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7日訊】任何一種國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國情。但是，中國國情特殊不是盲目排斥西方政治文明成果的借口。當年的馬克思主義也不是為中國量身定做的，既然馬克思主義能夠和中國國情結合起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為什麼三權分立就不能和中國國情結合起來以解決腐敗和濫用權力的現實問題呢？

我認為，所謂中國國情特殊，主要特殊在中國面臨的很多約束條件和西方國家可能不一樣，包括資源、制度、文化、法律等方面的約束。具體而言，我們國家的「特殊國情」主要體現三個方面的約束，第一類約束條件是歷史形成的，比如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比較缺乏人權、自由、平等和法治的觀念；第二類是我們國家法治還很不健全，法律還不能用來有效地約束權力，權大於法、立法不公、執法不嚴的現象很普遍；第三類是由於居於主導地位的官僚集團不願意放棄威權，放棄既得利益。這三個約束構成了中國的「特殊國情」。這就是說不是三權分立制度本身不適合中國國情，而是使三權分立制度能有效運作的基礎條件還不具備。比如，有人偏好一味地抓權，而你對他一點制約的辦法都沒有，你能夠把他手中的權力分割開嗎？如果袁世凱開明一點不企圖做「終身總統」而是按照民主的遊戲規則和孫中山、宋教仁用選票定勝負，那麼中國以三權分立（應該說是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為基礎的共和憲政制度架構不就可以穩定地建立起來嗎？如果國共兩黨在抗戰勝利後能夠以民族大義為重，拋棄黨派私利，擱置政治分歧，自覺交出各自的軍隊，真心誠意地坐下來談判，和民主黨派一起協商制定共和憲法，並在此基礎上組建一個聯合政府，中國也許就能夠抓住這一歷史契機建立起憲政政體實現共和之夢。但我們的文化基因裡好像天然就潛藏著「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毛澤東有句名言是「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天無二日、人無二主」、「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思想意識根深蒂固，似乎從來就不懂得學會妥協，而妥協正是民主的必需要素。是的，我們需要補得東西太多了。因此，我們需要迎頭趕上，以開放的胸懷積極創設條件以容納得下現代世界先進政治文明成果和經驗，而不是死守著老祖宗的教條不放，故步自封、自我殭化、停滯不前，想當然地排斥這些先進文明成果和治理經驗。

我們可以說，既然「資產階級」成功地依靠議會民主、三權分立的制度設計解決腐敗和濫用權力問題是為克服和緩和社會矛盾，逃避了被推翻和被專制的命運，但是，畢竟解決了問題啊。那麼，這些辦法「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可以用來預防專制主義預防本階級內部產生獨裁統治者，為什麼代表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不能採用呢？不能因為是「資產階級」發明的方法，我們就不能用，這就好比說，強盜發明了刀，用刀去殺人（假定西方人都是強盜），我們也可以用刀來切菜啊，難道因為強盜用刀殺過人，我們就不敢用來切菜了嗎？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常識。其實，人們也清楚，「特殊國情」不過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維護自身利益排斥革新的擋箭牌而已。是的，請不要老拿「特殊國情」來做掩護！(//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