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去第二次的地方

雖然經常在達蘭薩拉自由地到處遊逛，但有一個地方是我去過一次，不敢再去第二次的。

那是達蘭薩拉的新難民接待中心。據說達賴喇嘛用他諾貝爾和平獎的一部份獎金資助這個部門，以使剛剛翻越雪山逃亡過來人生地不熟、食宿無著的藏人有一個暫時憩息的地方。

接待站的工作人員翻開記事簿，平靜地向我介紹說：從今年1月到3月初，從西藏跑來的藏人是745個，其中60%是來上學的青少年，30%是僧尼，其他是來看望孩子和來朝聖的。此外有五個孩子在翻越雪山時凍死了，有七、八個要作截肢手術。

我的眼淚唰地流下來，用紙巾捂住臉不客氣地質問：“為什麼流亡政府不想辦法告訴自己的人民、讓那麼小的孩子翻越雪山是危險的？”

他們向我解釋說，西藏流亡政府經年不斷地通過《美國之音》、《西藏之聲》的電臺向人民呼籲不要過來，並告訴他們什麼時候有雪雹。但是電臺被中共干擾，很多藏人收不到。即使大家都知道危險，還是要把孩子送過來讀書。因為，在西藏有些農區、牧區，學校發不出工資，老師都跑掉了。有的地方還有學上，但孩子也不能學習自己民族的語言和宗教。所以，家長不得不把孩子送過來。

由於路途上好走的地方被中國軍隊把守住了，他們只好走偏僻險峻無人煙的山路。如果碰上暴風雪，一個也逃不出來。有的人死了也沒人知道。去年外國人在雪山上拍照，就拍到許多凍死的無名藏人屍首。

在接待站的大通鋪上，有兩個三、五歲的孩子，臉上帶著兩坨高原紅依偎在媽媽身邊。我親了親他們的小臉頰──幸運地逃過劫難的孩子！

後來我參觀了西藏兒童村。那是1960年達賴喇嘛的母親剛逃亡到印度的兩周後，就為解決許多失去父母的孤兒的撫養問題開始籌建的。我在小學校的教室裏和聽課的孩子們合影，給那些從西藏內地來的藏族婦女和她們的孩子拍母子照。她們忍受不住骨肉分離的痛苦，一年一度偷偷輾轉它國，跑到達蘭薩拉來探望在此就學的孩子。

兒童村是達蘭薩拉最漂亮的地方之一。它實行的是類似共產主義的供給制：窮人的孩子不須付任何費用，接受的是最完整的教育──既是適應世界的，又是民族的。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不管流亡政府怎樣拮据，流亡的成人怎樣清苦，他們無論如何也要給自己的孩子一個幸福的童年。所以西藏的藏人不論貧富，都不顧一切地把孩子送過來就學，然後自己含著眼淚又偷偷地回去。

我在接待站隨便採訪了幾個藏人。他們談到西藏農、牧區現在一年不如一年，中共強迫他們交納重稅和各種攤派，生計愈加艱難；談到中共強迫僧尼說達賴喇嘛的壞話，西藏已經沒有一個安靜的地方讓他們修行；談到與他們同行的和尚被尼泊爾員警抓住打斷了腿……

我本來說好下次再去新難民接待站做一次採訪，但卻再也不曾踏進那個大門。人類的本性是逃避令自己痛苦的東西。我的心遠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剛強。聽說一些外國人到接待站看了看那幾十人共睡的大通鋪，看了看經歷受凍受餓的旅程、新逃亡出來的憔悴的、患病的、傷殘的藏人，他們往往簽上一張支票（這往往使新難民接待站的食堂有難得的開葷機會），就默默地離開。

而我只有眼淚和作為一個無能為力的漢人的內疚。唯一能做的，是要求大赦國際組織派人去做一次專門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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