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日訊】台島的選舉目前比較敏感，在紙媒上難以公開討論。但是我想目前大陸當政者力挺傳統文化，來彰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擔負者的偉大形象。那麼是不是中國國情、中國傳統就一定和民主自由有牴觸呢？看看台灣其實就知道了。

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確實有一些已和現代普世價值格格不入的東西，那麼中世紀西方基督教何嘗沒這類東西？一種偉大的文化是有內部的調整機制的，所謂「苟日新，日日新」，溫氏不也引用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麼？

維新，應該是舊瓶裝新舊，可惜我們折騰多少年，是新瓶裝舊酒。包裝的名詞變化最快也最多，可裡面的內核堅硬無比。

上世紀80年代，隨著堅冰的融化，湘中農村彷彿一夜間冒出了許多沉睡多年的事物，鄉民熱衷於修家譜、修祖墳、舞龍燈，還有請人用大紅紙給堂屋寫「家仙」，即本宗歷代考妣的神主位。──這類事物在之前的幾十年，被當成「封建迷信」而被強行掃進垃圾堆。家仙的對聯多是：「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橫批多是「慎終追遠」、「清白家風」之類。

那時候尚年幼的我不懂得這些平常漢字中隱含的文化信息，什麼是「家風」？年歲稍長，知道中國人特別還用「風」、「氣」這兩個字。弔唁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說他「風範長存」；譴責一個不肖子弟常說他「敗壞門風」；入一地必先瞭解當地之風俗；《詩經》的時代，諸國林立，《國風》中各國之風不同，如鄭風奔放，秦風悲涼、豳風質樸。

這人世間的風，看不見摸不著，卻實在地存在著，作用著。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這也許就是現代人常說的文化的力量。最近，台灣島的「大選」完成了，從當選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身上，可看出普世的價值和傳統文化能很好地交融在一個人的身上。

馬先生沐浴了多年的歐風美雨，他獲得過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身上有典型的法律人特質：辦事重規則，思維和表達嚴密而有條理。但他的言談舉止一點不像洋人，而有傳統中國士人的風度，是個溫文爾雅的謙謙君子。這要歸功於其父馬鶴凌的教導，生長在湖南湘潭、衡陽兩地的馬鶴凌先生，身上有濃烈的湘人氣質：耿直堅韌，有強烈的家國意識。他用曾國藩教導兒女的方式對馬英九施教，他常用曾氏兩句名言訓勉馬英九：「唯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唯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關鍵時刻他鼓勵馬英九出來競選公職，理由是「國家社會的需要，是無法推卸的責任。」在台灣政壇，多年來稱馬英九為「小湖南」，另外一位被稱為「大湖南」的是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生，其父宋達將軍和馬鶴凌是湘潭老鄉，他教導兒子也是傳統的儒家方式，宋楚瑜和馬英九一樣曾留學美洲大陸。宋楚瑜隨父母遷台時才七歲，馬英九至今未踏上過三湘大地。台灣有一位堪稱女中豪傑的作家龍應台，祖籍衡山，她比馬英九還小兩歲。這三人行事風格，我們能看到崇尚民主與法治的現代精神，但他們身上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湖湘文化的影響，都是那般的明顯。近六十年的時間距離，湖南和台島迢迢數千里的地理距離，都沒能使他們身上的湖湘精神消亡，文化的生命力是何等的頑強。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這塊古老大陸的人，曾是多麼惶惑，以為傳統文明和西方文明是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但從馬、宋、龍三人可看出，不論東西方，優秀的文化是存在著交集的，是有共同的終極目標的，完全可以融於一族、一地和一人。其實早在近一百年前，湖南的一位先賢宋教仁先生就證明這一點。宋教仁是那個時代對憲政最為熟悉的政治家，他曾如此對黨內同志說：「我們要在國會裡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最後他用選票而非槍炮打敗了袁世凱，可在多數國人崇尚槍炮的百年前，他太超前太孤獨，終於死在槍下。宋教仁行事之風格，俠義大氣堅忍不拔，典型的傳統湖南士人形象。

民國時著名的女作家、湖南新化籍的謝冰瑩晚年客居美國舊金山，出過一本散文集，名為《湖南的風》，寄託鄉思。湖南的風，能拂過海峽，陶冶馬英九、宋楚瑜、龍應台這些湖湘兒女，可瀟湘風的源地，現今的狀況如何呢？馬、宋、龍三先生的父輩，在一個甲子前那場政治大角逐中，是落敗者，所以不得不離鄉，可在保存湖湘文化的真精神方面，不能不承認他們較之於當年的勝利者，更為成功。

短時間看，槍炮比文化管用；而長時間來看，文化的力量勝於槍炮。

──轉自《十年砍柴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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