當時全國紅衛兵興起暴力蔓延之勢，這倒更類似酒後真言。特別要提示，毛「8.18」接見紅衛兵是穿軍裝，且而這是他建國後首次著軍裝，他經過精心考慮，顯示他掌握軍隊——顯示暴力，革命與軍隊一體，威懾政敵、社會與民眾。暴力與其說是毛的革命手段，不如說是他的信奉。
49年後，毛逐步成為國家的神像。就人們的狂熱崇拜，8.18接見是一場神靈顯體的巫儀式，百萬民眾集體迷狂。中共革命即是勝利的太平天國。在這場巫儀式中，毛宋紅袖章一幕雖然是偶然的，但卻是重要的：1、領袖賜予紅衛兵最高榮譽——高價值量；2、紅衛兵獲得超乎國家、政府、法律和民眾之上的特權和地位；3、紅衛兵的血腥暴力得以肯定，有了「合法性」；4、向全國發出紅衛兵進軍的號召。「8.18」 後，紅衛兵鋪天蓋地，由學校衝向社會，破壞與暴行進入高潮。戴紅袖章一幕即是進軍的號角，其是偶然發生的，但引發的能量是巨大的；而此偶然之下，隱含著紅衛兵運動的本質：暴行、崇尚權力、虛妄、反文明（由彬彬到要武）；也正是由於它集中體現了此本質，才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一個象徵。還要補充一句，紅衛兵與毛的關係是教父與教子。
66年8月初，北京各校紅衛兵已普遍興起，揪斗、戴高帽、毆打、遊街、關押、刑訊等暴行也已流行，北師女大卞仲耘之死是典型事件。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先生在「致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長袁愛俊的公開信」中說：「宋彬彬代表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這個袖章實質上沾滿了卞仲耘同志的鮮血。」王先生抓住了本質，在當時紅衛兵就已鮮血淋淋。宋彬彬給毛戴袖章不是被動的，主意是她想到並提出的，此舉使紅衛兵登上「神壇」， 她自己也沾了「神光」。當然，宋彬彬當時不會想那麼多，但她對紅衛兵運動是推崇的，對其暴力也是認可的，此外還有對領袖的求寵。宋彬彬辯解「我給毛主席帶 上了紅袖章」的文章與她無關，即使如此，她還是接受了「宋要武」的名字，至今我們還能查到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要武寫的大字報。「8.18」後，宋彬彬作為北女師大的「執政者」之一，該校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她也不可能未參與。
三
我們並不是抓住宋彬彬不放，不是一定咬定她打人殺人，她也確實曾反對武鬥（見宋要武、華小康等「致革命同學的公開信」1966年9月6日）。這些具體事情需實事求是，但宋彬彬曾積極投身紅衛兵運動，並起到號角作用，不能說因為她沒親手打過人而無罪，毛一生也沒親手殺過人，但他發動了大屠殺。
當然在當時的背景下，作為一個19歲 的女學生，我們今天可以對之寬容地理解，她的狂熱也正是當時全國大多數人的狂熱。但是，寬容的前提是審判罪行，伸張道義，否則人類社會的基礎——道義原則便將顛覆。卞仲耘血案，宋彬彬是當時的紅衛兵領導，屬參與者。天安門「戴紅袖章」事件對全國紅衛兵暴行起到了號角作用，不言而喻宋彬彬罪責難逃。
當初全國民眾在迷亂中，還可以搪塞說被蒙騙，但是經過了40多年，我們足以辨識善惡是非。我們需要：1、首先宣判罪。殺戮、酷刑、虐待、侮辱人是罪；摧毀人倫、毀壞文化是罪；追求極權統治是罪。2、認罪悔過。指使者有指使者的罪；頭目有頭目的罪；隨從有隨從的罪。在這場暴虐中，毛有毛的罪，民眾也有民眾的罪，後者並不可以說我們也是受害者，因為是被蒙騙而無罪。受蒙騙而施暴，依然不可逃脫罪責。誰的罪誰擔，誰犯罪誰需悔。3、向受難者與被毀壞的文化道歉。4、從政治、社會、歷史、人性、思想文化等各角度反省文革。
