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3日訊】嘎瑪（化名）是雅江縣西俄洛鄉的農民。在嘎瑪所在的這個村子裡，過去偷盜、搶劫都有發生。80％的男人吸煙、酗酒、鬥毆、殺生、賭博。不過在傳統上，每年有15天是要請喇嘛到村裡來講經傳法的。自從請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來村裡講經之後，他在法會上每一次都苦口婆心地規勸村民戒除上述種種惡習，老百姓因為很敬仰他，都聽從他的話，發誓改正。他們都習慣叫他大喇嘛。

嘎瑪過去打架出了名，九三年他在大喇嘛的法會上發誓再不打架，如今他一說起用刀砍過別人就十分後悔。

這一帶有很多漢地來的木匠在這裡幹木工活。最多的是從四川雅安來的，所以這些木匠都叫做雅安木匠。雅安木匠幹完活，有的藏族家不給付工錢，大喇嘛知道了就自己掏錢給木匠，這樣有不少漢人也很信奉他。

嘎瑪的朋友曲扎（化名）過去喜歡賭博，很厲害，後來也是在大喇嘛跟前發誓戒掉了。

2000年6月，丹增德勒仁波切悄悄地出走了，這是他第二次出走。之所以出走，據說是犯了三個錯誤：一是觸犯了林業局。林業局因為大肆砍伐森林，把國營林都砍完了，於是就來砍伐集體林和自營林，激起了當地百姓的不滿，仁波切便出面阻攔林業局的行為，因而遭致懷恨。二是自辦學校。仁波切辦了兩年多的和平小學並沒有得到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屬於擅自行為，影響很不好。三是他在鄉下修建唸經堂，也是屬於違反政策法規行為。

仁波切出走前夕，州國安局有關人員到雅江把他叫去談話，談了兩天，態度很惡劣，然後在一份羅列了一堆罪證的材料上讓他簽名，其實就是按手印。若不按手印就不讓他走。不久，仁波切接到從州國安局打來的電話，要他第二天就去州府康定，不能帶隨從，對外就說是去康定看病。仁波切心裏很不安，他聯想到他身邊的一個扎巴（僧人）有一次就是在雅江的大街上被陌生人叫去辦事，結果卻是被關進了監獄，幾個月後才釋放，因此仁波切下了秘密出走的決心。臨行前他留下了幾十盤錄音磁帶，給每一個村子都留了一盤，告訴村民他不會去更遠的地方，只是在附近呆一段時間就會回來。

仁波切走後，老百姓都很難過，很多人放聲大哭。他們都很氣憤，表示願意為仁波切做任何事情。各村各鄉聯名寫信，準備上訪告狀，為仁波切討公道。嘎瑪和曲扎都說，我們要上縣裡頭，上州里頭，上省裡頭，再不行，我們上北京。我們要問個清楚，我們這麼好的仁波切為什麼要這樣子對他？！

果然，這些來自康地農牧區的藏人們最後一直上訪到了北京。他們用自己並不流利的漢話向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員們陳述他們的仁波切的每一樣好，最終被告以將會對仁波切有個正確的結論。他們很高興地帶著官員們印有鮮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名片返回了家鄉。似乎確實有效果，不久，有縣裡官員代話來說，轉告活佛不必再躲藏了，他可以回來，政府不會對他怎麼樣。

於是，似乎就這樣不了了之了。在出走將近半年之後的一個平常的日子，丹增德勒仁波切悄悄地回到了他建在縣城的一個山坡上的房子裡，那裏有他唸經修法的佛堂，有小小的可以讓他休息的房間。老百姓知道他們的仁波切回來了，都趕來看他，像嘎瑪、曲扎這樣身形驃悍的康巴漢子竟哭得跟小孩子一樣。

2001年的夏天，仁波切的母親去世了。不久當我在藏地旅行，途經雅江專程拜訪仁波切時，自幼喪父的仁波切難過地告訴我：「我的媽媽苦啊。我的媽媽死了，我要為她閉關一年，每天唸經修法。」還給了我100元，請我回到拉薩之後，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跟前的金燈裡添加酥油。

人們都以為仁波切沒事了。而且仁波切天天不出門，關在屋子裡一心一意地唸經修法，也不蓋廟子，也不辦學校，應該是沒事了，可是誰也想不到，就在2002年4月7日，他還是被政府派來的公安人員抓住了。一起抓走的還有他身邊的四個扎巴，如今到底被關在何處誰也不知道。

這一次的罪名太大了，據說是跟年前在成都天府廣場上發生的爆炸有關。說是當時爆炸發生之後，警察就在人群中抓到了一個藏族人，而這個藏族人恰巧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身邊為他幹過活，因此，這個爆炸案被認為是仁波切指使和安排的，也因此，理所當然地，這一次就要抓仁波切了，他再也跑不脫了。

這一次，嘎瑪和曲扎他們怎麼辦呢？

（2002年12月 唯色寫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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