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4日訊】在《中國亂象源自政體「四不像」》一文中，我蜻蜓點水談到「總拿『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大帽子嚇人，不會讓中國走向復興，相反只會讓中國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今將此語加以引伸，進一步闡述以言治罪將把國家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之內在關聯。

我們首先來看為何在某些國家或朝代裡，會有以言治罪的存在？究其根源，我認為不外是兩種：一.掌權者認為某人言論對其利益、形象、權力根基造成已然或潛在傷害，為避免「傷情」加重，於是以言治罪，藉以達到令對方「閉嘴」並「殺雞儆猴」之目的；二.秀才與兵痞論理，秀才試圖以真理折服人心，兵痞試圖以聲高壓服人心，兵痞漸處下風，於是惱羞成怒，掄起「治罪」的槍托與對方「論理」。

上述的前一種狀況屬於自覺遭受傷害型，可能自我感覺遭受了某種語言暴力，於是以治罪的方式，給對方施以自認為正確或必要的懲罰，換言之，也就是通過把對方打入牢籠或實施別種迫害之類的行為暴力，來平息原本屬於語言層面的紛爭，以便讓自己佔據「勝利」和「道德」的制高點。行為暴力帶給世人的傷害遠勝於語言暴力，這當屬黃口小兒也識得之常識。言者停留在語言層面的行為既無法用秤桿稱，也無法用尺子量。「言」構成的傷害虛無縹緲，「罪」構成的傷害真實具體。比如胡佳，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便意味著這三年半的時間裏，不但胡佳本人失去了自由，他的家人也將經受三年半的煎熬。不過是寫了幾篇文章而已，一個家庭就此淒風苦雨！

後一種狀況屬於胳膊粗大型。秀才要與兵痞論理，兵痞壓根就沒準備與你論理，人家比的不是誰的理由更充分，更經得起世人、歷史和良知的檢閱，而是比誰的胳膊更粗，誰的槍桿更硬。秀才幻想兵痞也是可以被教化的，兵痞幻想秀才同樣能被蠻力征服，「雞同鴨講」，南轅北轍，兵痞失去耐心和矜持，單方面拋開論理的基本規則。秀才找錯了論理的對象，於是遭罪難免。

以言治罪不論屬於何種情形，均呈現蠻橫、虛弱、耍賴、不講道理、小題大做、缺乏胸懷等固有印記，且難逃迫害嫌疑。加之以言治罪是以國家權力和「法制」的面目出現的，這就難免讓國家權力和法制建設的臉面顯得不太好看。真理和謬論的區別在於真理具有普世價值，能夠深入人心贏得人心，而謬論縱使反覆播放，在人們的思想體系內也將被自然淘汰。在現代社會裏，以言治罪純屬多餘，君不見在民主國家，公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國家權力尊重人們的自我選擇和判斷。

以言治罪的別稱是禁止發言。以言治罪是一種搶奪麥克風的行為，是一種害怕人說話的行為，是一種間接承認對方所說的是真理並肯定對方影響力的行為，也是一種不被文明世界所接受的野蠻行為。在封建社會裏，文字獄大行其道；在民主國家裏，文字獄絕無市場。文字獄繁衍的土壤專制元素居多，民主元素缺稀。一個國家是否還在以言治罪，是這個國家正在走向文明或蠻荒的重要分野。

「沒有任何人能威脅一個國家，除非所有人都是他的同謀」（愛德華．R．穆諾語）。然而，我們卻驚訝地看到，公權近年正不斷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樣一頂大帽子甩得滿天飛。我認為這是公權力對公民不夠信任的一種表現，也高估了「言」的影響力和破壞力。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中國公民是愛國的，並無「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之心，有些男女之所以愛說話，無非是希望國家更加完善和強大。不分青紅皂白以言治罪，極易對民間的愛國情懷造成潛在的傷害和蹂躪。