對於紅衛兵暴行，無論是直接參與者或是幕後指使者，如果在當時或相隔時間尚不長，就一定需要司法審判。罪有當得，這是自古人類文明的基石之一。可惜這在中國並無可能，指使和支持這場暴行的正是極權制度和毛本人。而於現今，就是中國更換制度，由於時間相隔太長，背景過於龐雜，牽扯範圍太大，司法審判也失去了可能。因此我們今天重提這段歷史，不是要求司法清算，而是道義界定。這是我們今天可以做，而且也是需要做的。道義是文明的基礎，其界定文明的基本規範，人類社會秩序的建立根於此。道義規範破壞，整部文明即倒塌。中國當代災禍不斷，重要原因即是道義規範崩潰，紅衛兵運動就是善惡價值顛倒的明證。中國眼下的黑社會化，也在道義規範被顛覆，社會正常秩序不得生成。中國要重新走向文明，就需要道義界定。 文明不是空泛的，而由人類具體的生存經驗凝聚，這就如同法律的確立要以具體案例為內容。這點非常重要，道義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人類漫長生存經驗的積蓄，因此它是以傳統為延續為基礎的。在中國恢復道義，就是恢復人類自古以來的善惡價值，其是常識性的、普世的，是為各 文明所共同接受和認定的，比如仁愛、禁濫殺、反暴行、尊重人、公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而在中國恢復這些，首先是面對中國當代反文明的歷史，以道義審定所發生的事情，由土改到六四，一樁樁一件件，什麼是義，什麼是罪，將顛倒的文明顛倒過來，這也就是道義的落實，使道義植於歷史經驗的深處。概念的道義有了經驗的內涵，其才是充實的具體的。而經過道義審判，被摧毀的道義價值才能重新確立，有參照，有準則，有範例。恢復道義，這是中國走向文明的基點。
四
客觀地說，圖片上給毛帶紅袖章的宋彬彬——紅衛兵運動的象徵，並不等同於宋彬彬本人。前者是公共象徵符號；後者則是她個人，投身紅衛兵只是她個人經歷的一部分。 對於宋彬彬個人，我們不是要將她作為紅衛兵運動來聲討，但是她對自己參加紅衛兵運動的經歷及惡果，應該承付責任，需要有悔過有道歉，也應該有反省認識；而文革受害者及公共社會，即使在今天，也有權對她在紅衛兵運動中的所為提出指控和道義譴責；歷史對此應該如實地記錄和評述。我們不是要清算個人，但是經過40年，宋彬彬並未認過道歉，也沒對紅衛兵運動反省，而只是為自己開脫辯護，這不能讓人原諒。一位網友評論說：「她既然參與校慶的評選，完全可以表明她對文革的態度，以及對8.18以及紅衛兵暴力的態度。比如，她可以在那張照片下加註釋：這是當年我曾引以為榮的照片，今天看起來，它聯繫著無辜人民的傷亡和國家的動亂，我沒有思考，沒有拒絕，如今深以為恥。」今天回首，面對那些死難，說這樣一句話並非苛求，但是宋彬彬沒反悔也無歉意。當初參加紅衛兵運動尚可以說無知，但40年後仍然拒絕認過道歉，這是對受難者和人類道義的蔑視。當然，1949年以來，中國絕大多數參與殺戮與迫害的人都沒有反悔和道歉，而這就是中國喪失道義的標誌。
就算宋彬彬可以像絕大多數紅衛兵一樣對他們參與的罪行保持沉默，但是她出來參選北師大附中「知名校友」，卻不是對紅衛兵之罪的沉默。某位替她辯護的人也說：「宋彬彬出來應選知名校友是不明智的」。著名學府 的「知名校友」，是社會榮譽，代表教育的價值和取向。作為「知名校友」的宋彬彬同樣不是她個人，而是社會價值的公共符號，而這個象徵符號和給毛戴袖章的象徵符號是相通的，前者包含後者。賦予「宋彬彬」以「知名校友」的榮譽，就是對紅衛兵運動及其暴行的肯定。特別是該校推薦知名校友的網頁上，宋彬彬個人簡歷欄目注有：「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見紅衛兵時，為主席佩戴上紅袖章」，北師大實驗中學所編《輝煌90年》 紀念畫冊，也將宋給毛戴袖章的圖片刊登其中。昨日的血跡尚未清洗，今日就公然讚頌暴行，這是對千百萬受難者的蔑視，是對文明的挑釁。人們之所以對宋彬彬當選知名校友「不依不饒」，不是針對某個人，而是有關：如何評述紅衛兵暴行？中國有沒有道義？什麼是中國的榮譽？ 以什麼教育中國的學生？中國走向哪裡？
請不要說，此事件僅僅是一所學校評選榮譽校友活動，無關政治與社會。此次北師大附中校慶，有108人被推薦為「知名校友」候選人，其中包括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博士，但是她最終被刷掉。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她創辦了「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國第一所文革博物館，因為她近30年來始終不渝地尋找文革的死難者，調查記錄文革的罪行。她說：「每一個受難者都應該被記錄。這是基於一個最簡單的信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於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以王友琴博士所做，以及她對中國文明的貢獻，可以說她是北師大附中90年歷史中的第一人。歷史將銘刻1966年紅衛兵在該校的暴行，文明的殿堂淪為暴行的屠場，這是該校永久的恥辱，應該世代銘記。而王女士則是祭奠死難，記錄這場罪行，尋找正義與人的尊嚴。她孤身一人，無任何資助，頂著壓力，數十年如一日，採訪了上千人，為600多受難者立傳，記錄他們的血難，為他們恢復名譽，譴責罪行。她為中國當代歷史奠立了一塊文明與非文明的界石。作為校友，王友琴洗刷了北師大附中的恥辱，為其挽回了榮譽。但是為什麼，王友琴女士被從「知名校友」中拿掉，而宋彬彬卻當選？實在地說，不容王友琴當選「知名校友」未必是北師大附中的真意，但校方不得或不敢不如此，因為王友琴紀念文革受難者，就是公佈譴責毛、極權制度、文革和紅衛兵的罪惡，而這是當局所不容的。中共雖有改革，但仍是毛政權的延續，毛是其祖師，也是其旗號，而昔日的紅衛兵如今許多已是黨軍政要員，這就是宋彬彬當選而王友琴落選的秘密。但是在此事件中，北師大附中還是難逃其辱，討好權力，隱瞞罪行，顛倒善惡，輕蔑受難者和道義，這是在40年前的恥辱上再加恥辱。40年了，人們已經看清而且明白，但是這樣一所著名的學府為什麼再次背叛文明？
五
中國人並不缺少思考能力，1949年後發生的事情，大家心知肚明。但是事實和是非都不允許講述，統治者寧願其似是而非，指馬為鹿，最具象徵的就是毛的畫像依然懸掛於天安門城樓。毛是極權中國的創立者、偶像，鄧及其後的政權與制度是由毛那裡繼承來的，他們與毛是同黨。如果放倒毛，清算毛的罪行，中國的現當局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官員將被清算，極權制度也將塌毀。因此要維護現政權與制度，就必需維護毛，保留毛的旗幟，塗抹篡改隱藏毛的罪行。
毛和中共的革命徹底摧毀了中國社會與文明，給中國帶來一系列的災難。如果中國要恢復文明，就要清算毛和中共的歷史，確立文明的正值，重建道義規範，如此中國才能建立有序社會。但是於中共，毛恰恰不能批，否定毛就是否定「新中國」，否定黨，否定一黨專政制度，因此毛像必需懸掛在天安門城樓。北師大實驗中學所編《輝煌90年》 紀念畫冊，將宋彬彬給毛戴袖章的圖片刊登其中，其意義與此是一致的。
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社會按照人文價值組構秩序，沒有正面的道義價值，文明社會也就無從組建。中國經濟飛躍，社會反而黑社會化，而且其趨勢越發嚴重。中共的幾十年的極權統治，不僅是殺戮殘害了數千萬人，也還在其顛覆了文明——消滅了道義、公正，乃至人們生活中常識性善惡道德。於是社會組構的綱常被絞斷，人群共生的基礎被摧毀。雖然，毛後中共放棄了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但是為了維護中共權力，毛符號黨符號依然壟斷意識價值，這套符號血跡斑斑，滿是謊言，是偽價值。而一個社會沒有道義規範與文明價值，必定是盛行叢林原則——厚黑說——的野蠻狀態。中國鋪天蓋地的貪污腐敗、造假、黑社會化就是必然的。強權與黑社會是一致的，它們是社會無序狀態下不同的暴力形式，而且它們將結為一體。而這種狀態最終將導致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崩潰，因為暴力和無信將成為全民的生存方式。
人之出性本善，這話有些空泛，但是人性確有道義與善的需求，有建立和修復文明的本性，這也就是文明所在的原因。即使是在最黑暗最殘酷的時代，人性良知也不會全然滅絕，比如林昭和遇羅克。八九運動本質上是否定極權統治，伸張道義訴求公正，要求重建文明的愛國運動，青年學生們代表了民族的希望與理想。可惜這場運動淹沒在鮮血中。八九之後，天安門母親群體在恐怖下對道義的不屈尋求，是民族良知與愛的代表；異議者、自由知識分子對於專制的批判對民主的呼籲；特別是維權運動興起，道義與公正落實為個人權益的訴求，公民正在生成。這些說明，中國人有良知，有道義訴求，他們可以依靠自己建立一個公正文明的中國。孫志剛事件、薩斯事件、太石村事件、廈門PX事件、黑磚窯事件等等，這些都是發自民間。如果沒有權力的障礙，中國將發生廣泛的重建道義，復歸文明的社會運動。但是由於權力的障礙，中國健康的道義力量遭打壓，而不能正常生長。中共壟斷了社會、話語和價值權利，即扼制了中國民族對文明的修復機制，他們剝奪民眾社會權利，控制言論，恐嚇、收買知識分子，打擊、監禁異議者、維權人士和反對派，他們扼制和打擊的對象正是重建中國道義規範不可缺少的力量。道義與公正從來就是在各方利益有效的對抗與平衡中方可建立的。經過長久的破壞和極權統治，中國道義的呼聲本來就是弱勢，而龐大的國家權力又操縱專制機器鎮壓異己，這就更致使中國道義規範無可建立。