胡佳主張基本人權，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楊春林主張「要人權不要奧運」，同樣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某天哪位公民朝天打了一個噴嚏，是否也會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人權≠國家政權，人權和國家政權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張冠李戴，顯系偷換概念。我們的國家政權到底是什麼？難道國人哪怕被欺凌、被掠奪、被殺戮、被奴役，也唯唯諾諾，決不主張自己的權利，就是在維護國家政權？胡適先生說過：「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以言治罪到如此氾濫的地步，適得其反，動搖的是人們對法制和國家權力的信任。

廖沫沙挽鄧拓詩有云：「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奸佞覆乾坤」。環視古今中外，我就沒有看到哪個國家的政權是被「言」給「煽動顛覆」了的。杯弓蛇影以言治罪，是作孽，更是笑柄。「昔時贏政試圖用焚書的手段來愚化民眾，豈料權力根基反而被自我毀壞，並落得千古罵名。對言者如臨大敵，何其荒唐可笑！看看當年焚書坑儒的結果——『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覆滅強秦的項羽、劉邦等人，並不屬於『譏議朝政、蠱惑民心』的讀書人之列啊！」（見《廖祖笙：黑惡勢力＝國家政權？》）

當有形和無形的以言治罪若荒草一般蔓生時，國家將被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便也不再是危言聳聽。在社會大轉型時期，隨著貧富差距的無限拉大，以及法制建設和民主建設的步伐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各種社會矛盾顯得日趨尖銳化和公開化，這之間極需有一個緩衝地帶以及公共對話平台，也需要有一個舒緩社會情緒的出口，應給人們以各抒己見甚至是「罵爹罵娘」的權利和自由。而以言治罪，卻破壞了這種社會緩衝，給整個社會造成了隨時可能噴薄而出的高壓。

各種社會問題需要得到有效解決，也需要多方面的社會觀察窗口，並集思廣益，給社會成員以足夠寬鬆的為社會建言的平台。總靠了管理層盲人摸象，大而化之出台某些政策，不可能解決得了所有的社會問題吧？而以言治罪，給公眾帶來的是「引以為戒」的心理暗示，是在人為製造戰戰兢兢，這在一定程度上便也拒絕了群策群力，使某些社會問題更加解決無望。國家這艘大船航行在時代變革的大海上，多一個觀察員總比少一個觀察員要好。當國家的這艘大船快要觸礁時，也無人及時指出，那麼接下來將要發生什麼，便也不言而喻。

國人在遭受了巨大的不公或創傷時，能夠以言說的方式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至少說明國人的素質如今有所提高，對國家和社會有所期待，這是一種保持克制和文明表達訴求的體現。而以言治罪，究其實質乃行為暴力，一方面自我堵塞了官民和解的通道，一方面也在向公眾進行行為暴力的示範，構成潛在的「誰的胳膊粗，誰就掌握著絕對真理，誰就可以為所欲為」的心理灌輸，從而導致公眾對社會改良產生幻滅，進而崇尚暴力甚而選擇暴力。如此，必給社會埋下巨大隱患，當隱患達到極限時，輪迴就會出現，流血不會停止！這種結果，是官方和民間所想要的嗎？

在這裡，我還是要重複我在《中國亂象源自政體「四不像」》講過的那段話——

總拿「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大帽子嚇人，不會讓中國走向復興，相反只會讓中國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振興中華，人人有責，國家權力倘使懂得集思廣益，首先就須尊重人權，決不肯輕易去傷害任何一顆赤子之心！世上從來就不存在盡善盡美的政體，一個胸襟寬闊並懂得自我完善的政體，不會自毀名節以言治罪，不會自甘墮落到連「文景之治」也不如，它會自覺從善意的批評中吸取有益的養分，使一個政體更加貼近於人民。「真理之川從他的錯誤之溝渠中流過」（泰戈爾《飛鳥集》），一個成熟的政體，是能夠勇於面對錯誤，並及時修正錯誤的。冷眼旁觀眼前的某些亂象，恕我直言：迫害赤子，不仁不智，無益，當止！

2008-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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