宋彬彬當選「知名校友」是個文明價值顛倒的典型事例。為什麼北師大選知名校友，刷掉王友琴而取宋彬彬？王、宋二人的文明價值之差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一所著名學府卻斥前而媚後，這不是一孤立事件，其象徵性表明當今中國文明價值的顛倒。可以相信，如果沒有權力與政治的介入，北師大附中知名校友會選王友琴，而非宋彬彬。正是中國的權力和制度決定了此事件價值倒置，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極權對於文明的有害，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當今中國社會糟糕的人文狀況，由天安門城樓的畫像到六四，由黨報到小學生的課本。強暴者榮，赴義者辱，社會不糜爛不黑化，能如何？
人受價值觀念支配，社會也按照價值符號而組構，如果價值倒置，人性和社會最終將混亂乃至崩潰。人是有限的，權力也使有限的，極權者錯誤地相信權力什麼都可以操縱，可以任意所為，由經濟到法律，由言論到思想，由社會到人性，由歷史到價值，由真理到信仰，其實這是妄想。新中國的一系列災難都源此虛妄。毛操縱一切最終毀滅一切。文明根於人性，是人存在之必需，儘管諸文明相異不一，但其基本原則相通，恆久不變，它不是誰一時的創造，也不能由誰由哪一黨所控制，它是千百年來人類生存的共同經驗的積蓄與延續，是人存在之本 。宗教地說，它來於神；人文地說它是人世之永恆。強權下，指鹿為馬或許可以得逞，但人心不服，人們在接受的時候就開始反叛，隨時準備顛覆它；即使人們認知有限，一時被蒙蔽，但也不會長久，人畢竟要面對真實面對生存，尋求生的保障和價值，實現人性。所有反文明的政權都是短暫的。價值和公共符號體現群體共生的規則與經驗，不可以隨意操縱，即使古代專制帝王也需遵循傳統。權力操縱價值和公共符號是危險的，最終是摧毀社會和文明，也包括他們自己，極權的危險就是其摧毀文明，當代中國的連續災難就是證明。
中國要歸附文明，復建秩序，即要道義正名，這一關跳不過去，有此才有文明規則的建立。而做到此，中國政權就需要放棄對價值和公共符號的操縱壟斷，將之交還給社會和公眾，具體而言就是思想、言論、新聞、出版、教育自由，將其權利還與民間。試想，如果沒有權力干涉，由北師大附中的校友、師生自己評選「知名校友」，當選的會是王友琴還是宋彬彬？但是如果有權力的操縱和障礙，那麼其結果也就自然是顛倒的。明此，我們就清楚中國復建文明的結症何在。但是權力的本質就是膨脹——最大限度地追求統治，何況是極權政權，因此我們不能指望權力歸還道義，而需要我們秉持良知，面對真實，堅持不懈地為道義言說，為道義正名，為不公正說話。比如該宋彬彬事件，我們就需要抵制權力抵制對權力的諂媚，譴責紅衛兵暴行，維護受難者，捍衛道義原則。道義不屬於權力，它需要從權力那裡解放出來，恢復其神聖尊嚴，成為人們共同生活的準則。道義本身就包含對蠻橫、暴行和強權的抵抗，它是富有勇氣的抗爭。並且，我們也不要指望中國當局會主動將思想、言論、新聞、出版、教育的權利歸還予民，自由權利的獲得只能來奮爭，民間要有足夠的力量和壓力，這是一個與政權博弈過程。在中國 只有獲得新聞、言論自由，重建社會道義才有可能，道義需要輿論和民眾認同方可確立。
六
嚴格地說，重建道義首先是知識者的責任，知識者的責任是良知，在本質上知識者是文明的祭司，歷史上知識者由祭司演化而來。遺憾的是49年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整體上已經被消滅了，他們早已淪為權力的僕役和工具。現在中國有不少獨立優秀的知識者個人，但是沒有一個承付民族良知與命運的知識階層，中國文明的毀滅與中國知識階級的被消滅是一致的。北師大附中「知名校友」事件折射出當今中國知識階級與權力的曖昧關係，也顯現了他們的卑微與屈辱，這是中國民族的悲哀。在一定程度上說，中國文明的復興取決於知識者的獨立與盡職——分立於權力而忠實於良知。中國需要完成一次知識者與權力的分立，良知、道義與權力的分立。中國知識者只有在承載文明的命運、道義與良知中才能重新站立，才能重新獲得他們的人格與尊嚴。
2008年2月於 伊薩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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